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先生曾在上海浦东中学求学。可遗憾的是网上搜一下关于浦东中学的校史介绍，著名校友中提到胡也频等文人，没有提到卞之琳，笔者姑且补阙。

卞之琳在江苏海门中学读初中，遇学潮，转学至启秀初级中学、三益中学，在懵懂少年时期，他早早地接触到新文学，国文老师杨宗时介绍了鲁迅的《呐喊》，卞之琳邮购到《志摩的诗》初版线装本，他后来在《徐志摩诗重读志感》中说：“这在我读新诗的经历中，是介乎《女神》和《死水》之间的一大振奋。”初三时英文课本就选有《莎士比亚故事集》，这些都是他的文学启蒙。他可谓少年诗人，初中二年级时写的几首小诗就被收入上海出版的《学生文艺丛刊》。

1927年夏，卞之琳坐船从海门渡江来到上海很有名气的私立浦东中学，该校由一代营造业宗师杨斯盛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捐资兴办。杨盛清是一位很有眼光和胸怀的民族企业家，懂得教育对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意义。这所学校成了浦东地区的第一所中学，是近代上海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完全中学，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美誉。该校聘请的老师都由校长严格挑选，包括外籍教师。我在卞之琳先生的外甥施祖辉老师家曾看到一本校友录（上图），只有巴掌大，封面已失落，纸页发黄，但里面的字和图像清晰可见。开页是教务主任李石生题字“浦东中学第十一届高六级级友录”，然后是目录，包含“序”、“本级职员”、“本刊职员”、“校主遗像”、“程故校长遗像”、“张代理校长像”、“李教务主任像”、“本级级友全体摄影”、“本级旅杭参观团摄影”、“级友”、“教职员通讯录”、“本级级友通讯录”。校友录上面清晰地印着“校主杨公斯盛遗像”。接下来是“本级职员”目录，正级长周怀璸君，副级长杨祖绳君，等等，每个人的名字后都加“君”字，以示尊敬。再下面就是学生名单，从级友通讯录和照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他们这一级总共43人，排列顺序有说明，“级友姓名先后系依照王云五先生发明之四角号码排列”，这样排下来，卞之琳排第三。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序”中有交代，“本级同仁，负笈来自四方：北自长白之东，南极琼州之南。数千里外，萍水相逢；聚首一堂，识荆恨晚。方期朝夕磋磨，共作他山之助；奈何白驹易逝，刹那又赋别离。‘相见时难别亦难’，有令人不胜悲感者、从此骊歌一曲，男儿歌志四方；阳关三叠，后会难期何日。爰是有级友录之刊焉：集同仁之小影，而各为之传，毋谦，毋夸，俾得其‘真’。他日攀荆倾盖，展卷言欢，当添无穷乐趣；即闲来披阅，亦可减去不少离愁。末附通讯录，用作鱼雁传递之助。是同仁虽别，而精神常聚也。”序的落款是“新安石声金经昌”，这本小册子相当于今天的毕业纪念册。第15页上印有卞之琳的肖像以及他的英文名字Chih-lin Pien,那时没有汉语拼音，自然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按照拼音来写英文名，这个英文名一直沿用到他终身。然后是卞之琳的“自志”，即自述，“之琳，现籍江苏海门，卒业于三益初中后，来浦校忽忽两载”（下图）。之所以写“忽忽两载”，是因为该学校高中学制三年，他入学时插入高一下学期，1929年夏又提前半年毕业，实际读高中两年。学校分文科班和理科班，卞之琳读的是文科班。学校实行学分制，高中习满150分为毕业。凡提前习满毕业学分者，即可提前毕业。可见，卞之琳聪慧过人，提前完成了学业。

当时的浦东中学除国文外全用英文课本，也有外籍教师讲授，严格的英语教学为他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卞之琳选修了莎士比亚戏剧课，读了原版的《威尼斯商人》，这是他的莎士比亚启蒙教育。而这种子后来发芽成长，长成了参天大树——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了中国著名的莎学家，翻译了莎翁四大悲剧，著有《莎士比亚悲剧论痕》，是中国莎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在浦东中学，他还试译英国湖畔派诗人柯尔律治的一千多行叙事诗《古舟子咏》，这是他文学翻译的起步。后来得益于北京大学的深造，他逐步成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翻译了约翰·多恩、本·琼孙、约翰·弥尔顿、约翰·德莱顿、蒲伯、萨缪尔·约翰孙、布雷克、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丁尼生、白朗宁、叶芝、托马斯·艾略特、奥顿、波德莱尔、马拉美、魏尔伦、瓦雷里等诗人的作品。

在浦东中学，卞之琳贪婪地阅读群书。浦东中学硬件非常好，有丰富的藏书，据《上海市地方志》载：“建成于民国十二年的浦东中学图书馆，至民国二十一年，藏书达2万余册。”在《人与诗：忆旧说新》中卞之琳自述：他看了鲁迅主编的《奔流》和徐志摩主编的《新月》，也读过废名的一些早期短篇小说，对新文学由好奇新鲜而转为投身其中。

在浦中，卞之琳开始创作。有一次他散步到市郊，看到墙上贴的止哭平安符，“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心有所感，创作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夜正深》，后经过修改润色，用笔名“季陵”发表于1931年9月9日《华北日报·副刊》第588号上。当时的主编是杨晦，他是我国早期的莎学专家。

至于卞之琳先生怎么想起离开家乡海门汤家镇到上海浦东上学——要知道当时隔着长江，交通十分不便——这至今是一个谜，但校友录的发现使我们找到蛛丝马迹，这年级中连卞之琳总共三个海门人，还有一个是启东人陈士俊，启东与海门汤家镇紧挨着，该生曾在启秀初中读书，或与卞之琳是初中同学。据此推测，可能那三个先去，卞之琳后来听说好，于是去插班了。也有另一种可能，他父亲既是读书人，开私塾，又继承家业管理染坊，时常去上海。卞之琳回忆说在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他随父亲去上海，在商务印书馆购得儿童读物《环游地球记》与冰心的诗集《繁星》。他说“这是我生平买的第一本新诗，也是从此我才开始对新诗发生了兴趣”。他父亲听说过浦东中学闻名遐迩，于是送儿子去读书。当然，这些都是猜测。

在浦东中学求学期间正值“四一二”事件爆发，革命被扼杀在血泊中。卞之琳自述，同许多青年一样，他“悲愤之余，也抱了幻灭感”。在浦中，他受到进步学生、后来成为著名逻辑学、哲学专家马特的影响，读过一点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思想》杂志。当然，由于还是个中学生，对深刻的思想只是一知半解，但至少他开始接触进步思想了。这也为他后来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作了铺垫。

1929年夏卞之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大英文系，但因为家境衰落，差点无法入学，幸亏他的母亲变卖了首饰、细软，并借了债，才凑足了去北平的费用。因此，卞之琳的成功之路背后有一个了不起的、有远见的母亲的支持，卞之琳在文章中深情地回忆母亲“特别鼓励我多学点英文，想不到这却导致我对西方文学的关注”。当时父母像江南乡镇破落人家的想法一样，希望他学点洋文，以便到邮务、海关等洋人把持的机构里谋事。带着母亲望子成龙的希望，怀揣着对京城、对北大的憧憬，卞之琳暂时结束了与浦东之缘，乘火车离开上海，前往北平，翻开了他人生中辉煌的一页。虽然在浦东的时间并不算长，但这两年的经历无论从文学创作、莎学初猎，还是革命思想的启蒙，都是他事业的起始点。

后来卞之琳多次途经上海，或从上海北上，或从上海出国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或在上海参加农业合作社的试点工作，或回乡省亲，上海成了他人生的重要的驿站，是获得精神再出发的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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