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 1937年4月2日，毛泽东等在延安迎接同国民党谈判后归来的周恩来一行。左四起：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萧劲光

一、皖南事件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加强国共合作”。蒋介石约见毛泽东，毛亦有见蒋之意，周恩来则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中共中央决定派林彪先行见蒋，毛要林彪见蒋时，说明“我极愿见他”

中国发生皖南事变，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立即揪心起来。其1941年1月16日日记云：“国民党和在中国的我方部队之间的武装行动。令人不安的消息。重新发生内战的危险”。不过，他在得到中共方面报告的同时，也在1月17日得到上述蒋介石从重庆转告莫斯科的意见。

1月下旬，日军集中五个师团以上兵力向国民党河南驻军汤恩伯等部进攻，蒋介石被迫提出妥协办法：华中八路军展期北移，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2月2日，中共中央便乘此向蒋介石提出解决时局办法十二条，要求蒋介石“悬崖勒马，停止挑衅”。毛泽东表示：“只有恢复国内团结，才能抗御日寇之进攻，挽救国家于危亡。”2月5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认为同蒋介石的决裂“并非不可避免”，要求中共“不应采取分裂的方针”，“正相反，在依靠主张保存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的同时，共产党应采取一切取决于自己的行动，来避免决裂”。2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认为“目前国共是僵局”，“用蒋介石的手破了一条缺口，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他主张对蒋介石，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取攻势，认为军事攻势将会妨碍蒋介石抗日，是错误的政策，政治攻势则是完全正确的。5月7日，日军向山西南部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卫立煌部进攻，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团结对敌”，“配合作战”。

图 | 194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撤销新四军番号，解散新四军。图为国民党当局印发的皖南事变宣传品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了共产国际。1942年6月16日，季米特洛夫再次致电毛泽东，声称“目前局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作出一切努力，改善同国民党的关系，巩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

6月25日，毛泽东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意见，并已采取了措施。26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的决定》，指出抗战已进入第六个年头，全国军民必须团结一致，为此必须：“加强国共合作，加强全民族的团结，改善各抗日党派之间的关系”。7月7日，中共发表宣言，将上述决定公之于世。

蒋介石注意到了中共的表态。8月1日，蒋介石确定“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时，其中有“共党问题之研究与接洽人选之派定”一条，说明他正在思考改善国共关系，并拟选派代表与中共“接洽”。8月14日，蒋介石于出巡西北前，约见周恩来称：“目前战争正殷，敌人不会自撤。中国须自身弄好，则敌人不足惧，国内问题应好好解决”。他告诉周，一周后去西安，拟约毛泽东一晤，如不便则不必。他要周电告延安。毛泽东很重视周转达的这一消息，于17日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复电周恩来，表示“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更好”。8月15日，蒋介石到达兰州，毛泽东又于19日再次致电周恩来，声称“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他说：“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同日，周恩来复电毛泽东，认为蒋毛会面“似嫌过早”，最好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随其来渝，亦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周建议，在“具体谈判”进至“有眉目”时，毛才可以到重庆会见蒋介石。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先派林彪去西安见蒋，看情况再研究毛是否出见。

林彪于1938年冬赴苏联就医。1941年4月在苏期间，林彪和季米特洛夫常有来往，详细听取过这位共产国际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问题”的意见。同年7月21日，林彪和军事小组准备回国，季米特洛夫曾和他们举行座谈。这就说明，林彪回国，带有共产国际的意见和指示。1942年初，林彪经新疆迪化回国。1942年2月，林彪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主持军事教育会议，同时，参加整风运动。周恩来因为林彪是黄埔第四期毕业生，和蒋介石有师生关系，又是抗日名将，遂提议以林代毛，去西安见蒋。蒋介石对于林彪这位昔日的学生来见是满意的，而且，还多少有点惦念。其9月11日日记云：“共党林彪之不来，何耶？”9月14日，朱德、彭德怀向蒋介石报告，林彪于本日“首途动身晋谒”，蒋介石高兴地批了一个“可”字。17日，林彪到达西安。蒋介石已先期返回重庆，留话给林，到重庆面谈。

二、林彪到重庆，首见蒋介石，传达毛泽东“彼此接近，彼此相同，打成一片”的愿望，争取做到现在“彻底统一”，将来“永远团结”

1942年10月7日，林彪到达重庆。10月13日下午5时，蒋介石在重庆曾家岩官邸召见林彪。林首先说明：毛甚愿见蒋，适患感冒未来。蒋即问毛好。接着问：“汝此次来渝，毛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我吗？”林彪对蒋介石不称“委员长”，而称“校长”，以示亲切。他答道：自从接得“校长”约定在西安与毛泽东相见的电报后，“毛先生即提出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约我数度谈话”。由此可见，林彪此次所谈，是毛泽东和中共高层的意见，并非私人见解。

林彪谈话期间，蒋介石一直静听，频频点头，没有插话。据张治中事后告诉周恩来称：“林对蒋谈话前数段甚好，蒋甚有兴趣听，态度甚好，后一段提到内战危险，蒋不能耐，数看手表。”谈话结束前，蒋问林：汝在重庆尚有几日勾留？约定在林离开重庆前，再召见谈话一次。

林彪对蒋介石的这次谈话，强调国共两党的相同之处，表达和解、团结的愿望，对两党在建国目标上的歧异，则讳言或少言。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云：“林彪奉其共党之命来见，幼稚可叹！”何处“幼稚”？蒋介石没有解释，但是，林彪的这次谈话对解除蒋介石的疑虑，缓和皖南事变以后突然紧张起来的国共关系，显然有促进作用。

图 | 1942年10月7日，林彪由西安到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右起董必武、周恩来、林彪、龚澎

三、国民党派郑延卓等慰问陕北水灾，毛泽东与郑两次谈话

1942年11月上旬，因陕北发生七八十年未曾有过的大水，国民党重庆派赈灾委员会委员郑延卓、专员梁建华、上校参谋周励武三人赴延安赈灾。11月17日，郑等三人抵达延安，受到叶剑英、林伯渠、李鼎铭等人的欢迎。其后，郑彦卓等先后与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王稼穑、高岗、萧劲光、贺龙、徐向前、林伯渠等晤面，21日，郑延卓等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谈话汇总报告。12月1日，郑延卓等将离开延安，返回重庆，毛泽东再次与郑等谈话。

谈话之后，毛泽东曾将所谈内容大略致电告诉周恩来与林彪。将郑延卓的汇报与毛泽东致周恩来、林彪电所述比较，可见汇报大致有据，但并不很准确。谈话中，郑延卓要求毛写一信致蒋，毛当即挥毫：

前承宠召，适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兄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郑兄返渝之便，特肃寸楮，借致捆忱。敬颂勋祺不具。

函中，毛泽东首先解释，前此之所以派林彪赴重庆的原因，表示今后蒋如有垂询，当亲赴重庆“聆教”，并对郑延卓的来延表示感谢。当晚，边区政府、边区参议会、八路军留守兵团举行欢送晚会。

12月2日，郑延卓等带着朱德、林伯渠的两封信返回重庆。他还写了份综合性的报告《毛泽东谈话及共党内部要闻》。其中第一部分为《毛泽东面称》，共12条。综合上述郑延卓报告所称，中共当时实行的是平稳、实际，既不激进，也不柔弱，既不“左”，也不右的政策，以抗日救国为第一义。这对于解除国民党人的“恐共”情绪，自然有利。

四、林彪再次会见蒋介石，要求“三停”“二编”

1942年12月14日，林彪接到蒋介石召见的通知。16日上午，周恩来向林彪指示见蒋时的谈话要点。午后，由张治中陪同见蒋，约谈45分钟。林彪向蒋介石介绍了中共向党内外发布拥护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的宣言与决议的情况，声称：中共“拥蒋为民族领袖确是诚意”。接着，林彪提出“三停”（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和“二编”（允许中共军队编两个集团军）以及发饷、发弹、发点药品等要求，并对派郑延卓去延安赈灾表示感谢，预言“双方今后当更接近”。

林彪此次谈话，目的之一是新四军更改番号和另编一军三师的问题。但是，当林彪提到“新四军”三字时，蒋介石立即打断，插言说：“你们既然拥护政府、委员长，而又提新四军，在报纸上、文章中皆是新四军。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今后切勿再提新四军”。他面红耳赤地提醒林彪：“你再提，我不听。”并说：你是我的学生，才告诉你这些话。对别人。我还没有说过。

此后，周恩来、林彪即多次到重庆曾家岩桂园张治中住处会谈。据张治中回忆，彼此曾谈过许多次，谈谈歇歇，歇歇谈谈，直到12月26日，才由周恩来把他们的最后意见一字一句地念给我听，“我也一字一句地抄下来，抄完后再念给他们听，认为无误”，其结果由张治中交给何应钦：

1．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

2．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

3．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

4．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地区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

可以看出，上列四项，基本上就是12月18日的中共中央对周、林二人致电的批复。将周恩来口授的这四点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周恩来、林彪的四点比较，文字上、提法上略有不同，基本精神完全一致，对这四项，张治中觉得可以接受，证明中共确已让步，并确有合作抗日的诚意，但参谋总长何应钦则对此强烈反对。

1942年12月31日，何应钦上书蒋介石，对中共四项要求逐项提出批驳意见。不过，何应钦也没有将话说绝，他提出如须商谈，则必须以“中共不应有军队” “不应在各地方擅立非法政府”为商谈基础。如此两原则中共不肯接受，则“不必强求商谈，尽可加紧防制，使其停止于非法地位，以期动摇其地位，增加其苦闷，俾便未来之解决”。

很长时期内，人们一直指斥国民党内的顽固派。这一派，立场死硬，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肯向中共作一丝实质性让步。何应钦这里所言，就是典型的顽固派语言。

最后，何应钦提出：“如采取敷衍态度，似可告以此事牵涉太多，并令林彪先行离去”。

何应钦的“敷衍”方案当然不能使周恩来、林彪二人满意。二人一再约谈。4月2日，何应钦向蒋介石呈递报告，声称“中共一面虽由林、周等在渝商谈，但一面其不法行为，仍不断发生”，再次指责中共无“悔祸诚意”。报告送到蒋介石处，蒋即根据何意批云：“必须其对中央军政军令，有服从事实之表现，方可与之具体谈话。照现时情形无从谈起，如其不来谈，则可不必再复。”这样，中共的四项要求就被蒋介石与何应钦搁置下来了。1942年9月11日，毛泽东曾致周恩来电提醒，何应钦、朱家骅及CC系等将在国共谈判时“起破坏作用”，果然。

图 | 1943年周恩来在重庆与林彪合影

五、周恩来、林彪北归与中共中央对“和国”方针的确认

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发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共中央书记通知周恩来返回延安，讨论“中国的政策”。6月4日，周恩来约见张治中，张转告何应钦的意见，前方摩擦继续，情况不明，谈判须“搁一搁”。周告张林彪决定回延，自己也拟回延，找寻更好的办法，希望与林一起再见蒋介石一次。7日上午，二人再次见蒋，蒋同意二人回延。6月10日，蒋介石致函毛泽东云：“去腊郑延卓委员回南，接奉手示，以无便友，故稽延未复。兹乘周、林二同志回延之机，特泐数行，以伸悃忱。如能驾渝惠晤，尤为欣慰。未尽之意，已嘱周、林二同志面达。”信称周、林“二同志”，写得颇为热情、谦和，并无一丝“敌”意。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访问重庆，至少是对中共做了一个相当友好的表示。

6月16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肯定“两年来我党采取‘和国’方针”的正确性。然而，世事常常复杂而曲折。6月28日，周恩来、林彪、邓颖超等一百余人离开重庆，路上却走得很不平安、很不顺当。由于共产国际解散，国内部分人跃跃欲动，企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7月3日，胡宗南所部军队侵入边区，毛泽东立即指示归途中的周、林，在西安加以探询，向胡说明“军事冲突对抗战团结之利害”。7月16日，周、林等百余人终于抵达延安。

六、两党代表谈判的继续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系

尽管中共的四项要求被蒋介石和国民党搁置，但是，国共关系并没有回复到皖南事变后的危局和僵局，两党的合作抗日局面始终得以维系。此后，两党之间虽然还存在种种分歧，但两党代表谈判这一形式得以继续和坚持。1944年1月16日，毛泽东向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提出，愿派周恩来与林彪再度前往重庆，国民党军委会表示欢迎。4月16日，国民党提出《中共问题解决办法草案》。5月4日至11日，中共代表林伯渠（祖涵）与政府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在西安举行会谈。5月15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与时在重庆谈判的林伯渠，认为“林（彪）案已被何应钦否决，年来情况亦大有变更，故须另提新案”。毛所提“新提案”中关于全国政治者三条，关于两党悬案者17条。因毛电中有“为避免刺激”一语，故林在转达时删去了关于“全国政治”三条，仅提出关于“两党悬案者”17条。不过，中共并没有企图提出更高要求。5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报告时还表示，如果国民党根据林彪“去年提的四点来谈判”，“决心解决这四个问题，我们应准备接受，向全国表示我们愿意搞好国共关系”。6月5日，林伯渠将中共中央修改后的意见书12条递交张治中和王世杰，张、王则将《中央对中共问题解决提示案》交林伯渠。这都表明，两党到这时都还不拟采取军事“内战”，而是采用两党代表谈判这一形式以寻求“政治解决”。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发动“一号作战”，国民党的军队处于大溃败中，毛泽东始终坚持“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尽一切方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目标上去”。这样，就保证了两党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得以维系，从而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本文有删节，原文分上下两期刊于《世纪》2021年第1期、第2期

作者：杨天石（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编辑：王布米

责任编辑：杨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