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会》，江苏人民出版社

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后，歼灭了城内守敌陈国辉大部，为部队休整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于是，前委决定乘机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重点是有关党内争论的问题。会议由陈毅主持。

早康会议之后，陈毅接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担起了处理红军党内纷繁复杂的公私矛盾与思想争论的重任。特别是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各级干部几乎天天开会，大家反复争论，得不出一个令大家信服的结论。最后大家觉得还是应该由党的代表大会来作出回答，停止争论。于是，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重任，落到了陈毅的肩上。

红四军“七大”在龙岩县城公园右侧小路下的公民小学（红四军政治部驻地）召开。各支队干部和士兵代表四五十人参加了会议。前委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民主空气很浓厚，会场气氛十分热烈。代表们对毛泽东、朱德提出了很多意见，刘安恭甚至指名道姓地对毛泽东进行了批评，态度十分偏激。

陈毅向大会作了前委工作报告，毛泽东、朱德等相继发了言。坦荡直率的陈毅，对于这场争论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争论双方各有长短，不想站哪一边说话。

资料图：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召开地——龙岩公民小学（部分复原图）

最终，红四军“七大”只开了一天。陈毅对党内争论问题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这样做固然过于简单化，效果也并不好，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陈毅找不到两全之策。陈毅自己也认为，大会通过的《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只是一个折中的决议案，“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了”，即便写到决议上的内容，也还有待于中央的指示和批准。1971年，他在一次讲话中谈到这次会议时说，这样处理的目的是希望红四军更团结，不能分裂，但结果却是无原则的团结，是和稀泥，实际上是削弱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难怪要被毛泽东批评为“陈毅主义”。

红四军“七大”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空条件下召开的一次特殊会议。由于时间紧、准备不充分，对党内分歧和矛盾的复杂程度等认识不足，加之解决分歧和争论的条件还不成熟，会议缺乏正确的政治方向，因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党内分歧。时任红四军秘书长的江华给出了这样的认知：“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们未经中央许可改选了前委，使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

之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前委的领导岗位，带着谭震林、江华等赴闽西上杭蛟洋，指导闽西特委工作。而新被推选为前委书记的陈毅，则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事实上，担任前委书记并非陈毅所愿。在他心目中，这一职务除了毛泽东，无人可以胜任。怀着复杂无奈的感受，他登上了从厦门开往香港、转往上海的邮轮，去中央作详细汇报。陈毅将红四军的情况以及党内发生的分歧与争论，向周恩来、李立三等党中央负责人作了客观的报告。中央专门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委员会，进一步全面深入地总结红四军创造的经验，讨论研究和解决他们所争论的问题。在反复研究讨论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由陈毅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中央“九月来信”。来信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充分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正确做法，并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了结论，明确要求朱毛团结合作，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周恩来把“九月来信”交给陈毅，郑重叮嘱他回去请毛泽东复职。陈毅深知，周恩来要他请毛泽东复职一事责任重大，他日夜兼程，赶至广东梅县松源与朱德相见，共商大事。经过一个月的上海之行，陈毅自认为进了一次“训练班”，思想境界有了新的飞跃。他向朱德表示，毛泽东批评“陈毅主义”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这次我回来，我向他作检讨，他一定会回来”。之后陈毅一赶到闽西，便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往蛟洋给毛泽东，并附上自己的一封亲笔信，促请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

看了中央“九月来信”和陈毅的亲笔信后，毛泽东一扫往日内心深处的阴霾，在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的陪同下，心情舒畅地从上杭蛟洋苏家坡急速动身，赶回长汀。

11月28日，他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气氛融洽而热烈，这是自红四军“七大”以后半年多来的第一次团结民主的会议。针对红四军党内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问题，“这次会议除发出扩大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闽西政权的建议外，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检查了红军的一般情况，决定了红军的整顿和训练问题，议论了十二月的工作，准备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摘编自《胜会》，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