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常与大学同学杨天任在电话里闲聊。她在洛杉矶，我在上海，隔着太平洋，衔水而居，各自在水一方。通话时间多在我这里的午饭时间，一罐“瓦伦丁”啤酒，简单饭菜，开着免提，边吃边聊；她那边则多是午夜时分的睡前散步。

天任为人大气，从不“显摆”。许多在旁人看来足可津津乐道的光鲜亮点，在她心中简直就不当回事儿。要不是我们经常有这种推心置腹，“散仙”般的交谈，她的许多事，可能一辈子也不会为他人所知。

我与天任在大学时同一个系，同一个年级、同一个大班、同一个小班、又同一个小组。那时的她，一脸清纯，未脱稚气，清削高挑，长胳膊长腿的，看似还有点“身量尚未长足”。彼此见面机会虽多却各忙各的功课，很少交谈。几年中单独在一起说话也没几次：只记得一次是在燕园路上打照面，问她哪儿去，她轻声轻气，蚊子般地哼哼：“我爸爸让我带一封信给周培源校长。”显然她爸爸也是与周培源同等量级的人物。五十年代末大学生政治学习多，小组会多在男生宿舍开。天任双目空空，款款而来，不单绝少发言，别人都是围成一圈“向心”而坐，她却独行其是，朝“切线”方向而坐（与大家坐向呈90°）。好在这位学霸小姐平日里聪颖大方，友善纯真，偶尔耍点小性儿也没人介意。

我和天任的交往真像是眼睛的一闭一睁。“一闭”——半个多世纪的相忘于江湖，绝对地杳无音信；“一睁”——她已由一个脸泛霞光的青涩娇娃，变成一位雍容大度的美国老妪。有诗曰“无瑕人品清如玉，有骨文章淡若仙”，她身上那种隐约的高华，明净的幽雅，平实中透出几分贵气，随和中又不失大家风骨，真的是“灵性与悟性齐备，情趣共理趣一身”。同样是岁月留痕，有的人老来枯槁卑微，有的人老来却愈见丰采。这不同于文玩的表层“包浆”，而是在深层内涵中凝聚了平生的历练、学养、了悟与见识，使其在精神气韵上如同一幅褪尽铅华，古朴凝练，寥寥数笔就勾勒出风神的“大写意”画轴。这种“遐龄之美”在靓丽的青年女性与干练的中年女士身上是难以领略到的。

天任性格豪率，——这种性格是她从小就养成的。她自小在气氛宽松、思想开明的外公家长大。外公袁涤庵是晚清工科举人，任过七品京官，参加过清末著名的革命团体光复会，辛亥革命后当选过众议院议员。早年曾与章太炎、鲁迅、马一浮等人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任绍兴府学堂监督、校长，兼教化学课。鲁迅在他手下任教务长，兼教生物课。一次天任问外公对鲁迅的印象，外公随口答道：“很会骂人！”一笑了之，再无赘语）。辛亥革命后，袁涤庵抱着实业救国的决心成为民国时期著名企业家，开办热河北票煤矿，投资开滦煤矿、中兴煤矿、中兴海运公司、东亚毛纺厂、南京江南水泥公司……铺设了北京第一条自来水管线，开通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因路牌为红色，俗称“红牌”）。他还与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等人共同创立了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丁文江任所长），普查过中国的矿产资源。

外公家平日里高朋满座，名流云集，马连良、吴清源、吴玉如、张伯驹、潘素、孟小冬都是外公家的座上客（孟小冬还与天任母亲私交甚好），客人们都很喜欢天任这个充满灵气，天真无瑕的“小天使”。天任的父亲杨承祚先生早年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就任北京辅仁大学经济学教授。她还记得有一次随父亲到燕园临湖轩参加司徒雷登校长主办的圣诞晚会，并得到主人馈赠的圣诞小礼物。原来她比我辈同学早十几年就已踏足燕园。毋庸置疑，现如今我辈之中见过司徒雷登先生的已寥寥无几。

天任从小就与这些名家宿儒同桌进食。童年时无拘无束的她在饭桌上也“童言无忌”。一次用餐，她瞄见“吴大帅”将砂锅里一块红烧肉用筷子反复夹来扭去，去掉肉皮后搛入碗中，她立即直言：“你把肉皮留在锅里给谁吃啊？”吴老默然接受，并未计较毛丫头的“质问”。“吴大帅”，吴玉如是也（他为人随和，“吴大帅”乃是朋友们为他起的诨号，大家都这样叫，甚至佣人们都只知“吴大帅”而不知其名。为什么会有这诨号——是因直系军阀吴佩孚字子玉，吴玉如的姓名与之有点接近，朋友们才给他取的？天任说小时候没有问，现在已不知其来历了）。吴玉如青年时曾就读天津南开中学，与周恩来同班，乃著名的国学大师，在诗词古文上成就斐然，尤其在书法上造诣极深，启功说他是“三百年来一大家，董其昌后无第二”。（吴老先生的长子吴小如先生也好生了得，及长成为北大中文系教授，在中国文学史、古文献学、俗文学、戏曲学、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和造诣。）孩童时期的杨天任敢于对年长贵客直抒己见，这显然与外公家平等民主的家风有关。

聊天时我还得知袁涤庵老先生利用他的丰厚财源，在集聚古代珍贵文物方面也曾为国家做出过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开始觊觎华北。袁涤庵拒绝与日本侵略者合作，断然关闭北票矿区，隐居西山八大处“袁氏别墅”。在此期间，袁涤庵先生读书自娱，不惜重金四处搜求善本古籍和地方志万余册。其中一帧由皇宫流入民间的《大禹导河图》堪称国宝，乃是自古以来唯一有比例的手绘图，它详细记载了从大禹治水至清朝历代黄河治理、改道图，故弥足珍贵。新中国成立后，袁涤庵先生将《大禹导河图》无偿捐给国家（现由中科院图书馆珍藏）。

1986年底，袁氏家族后人还将“文革”中被抄没后发还的一大批善本书（计22种229册宋元明清善本）捐赠给浙江大学图书馆。这批古籍中，尤以宋刻本《资治通鉴纲目》和元刻本《史记》最为珍贵（此两种书说来还有段故事。1970年5月2日，康生伙同陈伯达等人拥进储存抄家文物的文管处库房，挑选其中最有价值的珍本、善本各自带回。袁涤庵珍藏的这两部古籍当时就曾被康生掠为己有，直到现在书页上还都留有一块当年的特殊痕迹，即康生的藏书印——“大公无私”）。历经战乱流传至今的宋刻本已如凤毛麟角，极为珍贵，早在民国期间宋版书的价值就已是“一页宋版，一两黄金”。这部《资治通鉴纲目》是由宋代朱熹及其弟子赵师渊编撰的一部史书，共五十九卷。袁氏家族捐赠的这两册宋版  《资治通鉴纲目》残本，现已成为浙江大学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该书版式疏朗，刻印俱佳，纸墨精良，堪称宋刻本中精刻精印的典范。据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鉴定：  “宋刻  《资治通鉴纲目》虽属残本，而字大悦目，刻印精良，纸质亦莹洁，实为希世之珍……”

袁涤庵先生的又一重大贡献，是利用开办实业所赚来的钱资助蔡元培先生办学，资助李四光赴英国深造。20世纪20年代，章士钊曾拿出几万大洋资助中国有志之士赴法国勤工俭学，这笔钱实际上是袁涤庵捐赠的，而袁先生千叮万嘱章士钊不要对外人讲。关于此事，从小深受外祖父钟爱的天任的哥哥天佑，曾直接问过外公捐款一事，袁涤庵老先生回答他：“是有这么回事，只不过当时送给章士钊的是四万大洋，而不是传说中的二万。另外，还曾送给协和医院二万大洋。因为抗日战争初期，协和医院原本该得到的洛克菲勒基金受阻，一时资金短缺，故送这点钱以解燃眉之急。”外公叮嘱天佑不许往外说。关于此事，昆曲名家周铨庵先生也清楚记得袁涤庵与章士钊当年在益康餐馆小酌时的一席谈话，那时章士钊对袁涤庵说：“当年捐助留法青年的几万块大洋，本是您让我转交，但您嘱咐我别提您，我就一直没提……”

袁涤庵先生对保全北京这座文化古城也功不可没。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马占山和邓宝珊将军经常到袁涤庵家商讨北平和平解放事宜。袁先生坚持“仗不能打进城里来，北平古都不能破坏”，积极为和平解放北平献计献策。

新中国建立后，袁涤庵先生被邀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文史馆馆员，袁先生以年老体弱婉辞未就。

可能是经历了近一个甲子的风雨，天任与我都没磨去原本的那点书生气习，故能同气相求，率性交谈。从闲谈中我还得知天任在“文革”中也吃尽了天大的苦头，令我唏嘘不已。

有道是，人生难得两头甜，天任（名出《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你有过精彩的童年，苦难的中年与安详的晚年，人生逆旅已独享“两头”。风烛耄耋之天任，四十年球东，四十年球西，风雨过后，尽可安享晚年了！

作者：詹克明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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