今天上午，收到友人自沪上代购的光绪刻本《乐律考》，看到封面和扉页上都钤有朱文方印“瞿竟成”，不禁惊呼起来。书是普通书，人亦非名人，惊呼只为不可思议的巧合。

至少十七八年前，曾在网上买到一张旧画像，完全是旧时乡间遗像的画法，逼真而有些阴森，上有从右往左的题耑“瞿镜翁六十八岁小影”，后为小字“一九五四年冬蔡观明题”，钤“贞冥”白文方印。左侧有墨书两竖行：“识君四十年，发斑未全素。画手为传神，温温见风度。镜翁以小影属题字，并系俚句。观明。”下钤“蔡”白文方印。瞿镜翁，不知何许人。我买它是冲着蔡观明（1894—1970），这位一度活跃在南通本地及上海的乡贤。如今还有人提起他，多半是因为费范九、钱基博与他交往颇多，还有就是他的笔名“孤桐”与章士钊“撞车”，害得《章士钊全集》误收了一些篇目。后来我翻过他的《孤桐馆诗文》（南通市文联，2008.9），这首应酬性质的题诗不在其中，合情合理。

既然“镜翁以小影属题字”，“小影”自然不是什么遗像，然而的确没有欣赏价值，遂随手置之箧中。偶与友人赵鹏提及，他说，“瞿镜翁”是一位本地的老辈瞿镜人先生（1887—1964.1）。正好当时南通市政协印了一部厚厚的《南通掌故》（2004.12），收录的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协老先生们写的短文，瞿、蔡二人俱在其中。清点了一下，瞿镜人写了三十四篇，约一万两千字。开头他还写写地名、风俗、事件，后面几乎就全以地方人物为写作对象，而提得最多的自然是近代以来绕不过去的张謇、范当世。他是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近蒙友人出示省政协存档的一批手稿，内有他交去的十篇人物掌故，大部分已见于《南通掌故》。

我对瞿镜人的家世有所了解，是通过掌故家瞿兑之（1894—1973）的《赠南通瞿君诗序》（《补书堂文录》卷二）：

南通濒江接海，其人兼有刚朴文明之懿，于吾宗镜人徵之而信。丁亥之夏，流寓上海，镜人自其里中寄诗相讯，情旨肫恻，已心仪之。其明年，江南北诸君子出先公门者，相约为怀超之社，镜人渡江来与会，始获相见。诗酒之馀，出示先世传略，更由是知其根氐。盖其大父晓岩先生，讳长胜，为邑名诸生，以宋儒之学化后进。父少岩先生，讳渊，承其家学，中式同治六年乡试举人，六试礼部不遇，益致力于宗族里闾之义举，手创精进书院，兼倡汉宋学。后就官赣榆县学训导，以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卒官。丈夫子二，长庆祥，附生，镜人其次也。吾瞿氏枝叶，分布四方，籍常熟者尤光远有耀。镜人之先，即自常熟迁南通金沙场，隶卫籍，十数传乃舍其业，迁馀西场。晚近宇内播荡，罕能宁居，镜人与余皆流转困钓，故于先世事恒泯没是愳。镜人之心，余能度之，知其欲有一言以彰潜德，然吾辈东西南北之人，欲笃守而慎传之于后，其安可必邪？他年之治志弃谱牒者万一得而存之，则镜人之志也，非余所敢望也。既答君诗，复序其会合踪迹，兼美君之有所受于其先。

文中叙述瞿镜人的家世，材料当来自瞿镜人本人；且记叙了彼此的渊源：论远祖，皆是“瞿氏枝叶”，近则是瞿镜人于丁亥（1947）“寄诗相讯”，次年渡江至沪上，参与怀超社之会。这当然还是一篇应酬之作，但在“宇内播荡”“流转困钓”之际，“镜人之心，余能度之”，多少寄托了作者的感慨与情谊。

怀超社是为怀念瞿兑之的父亲瞿鸿禨（1850—1918）而创，至一九五〇年，两年间凡二十五集，瞿镜人只是偶尔与会，不知算不算正式成员。社中有他的同乡、故交孙儆（1866—1952），抗战期间，他们还同是以旅沪南通人为主体的剪淞社（历史上不止这一个剪淞社，但显然都典出杜诗“剪取吴淞半江水”）成员。近年来，孙儆、冯雄（1900—1968）翁婿的《孙儆诗稿》（学苑出版社，2022.5）、《冯雄诗词集》（学苑出版社，2020.7）已由常州李昭文辑注出版，瞿镜人正是酬唱中不时出现的名字。

目前所见瞿镜人的大部分材料，都关乎诗词。光绪三十三年（1907），流寓南通的朝鲜诗人金沧江（1850—1927）刊《申紫霞诗集》，列出赠送的十六人名单，瞿镜人即在其中。他曾为厦门诗人黄松鹤（1909—1988）《煮梦庐词草》卷首题词，又赠诗给上海诗人沈瘦东（1888—1970）。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沈氏《瓶粟斋诗话四编》更为他留下了难得的生平记录：“镜人少攻博士业，行欲售矣，光绪乙巳学使先校士，江南试事未毕而停止科举之诏下，江北诸学遂向隅，镜人年老犹为学校教师云。”在废科举的时代变革中，他是被牺牲掉的一粒尘埃。《自修》杂志上连续发表过他的古文赏析文章（1939—1941），总算留下执教生涯的些微痕迹。

抗战期间，瞿镜人请人画了《瞿园图》，孙儆尝为之题诗。这像他的趣味，就如同以画像请蔡观明题诗一样。只不过到了一九五四年的南通，恐怕再也找不到像样的人物画家了。拍照片，应该不难，然而他还是选择了画像，甚至不惜动用民间的遗像画师。以遗像风的画像征题，其个性亦可谓奇特。

一九五〇年起的十余载里，结社酬唱有些不合时宜了，但仍有一部分文人固执而低调地持续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学者吴宓（1894—1978）在日记中留下了晚岁瞿镜人的身影：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九日上午，吴宓“函周邦式，寄示瞿镜人诗及函”；次年一月七日晚，“读休宁戴穀孙（1878—1933）《穀孙诗话》，瞿镜人先生等印（1955）赠者也”；次日：“总复周邦式1961十二月十二日、十五晚诗函，寄去瞿镜人《野菊》及《杨花》原诗，并瞿老十二月十五日解释其诗之复宓长函。”刊印友人的《诗话》，与诗友交流诗作，他的生活重心倒是一以贯之，好像不曾受外界侵扰。

民国时期，旧习日衰，许多人为求便利，纷纷改以字行。看到两本旧书里，记载瞿镜人名“竟成”。《乐律考》竟是他的故物，到手之前我丝毫不知。“会合踪迹”，一遇再逢。

壬寅七夕后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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