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会》，江苏人民出版社

1929年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红四军问题。会议对红四军的行动方针展开讨论，多数与会者认为，红四军应“将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去”，避免被敌人“消灭”；担心朱德、毛泽东两位同志“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决定让他们“离开部队来中央”。会后，由周恩来起草了中央致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二月来信”。

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受中央军事部委派，携带“二月来信”赴江西寻找红四军。几经辗转，当他赶至瑞金时已是4月3日。此时，红四军接连取得大捷，又在吉安东固地区同赣西特委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胜利会合。这种背景下，充满忧虑语调的中央“二月来信”就显得格格不入了。中央的指示信在广大官兵中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悲观的内容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为日后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滋生混杂及红四军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其时，由于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扩大，军队和地方的工作陡然增多，前委颇觉“兼顾不（过）来，遂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部（即军委）”。于是，成立了红四军临时刘安恭对苏联的军事体制和用兵之道推崇备至，对毛泽东的建军治军和作战原则却不屑一顾，他很想照搬苏联红军的那一套规程对这支农民武装进行训练和整顿。在担任军委书记后不久，刘安恭就在一次主持军委会议时提出，“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同时还强调说苏联红军正是这样做的，并提出恢复正式军委的主张。这个决定实际上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在当时的条件下，非常不利于革命斗争的开展，自然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满。

5月底，毛泽东在永定湖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就党内军内的思想分歧进行了讨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各方展开了激烈的议论，争执不下，甚至一度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但始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6月8日，红四军又在上杭白砂再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继续就军委问题进行讨论。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在会议召开的当天夜里，请时任秘书长的江华转交给毛泽东一封信。他以支持毛泽东的姿态，在信中对党内的这次争论直抒己见，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经过讨论，与会人员仍然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毛泽东愤然提出辞职，说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斟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这次会议共有41人参加，在举手表决时以36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撤销临时军委的决定，并否决了成立正式军委的提议。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职，他所任的军政治部主任一职也由前委委员李任予接替，随后改由陈毅担任。这次会议虽然取消了临时军委，但并没有消除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反而使争论更加公开化和激烈化。

面对这样争论不断的局面，前委研究决定，把争论问题发下去讨论，并“特指定毛泽东、朱德、刘安恭三位同志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

6月14日，毛泽东以给林彪回信的形式，用7000多字的篇幅全面阐述了这场争论的历史渊源、争论的主要问题、他的主要观点及态度。实际上，他是将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问题放到了最根本的位置。毛泽东认为，“今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明显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现在军党部要不要的问题”。

在毛泽东给林彪回信的第二天，朱德也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两封信连同林彪的信和毛泽东在白砂会议上的书面意见及刘安恭的意见，同时刊登在6月中旬出版的前委机关刊物《前委通信》第三期上，并号召：“同志们努力来争论吧！”

虽然并称为“朱毛”，但在这件事上，朱德的意见与毛泽东并不相同。

红四军军长朱德，当年43岁，是军中最年长的前辈，深受指战员的尊崇爱戴。他与毛泽东所走的革命路径并不相同，却在1928年春天在井冈山走到了一起。这支以他们二人姓氏冠名的“朱毛红军”，不仅成为当时中国红色武装的一面旗帜，也是他们亲密无间、不可分离的象征。曾经采访过两人的美国记者韦尔斯形容他们是一对“孪生天才”，“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人。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政治头脑，朱德是他的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了他的生命”。

与毛泽东从不佩枪不同，朱德总是枪不离身，身边跟随着配备机关枪的警卫，必要时甚至直接指挥单个战士作战。

面对红四军成立以来党内第一次出现的重大思想分歧和原则争论，朱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毫无疑问，对于党对军队的领导，朱德从不怀疑，从不动摇。然而对于党的领导方式、领导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对于毛泽东提出的三条最高原则，他有自己的解读。根据前委的要求，朱德也把自己的意见公之于众。朱德认为，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否则必然会使党脱离群众，使党陷于孤立；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朱德表示不仅不反对这一原则，而且认为红四军在这一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另外，朱德还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只有执行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体党员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仰。朱德呼吁大家积极努力，纠正党内各种错误，“使党内一切不正确的、一切错误都要应有尽有的洗除，努力建设新生命的党”。

朱毛的这两封长信由于各自观点的不同，更由于是两位最高领导人不同的意见，用这种方式展现在全军党员面前，其引起的反响是不同寻常的。

——摘编自《胜会》，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