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认真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对于坚定不移把改革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很多,择其要者,主要有以下8个方面。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推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基本途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史得出的基本经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兴旺发达,就必须跟上时代,必须站在时代前列,而改革创新是跟上时代、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是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根本途径。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出发,主动自觉进行的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这种变革和调整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从而带动了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政治稳定和国家繁荣,因而得到全体人民的真诚拥护,也赢得了全世界广泛好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种精神力量作为支柱,没有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都是难以生存的。对于一个正在实施现代化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民族凝聚力尤为重要。中国改革的兴起,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改革的深化也有赖于思想上的进一步解放。其实,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的过程。改革每前进一步,就要清除一个思想障碍;每清除一个思想障碍,改革就前进一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议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且把创新列在首位。创新首先是理论创新。理论既是行动的先导,又是实践的指南。改革越是进入深水区,就越是需要解放思想、勇于开拓的精神状态。
改革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都要始终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富民强国上。中国改革的实质和目的,就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实践证明,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党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首位;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改革成败和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有改革理论的提出和一切改革政策的制定,都是围绕尽可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尽可能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中心展开的。正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心内容的改革实践,动员起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焕发出了蓬勃生机,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进步,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
改革的实施要遵循从易到难,由点到面,逐步深化的过程。改革之初,主要是“摸着石头过河”,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注重实效,大胆探索,不断创新,边实践,边总结经验。当时只是确定一个大致的思路,就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改革方略是:先从比较容易推进并能较快取得成效的领域入手,即首先从农村改革入手,然后推进到城市改革;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然后推进到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并且先通过试点,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开。即自下而上,由易到难,考虑各方面的承受程度,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积少成多,逐步向前推进。这里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首先要选好改革的突破口。初战告捷,就可以鼓舞改革斗志,有利于改革向纵深拓展。中国改革的突破口选在农村,从解决农业问题入手,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为什么要把农村作为突破口呢?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一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解决吃饭问题的特殊重要性,使农业特别是粮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性因素。二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就是要尽快实现共同富裕,因此,脱贫致富就成为改革的起点。三是农村生产关系简单,广大农民要求变革现存生产关系的愿望由来已久,改革的难度和风险比城市小。这就决定了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必须也只能选择在农村。农村改革的初战告捷,为城市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经验。这样,再因势利导,把改革引向城市。中国循序渐进、注重实效的改革方略,得到了国际社会有识之士的广泛赞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在渐进过程中,经过反复考虑,反复比较,并经过多年的思考试验后才逐步形成的。这种“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在改革实践中逐步确立改革目标的做法,有利于改革的稳步推进、逐步深入,同时又防止了出现大的挫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一条基本经验。
要把改革与开放紧密结合起来,在开放中推进改革。中国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改革和开放并举。中国改革与开放紧密结合,是因为在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历史一再证明,闭关自守,只能导致落后。因此,必须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带动改革。改革与开放,就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实现了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史上的历史性转折,结束了长期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中国的改革是全方位的,中国的开放也是全面的,是向全世界的开放。中国要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生产力,要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就必须尽可能吸取其他国家一切好的东西,为我所用。而开放的实行,特别是对外开放又势必推动国内的体制改革。因此,改革与开放是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开放列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强调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经济特区考察,就是要向世界宣示,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他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中,郑重宣示新时代开启加强中国同世界交融发展新画卷的坚定信念和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
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中国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要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从事一项前无古人的改革大业,要想速战速决,是不现实的。必须牢固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做好打持久战和攻坚战的思想准备,循序渐进,稳中求进。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稳定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三个方面。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经济稳定是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难以顺利推进。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这是实现我国发展战略目标,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保证。同时,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发展才是目的,是根本。稳定和改革都是为了发展。离开了发展什么也谈不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幸福,国家富裕繁荣,这一切归根结底取决于发展。改革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和动力。在当前条件下,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使改革开放向更深的层面和更广阔的领域拓展,革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弊端,进一步完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进一步调动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使生产力获得解放和发展。中国改革成功的奥秘之一,就在于中国改革的领导核心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并准确把握住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定性力量。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必须依靠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推进。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中的许多新事物、新创造,都是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中央把基层干部群众创造的经验加以概括提升,形成政策加以推广,才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浪潮。实践证明,只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取得改革的成功。农村改革是这样,城市改革也是如此。以往的改革开放靠的是人民群众,今天的改革开放更要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过去是、今天是、将来依然是改革开放的主体和动力。这是改革开放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要尊重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其实,尊重群众就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实践就是尊重历史。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的主体和动力,应当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改革呈现出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挺进的局面,在不少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全社会创新发展活力明显增强。
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改革开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是一场伟大的社会试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要把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顺利完成,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当代中国,这个领导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靠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有组织、有秩序、分步骤地积极推进,大胆探索,才有可能实现既定目标。这是全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的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的一条真理。社会主义改革是一个审慎地、逐渐地变革社会的过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社会领导层主动自觉地自上而下进行的社会结构性调整和体制改造,因而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秩序、分步骤地推进,作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牢牢掌握改革的领导权,把握改革的进程和方向,使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关键是要有一个成熟稳定的领导核心。在新时代,全党同志必须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万众一心,团结奋斗,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作者系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