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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展期内的“盛世芳华——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展”,共展出195件/组文物,包括青铜、陶瓷、书法、绘画、印章、雕塑、钱币、玉器、甲骨、漆器、家具、竹木牙角器、手稿、织绣等,几乎涵盖上海博物馆藏品的所有门类。其中一些门类,比如甲骨、砚与纸等,可能并不像青铜、陶瓷、书画这样的收藏大类为人熟知,但也有它们独特的文物价值和艺术魅力。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传统文人喜欢的文物——印章(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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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永久性的中国印章艺术陈列
在上海博物馆三楼有一间“小而美”的展厅,静静地位于历代书法馆和历代绘画馆侧畔,与二者共同构筑了中国古典艺术的“书画印”传统。“历代印章馆”于1997年正式向公众开放,是国内外第一个永久性的中国印章艺术陈列。
上海博物馆馆藏印章文物15000余件,其中以历代玺印和明清篆刻为收藏特色。馆藏印章主要来自两个途径:一为收藏家捐赠;二为征集购藏。
上海博物馆历代印章馆
自建馆以来,上海博物馆先后获得合肥龚氏瞻麓斋、吴县吴氏十六金符斋、淮县郭氏申堂,番禺商氏契斋等收藏家所藏古玺印以及建德周氏所藏封泥的整体的捐赠或转让。原浙西四家所藏名家篆刻,曾合辑为《丁丑劫余印存》,其中大部分在80年代由无锡华笃安先生遗孀毛明芬女士遵遗嘱捐赠上海博物馆。汇合江南诸多收藏大家累世集聚的藏品,形成了馆藏印章文物的丰厚基础。
此外,上海博物馆历年来注重从国内外文物市场中征集重要的印章文物,因而构成具有代表性、系统性和经典性,充分反映中国三千年印章发展演化史的藏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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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印章演化简史
上海博物馆馆藏印章体系分为古玺印和文人篆刻两大类,时代序列完整,官私印类别齐全,而且多传世精品、名品,从中可反映出印章演化史的总线索。
中国印章起源于商代。殷墟考古发现的商代铜玺,证实了印章已经在当时社会生活中使用。春秋战国时期,官私印的社会应用极为普遍,作为官吏或官署职权凭信的官印形成了制度,规范化私印的形制也逐步确立和稳定起来,制作工艺达到成熟阶段。
早期印章的功能多样,有在陶器和其他材质的器物上留下印记,表明生产者或所有者,采用抑印或烙、錾等方法。更多的是抑印于封泥,除了标志行为人以外,主要是为了在竹、木简牍文书或其他物器的传送过程中防止他者非法开启。本次特展展品“齐都水印”封泥、“东安平丞”封泥、“齐走士丞”封泥均为西汉抑印封物留下的遗存。
秦代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官印制度与之相配合,由中央统一颁铸,授官授印,等级分明,结束了战国时期印制、印风多元的局面,官印规范稳定下来。秦官私印施以田字界格,如上一期捐赠展“高山景行”中的展品“忠仁思士”铜印。
汉代社会长期稳定,印章用途进一步扩大,制作工艺水平与审美观念获得提升,进入中国印章发展的鼎盛时期。严谨、端庄、雄健、典型的文字风格成为汉印艺术的基本特色。官印和私印又各具不同的风格。私印类别多样,制作精巧。玉印、鸟虫书印、肖形印呈现独特的审美趣味,对后世的篆刻艺术具有深远的影响。
从隋代开始,官印的体制确立了新的规范和形态。这一转变的核心是行政系统以官署公印替代此前的官职印,官员的任命凭证以及等级标志不再附着于官印,形成了与秦汉印章迥然不同的形制、印文、形态和管理制度。唐承隋制,其后中国社会官印基本延续这一体制。
辽、西夏、金、元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各自创制了不同于汉字的民族文字。契丹文、西夏文和八思巴文都曾经使用于官印,但印章的形制仍以唐宋为模式。本次特展中的西夏首领铜印即为西夏字官印,而其在形态上则反映出中原印章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
唐宋元时期,除了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印信以外,开始出现与书画图籍收藏、书画创作、书画往来相关的专用印章,体现出文化属性和文人精神生活的特征。文人篆书书法的重振,提升了宋元私印的艺术品格,复古的印风也开始出现。以秦篆为本源的圆转遒美的朱文私印,开拓了后世篆刻艺术的新形式。
明清玺印和文人篆刻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明清官印在制度的规范下继续演化,而民间私印则受到复古艺术思潮影响,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软石印材的使用逐渐扩大,推动了文人篆刻的风气。文人篆刻的文字题材更为丰富,直接体现创作者的艺术追求与技法个性,与作为社会凭信的印章逐渐分离,形成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这是中国印章文化的一个特有现象。
● 最丰富的明清文人篆刻藏品序列
明清文人篆刻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个人风格和艺术风格相似的创作群体,可谓群星璀璨,流派纷呈,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艺术。
上海博物馆藏明清文人篆刻作品收藏包括文彭、何震、苏宣、汪关等各种艺术流派、各个区域名家的作品,是国内外最为丰富、完整的一个名家篆刻藏品序列。
原浙西四家所藏名家篆刻,曾合辑为《丁丑劫余印存》,其中大部分在80年代由无锡华笃安先生遗孀毛明芬女士遵遗嘱捐赠上海博物馆。汇合江南诸多收藏大家累世集聚的藏品,形成了馆藏印章文物的丰厚基础。
◎明末清初的篆刻家与篆刻流派
明代中后期文人篆刻之风日益兴盛。以吴门画派的中坚文徵明之子——文彭为代表的兼擅篆刻的文人,顺应潮流,多用青田石自刻印章,进一步推动了风气,因而被尊为篆刻流派的开山人物。文彭曾任两京国子监博士,善书画。他的篆刻风格端庄古雅,对周围的文人群体影响很大,形成了旧称“三桥派”的印人群体。传世文彭的真刻有石章、牙章,但传世数量极少。华笃安、毛明芬夫妇捐赠的“七十二峰深处”牙章传为抗战时期出土,左侧可见“文彭”两字行书款。印文布白匀整,线条细挺圆润。
徽州地区篆刻家是晚明印坛又一大群体,其代表人物有何震、汪关、苏宣、金光先、朱简、胡正言等,印风多具个人面目。汪关的印风和平典雅,别开纯正的复古印风,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在本次展览中,观众能欣赏到他的代表石章“子孙非我有 委蜕而已矣”。
◎ 清中期篆刻创作的繁荣与主要流派
清初文人篆刻进一步发展,艺术风格受到明代印坛的深刻影响。吴门篆刻的流风在江南继续受到文人士大夫的欣赏;汪关的新风格为侨居常熟的林皋等人传承;程邃刻印别开生面,引领歙派风气之先。清初至中期的苏州、徽州、金陵、扬州、如皋、娄东、虞山、华亭、杭郡都是篆刻风气活跃的地区。
清代中期金石考据之学风行,文人印家群体扩大,技法的表现更趋成熟。篆刻艺术的发展进入繁盛时期。在众多的新流派中,浙派和邓石如派是对后世影响最为持久的两个流派。
浙派又称西泠印派,是以技法先后相承的钱塘印人为主体的一个风格流派。丁敬是浙派的创始人,在篆法、刻法、刀法上都有个人独创,布局冲淡质朴,印文书体简洁端庄,刀法苍茫古拙。本次展览展出丁敬为扬州八怪之首金农所刻“冬心先生”石章,风格质朴浑厚,体现了一种“忘拙忘巧”的境界。
传丁敬风格的有蒋仁、黄易、奚冈,后人称之为“西泠四家”。黄易的印风以工稳见长,展品“姚立德字次功号小坡之图书”石章是他35岁时,为姚立德所作,文字线条浑厚,有肃穆之气。
清代嘉庆、道光以下,又有以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四家为代表的追随丁敬一派风格的印人群体,世称“西泠后四家”,群体延绵,使浙派成为流布广泛的一个篆刻流派。
在浙派篆刻风靡江南之际,邓石如以新的面貌崛起于印坛。邓石如的篆隶为世所重,是一位具开拓之功的清代书法家。篆刻初由何震、苏宣中取法,强调以书入印,不尚奇巧,其圆转流动的印文体势和自然流畅的冲刀技法,形成了“刚健婀娜”的特征,成为当时别开生面的篆刻新风。邓石如提出的“计白当黑”创作法则对书法篆刻理论具有创新意义。“疁城一日长”一印以圆转的线条为主,遒劲而虚和,充分体现了其独树一帜的审美理想。邓石如印法经包世臣、吴熙载承袭而下,在晚清影响更为广泛。
◎ 晚清篆刻的个性张扬与代表人物
晚清篆刻家借助日渐丰富的出土古文字资料,多元取法和个性化创变的趋势更为鲜明,传统地域性的流派出现疏解,艺术风格在共振中出现了更为个性鲜明的印人。晚清篆刻的风气流布在空间上更为广阔,风格谱系进一步拓展。
浙派一系的后劲依然活跃,邓石如派的风格对晚清印风具有广泛的渗透力。一脉单传的现象不再占据主流,兼取两派风格并汲取新出土金石文字资源而形成新面目是晚清印人传承、变法的基本路径。晚清印坛代表人物有赵之谦、徐三庚、胡钁、吴昌硕、黄士陵等。在上一期“高山景行”捐赠展中,曾展出赵之谦为潘祖荫所刻名章,该作品不仅展现了篆刻家高古堂皇的艺术气象,同时也记述着一段艺术交游的佳话。
晚清时期的另一位书法篆刻大家吴熙载将邓石如印法推向了新的境界。吴熙载的篆书书法圆转流美,篆刻创作践行邓派“印从书出”的观念,注重篆书体势、笔意的表现,刀法轻浅精熟,行云流水,自然洒脱而不失浑厚。他的书风、印风对其后徐三庚、黄士陵均有重要的影响。
中国印章作为一种立体文化遗物,具有多方面内涵。观众在欣赏一件印章时,或可将其纳入中国文字演化的线索中,或可留心其所折射的玺印制度历史;或可观照印章质料及其内涵;当然,更可以沉醉于印章的书法、刀法、线条、构图、边款等纯粹的形式之美。
编辑:周辰
责任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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