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董其昌未仕前生活在松江的客观环境与禅有缘，还仅仅是认知董其昌禅缘拉开的一道帷幕；那么，由此开启纵深，走近以下的人和事，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一个与禅有缘的中国书画大家董其昌。

董其昌塑像

二、董其昌的深厚禅缘，与他接触的人和事有关。

在董其昌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松江老城，上世纪九十年代老城大规模改造前，这里尚有莫家弄、百岁坊等旧貌存世。莫家弄因莫如忠和莫是龙父子别业在此而声名远播；百岁坊则因曾任礼部尚书的陆树声享年97岁，无疾而终，建有祠坊于此而得名。董其昌的禅缘，不仅与松江莫氏父子和陆树声以及游寓云间的宋旭相系，且缘起缘续，一路至远相牵。明末中国有四大高僧，云栖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董其昌不仅与其中的前三位命中有缘，而且与当时的“狂禅”代表人物李贽等均有说来话长的故事。

（一）

史载，明隆庆六年（1572），18岁的董其昌从学于莫如忠。莫如忠，字子良，号中江，生于公元1508年，卒于1588年，累官浙江布政使。如此算来，董其昌取学于莫家私塾时。这位曾是相当于省长级的显官，似已告老还乡。《明史》记莫如忠洁修自好，笃志好学，老而不倦。莫家藏书颇丰，不乏儒释道经典，其中有本《石秀斋集》，载有一首《谈禅》五言律诗，诗云：“欲悟三乘妙，还从万劫来。浮生终是幻，一念未成灰。水月疑跌坐，天花聚讲台。空明本我性，莫使泪尘埃。”

董其昌在《戏鸿堂稿自序》中回忆往事，云：“仆于举子业，本无深解，徒以曩时读书于莫忠江先生家塾，先生数举毗陵绪言，指示同学，颇有省入。少年盛气，不耐专习，业亦屡变，至岁丙戌，读《曹洞语录》，偏正宾主，互换伤触之旨，遂稍悟文章宗趣，因以师们议论先辈手笔印之，无不合者，乃知往时著撰，徒费年月。”由此得知，“少年盛气，不耐专习”的董其昌，直到丙戌年即万历十四年（1586），32岁时读《曹洞语录》，“稍悟文章宗趣”。曹洞宗是晚唐禅宗五家中仅次于临济宗的重要派别，由洞山良价与其弟子曹山本寂创立。董其昌35岁进士，踏上习禅之路，应在考中进士之前。那么，在此前与禅有缘的董其昌，又相遇了哪些高人点化，使之点石成金，直至后来在诗画禅中如鱼得水，圆通自得，借助禅宗“顿悟”的修为方法和修行方式，在艺术创作上参悟自然，以心应物，以情应心，以最佳的愉悦心态著手成春，生成毫端妙造自然的一派散淡冲和、安详宁静的笔墨意境，并在禅宗法脉分宗师承影响下，构建了影响后世数百年的中国画论体系“南北宗论”。

除了莫如忠、莫是龙父子外，深通禅理的陆树声和游寓云间的“发僧”浙江嘉兴崇德人宋旭，以及松江陈继儒等，都是董其昌习禅路上的有缘人。史载，明万历二年（1574），陆树声以礼部尚书请告归里，时年20岁的董其昌与郡人赋诗志盛，有“因君今日归与意，始信千秋达者情”二语，语出董其昌《容台集》云：余生二十年，陆文定公以大宗伯请告归，郡中皆赋诗以志盛事，余有“因君今日”二语。陆树声不仅精于《周易》，且禅学功底深厚。佘山慧日院佛像落成那年，他一袭纳衣，并在纳衣上手书偈语付慧日院，偈云：“解组归来万虑捐，尽将身世付安禅。披来戒纳浑无事，不向歌姬为乞像。”上海博物馆藏有《陆树声北禅二人小像图》，后世简称《北禅小像》，陆树声自题诗云：“法林曾忆旧生缘，十载修成破戒禅。悟得本来真面目，为渠拈出向人前。”须知“北禅”即松江北禅寺，大殿前长有陆树声咏颂的“北禅双树”，明嘉靖年间，北禅寺驻有抗倭军队，欲砍伐双树作它用，幸亏陆树声得知后及时制止。因北禅寺住持是董其昌老师陆树声敬重之人，而董其昌好友陈懿德的旧第也在寺庙左向，所以董其昌常去该寺。董其昌先取学于莫如忠，后拜陆树声为师，23岁又被陆树声延聘于馆教其子陆彦章。明万历十七年（1589），董其昌与陆彦章同年进士。有了把年纪才得子的陆树声，对包括其子娶莫如忠之女为妻以及师带徒、徒出师又教其子的缘中缘颇为满意。陆树声担任礼部尚书的时间不长，他心向归隐，请辞心切，归里后以清风为伍，诗书相伴，参禅悟道，一直活到97岁，无疾而终。

宋旭《罗汉图》

续说宋旭，《明画录》记其“游寓多居精舍，禅灯孤榻，世以发僧高之。”“发僧”乃带发修行的僧人。宋旭是“隆万间布衣。好学，通内外典。能诗，善八分，尤以丹青擅名于时。”他择松江为游寓之地，可能与莫如忠曾任浙江布政使期间有过交往。大约是明万历元年（1573）后，宋旭游寓云间。因其能诗，来到松江后便与陆树声、莫如忠等共结诗社；又因其书画出众，成为“松江画派”的先导。董其昌与宋旭认识后有过长期交往，如明万历十年（1583）十月八日，29岁的董其昌伴随莫如忠、宋旭等人游览松江三泖中的长泖便是其中一例。虽然在书画上追求师古人、师天地的董其昌，未拜宋旭为师，也未入其画风，但从时间上分析起来，董其昌以书入画之始，应该受到了宋旭的影响。宋旭初到云间时，董其昌尚在发愤习书，史载其于万历四年（1576）开始学画，与宋旭游寓松江后的时间吻合。此外，陈继儒年轻时便与董其昌成为同乡好友。陈继儒29岁焚儒衣冠，绝意仕进，后隐居东佘山。董其昌入仕前常与他共进共出于山门佛寺，与僧人探讨禅理，研读佛经，并参禅打坐。

（二）

考论董其昌从“不耐专习”到“沉酣内典，参究宗乘”，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的引路大师乃晚明禅宗领袖之一的紫柏真可，亦即达观禅师。据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载：“达观禅师初至云间，余时为诸生，与会于积庆方丈。越三日，观师过访，稽首请余为思大禅师大乘止观序。曰：王廷尉妙于文章，陆宗伯深于禅理，合之双美，离之两伤。道人于子有厚望耳。余自此沉酣内典，参究宗乘。复得密藏激扬，稍有所契。”这段行文中，尚有“后观师留长安，余以书招之”，以及“癸卯冬大狱，波及观师”等内容，传递出丰富的历史信息。

达观禅师即紫柏真可。真可生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卒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他是江苏吴江人，俗姓沈，法名达观，中年后改名真可，晚号紫柏，又号紫柏老人。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所记中得知，真可初至云间（松江别称），其尚为诸生，在府城读书。但推想此时的他，书法已见功夫，习禅已经起步，否则就没有资格书《大乘止观序》，也无缘当面倾听真可禅师对他讲述文章与禅理的哲学关系，使之茅塞顿开。随后董其昌又复得真可弟子密藏的激扬，参禅悟道，渐入佳境。静心悟禅语，佛渡有缘人。“激扬”有激浊扬清的教化之意，“契”则有默契、投合之意。在习禅之路上的董其昌，面对博大精深的禅学，用词谨慎且低调，说自己“稍有所契”。

董其昌习禅悟到了许多，如其《画旨》云：“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他的立论有何依据？为什么学术界对中国画的学术之争总是围着董其昌的“南北宗论”话题转，且越转越把董其昌的画论推到了中心地位？根本原因在于董其昌的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学说是有历史根据的，即由禅宗师承法脉而来，由此及彼，用禅宗的价值观分析归结自唐以来中国画坛所呈现的不同艺术风格；同时又非简单地以南北地域划界，甚至不受地域局限，超越时空，以文人画宗旨的传承和衔接来分宗归派；具体而言，＂淡＂是衡量南宗画风的一个重要坐标。所以，董其昌画论中的南北分宗说，所呈现出的师承关系是间接而非直接的，符合＂师承在宗旨＂的判断。当代有学者认为，董其昌的“山水画南北宗论”从理论层面、学术架构及艺术主体上，对中国山水画的流派群体、创作机制、笔墨形态及传承谱系作了评述，具有新思维的特征及新观念的运用，是具有开山建树性的。回望历史可见，虽然董其昌的个人观点中透露出褒南抑北的艺术倾向，但总体而言，在中国画理论领域至今尚无系统的画论可以替代董其昌的理论建树。

话说开去，中国禅宗流传，兴于唐代中叶。追远而论，禅宗直承释迦佛之心传，至菩提达磨于梁武帝时传入中国。达磨立为中国禅宗始祖，后有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自五祖后禅宗分为南北二宗，北宗以神秀为六祖，南宗以慧能为六祖，南北开枝散叶，盛于宋代，至明代与中国画结合后绽放绚烂艺术花朵。董其昌的山水画南北分宗说，正是源自于禅宗“唐时始分”的师承法脉，转为其论山论水，在山水画艺术领域参禅悟道的理性认知。此外，古代南方战事相对少于北方，尤其是文化重心逐渐南移后，江南在文化艺术发展上占据优势地位，佛教文化发展面貌也是如此。时至明代，佛教以禅宗、净土宗最为流行，且都倾向于禅净双修。虽然入明后佛教义学一度衰微，但明朝末年胜出四大高僧，在士大夫阶层中影响较大。这些历史因素，会不会对董其昌的艺术思想倾向产生影响，这是有待结合“南北宗论”进一步深入探究的话题。

《董其昌全集》

前几年，松江与上海高校合作出版了《董其昌全集》八卷。静读董其昌留给后人的丰赡著述，笔者有理由相信，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真可禅师“初至云间”对董其昌说过的一番话，即文章与禅理“合之双美，离之两伤”，美美与共，不可偏废，可视为董其昌人生的座右铭之一。因为在此之前，佛教禅宗六祖、南禅宗始祖慧能的＂不立文字，直指本心，顿悟成佛＂的观念影响深远。而在主张儒道佛合一的真可法师看来，文字经教是禅僧得悟的先决条件，不通文字般若便不能契会实相般若。般若是佛家用语，意为智慧；实相是指实而不虚的事物本性或性状，具有绝对真理的涵义。虽说唐六祖慧能倡导“不立文字，直指本心”，但他的弟子还是依据为师的言行，集录而成《六祖坛经》传世。由此可见，读无字之书，得无法之法，最终还是要见诸文字，以法相传。深悟禅理的董其昌，比历史上许多书画家做得更多更漂亮的一件事就是在诗画禅的实践中，亲近山水，说出一句至理名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并开垦出一片文字花开的芳草地。董其昌与真可的交往，从他为诸生时起，直至真可在狱中坐化而终。从《画禅室随笔》记“后观师留长安，余以书招之”中得知，董其昌与真可长期保持着信札往来，也曾劝说真可离京。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真可被人诬陷作“妖书”，谎传神宗改立太子蒙冤下狱，定罪论死。董其昌心急如焚，四处奔走，营救未果。真可在狱中饱受鞭杖之苦，说了一句“世事如此，久住何为？”，索汤沐浴、颂偈，坐化而去。

中国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法师，也因“妖书”一案受到牵连，被发配岭南。德清法师俗姓蔡，字澄印，号憨山，法号德清，谥号弘觉禅师，安徽全椒人。据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四记，明万历十六年（1588），时年34岁的他曾与唐文献、袁宗道等朋友一起至龙华寺夜谈，听德清法师讲佛。因缘巧合，曾有“海上十年幻化”经历的德清与董其昌深结禅缘。德清法师被充军至广东雷州，董其昌画扇赠诗，其《画扇赠别憨师戍岭表》诗云：“参得黄梅岭上禅，魔宫虎穴是诸天。赠君一片江南雪，洗尽炎荒瘴海烟。”

（三）

中国明末四大高僧中的云栖袾宏，俗姓沈，字佛慧，别号莲池，因久住杭州云栖寺，又称云栖大师。据《董其昌年谱新编》载，明万历二十年（1592）春，董其昌为超度已故的父母双亲，手书《金刚经》，送云栖大师，藏云栖寺库。每有追荐，云栖大师出其昌手书《金刚经》，令僧持诵。此外，董其昌50岁那年，亦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他应云栖大师之邀请，为云栖寺庙书写《重建云栖禅院碑记》。此碑由时年96岁的陆树声题额，董其昌撰文并书。还有，万历四十三年（1615），莲池大师八十寿辰，董其昌书《阿弥陀佛经》为之贺寿。可见董其昌与晚明四大高僧中排序为首的云栖大师交谊甚笃。

时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董其昌44岁那年春初，又与中国思想史上一位有名的人物不期而遇，两人在京郊一座庙中邂逅，此人就是晩明“狂禅”的代表人物李贽。虽是人生首次相见，但彼此“略披数语，即许可莫逆”。李贽对董其昌大加赞赏，后来董其昌回想李贽赞扬他的一番话，感言：“余至今愧其意云”。董其昌所说的＂愧意＂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李贽＂以为眼前诸子，惟君具正知见＂，董其昌闻之惭愧；二是李贽接受王阳明学说和禅宗教义后创＂童心说＂，主张包括创作在内的一切都要存在于＂真心＂之中，＂绝假还真＂，一切平心而论，反对＂摹古＂时风。董其昌《禅悦》云：＂知之一字，众妙之门；又有云知之一字，众祸之门。＂＂阳明先生识此，发为良知之说，犹是宗门浅浅之浅。＂他认为＂知＂字里大有玄机，可为众妙之门，也可为众祸之门，唯有破除方可达到＂空＂的境界。他对王阳明的学说并未全然肯定，自然对自称＂离经叛道＂的李贽偏执学说不能完全接受，所以有＂余至今愧其意云＂的感叹。

董其昌《寒林山水图轴》

客观来看，承续陆九渊的王阳明心学即陆王心学主导着晚明的学术圈，而在大明政局不稳并显露日衰的情形下，崇尚禅悦三昧以获得禅悦的社会现象相当普遍。所以，由心学演变为＂狂禅＂的李贽学说，虽是＂叛经离道＂的异端之说，但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士大夫阶层而言，很多人觉得是新风拂面，为之一振。然而，心学发展至王学末流偏离了王阳明＂致良知＂的本体论，形成了游谈无根、蹈空虚无的学风。另一方面，东林学派奋起抗争，复社和松江几社尤其是后来作为两社领袖的松江陈子龙，秉承实学救国和经学通于政事的宗旨，开物成务，鼓荡明末实学思潮风雷。受此影响，董其昌晚年时，对“狂禅”失去兴趣，但他依旧承认，心学和“狂禅”学说，对于其人生的某个阶段还是有帮助的，助他集中心智，大胆探索艺术真谛并在审美认知上提供了哲学性的思考架构。

董其昌与禅有缘的故事，如云间星斗闪烁，难以言尽。我们在董其昌留给后世的书画作品和书画理论中，感受到了一种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的沉静之美。他的山水画追求风神简淡，其精深的书画理论更令人感叹唯有简约，方见高华。董其昌《容台别集》云：＂苏子瞻曰：笔势峥嵘，辞釆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实非平淡，绚烂之极，犹未得十分，谓曰可学而能耳。＂这些无不是董其昌参禅悟道而得心缘自性所悟书画艺术之道的精华所在。可见在董其昌的书画艺术天地里，一路禅缘相牵，习禅参悟，大道如天。《明史·董其昌传》评价董其昌说：“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当代胡道静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撰文称：“玄宰作画，主张‘以天地为师’，混然与自然为一体；又以禅论画，寻求禅趣。明释莲儒初立‘画禅’一词，至玄宰用为室名，建立了他的画论哲学，发展了中国文人画的主题思想。”上述种种表明，董其昌的禅缘如云间彩虹高挂，他所接触到的人和事，既有五彩缤纷的恢宏禅缘气象，又见之于人情画理等方面的折射之光。这些人和事影响并作用于董其昌心中的艺术世界，进而呈现一路后人可以从中领略并能触摸到的人生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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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文松江

编辑：叶松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