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党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挖掘和传承卫生健康优秀红色基因,引导本市广大党员深刻把握卫生健康事业在服务全国、服务上海改革发展大局中的特殊使命,进一步增强光荣感、使命感、责任感,上海市卫健委、市医务工会和文汇报共同发起“同心向党,医心不改——我亲历的建党百年上海健康故事”访谈征文活动。
活动启动以来,本市广大医务工作者踊跃参与,纷纷结合个人的亲身工作经历,分享了个人、个人所在科室(团队)参与建党百年来上海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或重大改革的所见所闻、所做作为、所思所想,分享自己的真情实感或真知灼见。
在守护人民生命健康的道路上,一代代医务工作者接力传承、用实际行动诠释医者仁心和大爱无疆,为推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很多文字,读来动容。很多往事,历历在目。回望上海卫生健康事业的“流金岁月”,其中涌现的很多“上海智慧”“上海方案”,依旧值得记取、带来诸多启示。
把党史学习教育与推进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在建党百年之际磨砺更大使命担当激荡奋进力量,这里刊发此次征文活动的部分来稿,以飨读者。
一生择一事,初心照征程
江基尧(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神经外科教授)
作为一名颅脑创伤医生,我一直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深融在一起,这是我入党的初心,也是我情愿奔赴的那条路。
1976年我参军入伍,成了一名部队医院的卫生兵。当时主要做换药、打针这样的护理工作。这让我初识医学,也立下了从医的志向。
很快,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1978年,作为部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第二军医大学,当时连队的党支部书记送我上大学时对我说:“要做一个好医生、合格的医生,不做糊涂医生。”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无数个岔路口,作为部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我一直自认为身负特殊使命。“肩负起历史赋予的责任,学有所用为中国人健康服务”,这是我的入党初心。1982年,我在大学四年级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之后近四十年的党员生涯中,遇到每一个人生岔路口我都告诫自己要不忘初心。1989年初,我被选拔赴美攻读中美联合培养博士,学成后按期回国,放弃留美机会。
学习过程中,我了解到全世界导致青少年死亡的第一因素就是颅脑损伤,之后就立志研究方向始终围绕脑外伤领域中的重点和难点。
人民至上,患者生命重于一切。从业至今,我成功救治4000多例各种类型危重颅脑外伤患者。印象深刻的是20多年前救治的一个男孩。他是一起凶杀案的幸存者,脑部被凶手用钢管重击,造成开放性脑外伤。送到医院时他已经没有血压,心跳也快要消失,我为他做了紧急抢救手术稳定病情,但很快他又发生了应激性消化道溃疡大出血,失血性休克。
经胃大部切除手术的紧急处理,病情第二次转危为安。因为脑部的伤口是开放性的,他再次颅脑感染形成巨大脑脓肿和感染性休克,在进行开颅引流时,脓液过多把常规引流管都堵住了。我采取了在当时看来超常规的引流方式,把平时用于腹部的引流管插到男孩的颅腔连续冲洗抗生素,经历这样三次严重休克导致生命垂危的有效抢救,这个男孩缓过来了,如今已结婚生子。
我和团队持续推行严重颅脑创伤病人的规范化、个体化治疗,于全球首次提出中国标准外伤大骨瓣技术、长时程亚低温技术等,显著提高重型颅脑创伤病人救治成功率;2019年以来,以唯一通讯作者在《柳叶刀神经病学》和柳叶刀子刊《临床医学》发表6篇论文,其中2篇为封面论文;相关研究成果列入美国《重型颅脑创伤救治指南》向全球推荐……我也有幸作为中国人第一次当选国际神经创伤协会主席(第十任),显示了中国在全球颅脑创伤领域的学术地位。
初心照征程,四十年前入党时我坚定从医信念,一步步朝着目标前进。如今,每当我的学生踏上从医之路时,我就把当年的话送给他们,嘱咐做一个好医生、好老师、好科研工作者,要将时代的难题与个人的选择相结合,为党工作,为国服务,一生择一事。
一位年轻老党员的援藏心声
乐飞(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
“广博慈爱、追求卓越”,瑞金医院自上世纪60年代初,就持续派出医护人员到西藏、新疆、云南等边陲地区医疗扶贫。2019年7月14日,我成为其中一员,作为瑞金医院派出的第一位三年期援藏干部登上东方航空MU7283航班。这是一班特别开设的航班,机上载着99位上海市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从浦江之滨飞抵海拔4000米的珠峰北麓。
日喀则的蓝天真美,大家很快意识到,这种“心动”的感觉其实是缺氧所致。正常人需要维持在95%以上的氧饱和度,而我在一下飞机后氧饱和度就迅速跌到65%,导致心率迅速破百。这要是在临床,估计要被插管了!迎接我们的还有低气压、低气温和极度的干燥,高原反应的症状接踵而来。幸好作为临床医生,我们可以自我诊断、自我处方,“老西藏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
作为上海市“组团式”医疗援藏工作队副领队,我担任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一职,迅速投入到为期3年的对口支援工作中。与本地同道并肩努力,背靠上海大本营,我们迎来了首个便捷就医O2O信息化服务系统,首个云PACS、云EKG远程诊断系统,首篇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作为第一作者单位的SCI论文……这些工作之外,最触动我的还是一段“上海安吉拉”与“日喀则哦啰”的故事。
藏语“安吉”是医生的意思,藏族同胞会习惯性地加上一个敬语“拉”,所以在日喀则的医生们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安吉拉”。正是这个特别的称呼,让我们深感责任重大。
旦增卓玛是第一个奶声奶气称呼我“安吉拉”的小朋友,虽然我不是儿科医生,但因为一场跨越山海的沪藏爱心接力,我与这个小朋友结了缘。进藏第6天,还没完全摆脱高反的我和赵坚医生跟着援藏联络组领导来到3岁的小卓玛家,评估她的先天性心脏病病情。赵医生为她制定了微创介入治疗方案。令我们痛心的是,不久,赵医生因突发疾病殉职,未能亲自完成这台手术。身为队友的我,那一刻,更感肩上责任之重,必须接过他未尽的工作。
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帮助下,我们为小卓玛筹得了赴沪治疗的善款。护送她来上海的任务交到我的手里。抵达上海第一晚,我没有回家,就住在卓玛一家隔壁的酒店房间,生怕他们有什么需要翻译和帮助的地方。那晚,就在14公里外,是我十分想念的刚上一年级的儿子,尽管这段路打车只要20分钟……
手术很顺利,小卓玛如今已经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幼儿园中班学生了。为了把这样工作延续下去,我们用卓玛的名字启动了“卓玛梅朵”儿童先心病专项救治行动,并在此基础上,和上海医疗队的队友们系统梳理了严重威胁日喀则地区妇儿健康的疾病谱后,针对五大类疾病谱系开展专项救治行动,并以五种高原花朵命名,合称“五朵金花”。迄今为止,“五朵金花”已累计筹措善款约400万元,帮助72位患儿重获健康。作为援藏“安吉”,我们看到的不仅是72位患儿康复,更是72户脱贫摘帽的家庭成功避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援藏前,有人说上海和西藏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迥然不同的“两重天地”,对我来说,这段特殊经历弥足珍贵,在这里,让我真正懂得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赤诚初心。
急诊科,在摇篮中起步,在磨练中成长
陈庆青(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
物转星移,岁月迁流,历史总能见证震撼人间的伟大奇迹。百年巨变,体现在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华医院崇明分院的急诊科就是在这期间组建和发展起来的:从无到有,从几间房到一幢楼,从几张留观床到拥有急诊病区、留观病房、急诊重症监护室……有着30多年党龄的我,见证了科室从摇篮里起步,在磨练中成长的过程。如今的急诊科,已经不再是危重患者的中转站,而是能够成功抢救急、危、重症患者的坚强团结的战斗堡垒!
曾几何时,在远离上海大都市的远郊崇明,交通不便的独特地理位置让看病成了一大难题。对于其他疾病来说,距离不是问题,但急病不能等。急诊急救水平直接关系到医院的医疗水平和崇明百姓的生命所托。我们的急诊科成立于1988年7月,由石琴章同志担任科主任,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突破。当时虽也有急诊室,设内、外、儿、骨科等,但都分属于各科管理,属于急诊科编制的,只有石主任单枪匹马一位医师和几个护士。由于质控要求综合性医院必须设立急诊科,且要有固定的医师,担负急救与危重病救治的重任。这一艰巨的任务就落到了石主任这位老党员的身上。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他牵头组建了由3位外科医师和7位内科医师组成的急诊科医师团队。同时,开设了16张床位的观察病房。学生时期入党的我,刚到医院就加入了这个团队。虽然条件艰苦,但在主任的带领下有了固定医师的急诊科开始运行起来了。
人有了,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也不少。由于没有急救设备,没有像样的急诊手术室,有的外科医师的特长无处发挥便陆续离开。一些内科医师也因为条件艰苦,选择了其他的科室。为了让科室正常运转,党员医师们带头坚守阵地。虽然期间有过几次濒临解散的危境,但我们挺了过来。医师队伍稳定下来后,急诊科队伍开始参与内科急诊值班,并担负起观察室的日常医疗工作。
很多人“看不上”观察室的工作,觉得病人在观察室住的时间短,轻的3天左右回家,确诊或病情加重就会转入病房。但石主任常说,作为一个急诊科医师,最大的本领在于能应急,而且思路一定要广,“别人想到的你想到了,并不稀奇。别人没有想到的你想到了,这才是水平。不要小看观察室,它是一个磨炼人的地方。”
确实,对每个留观病人,急诊科的医师们都认真仔细地观察病情。在那个不论白天还是黑夜,都必须开着灯才能看得见的阴暗的“黑三角”和那几间冬天寒冷夏天闷热的旧房屋里,我们发现了崇明第一例霍乱病人、晕厥的心肌梗死病人、上吐下泻以胃肠炎留观的宫外孕病人……正因为科室成员的细致观察,为专科成功救治患者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多年来,急诊科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着,一次一个经验地积累着,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有的只是默默无闻的工作和奉献。
一个科室要发展,人才培养是关键。2003年,急诊科发生了质的变化,进驻急诊大楼,实行“急诊-急诊病区-急诊重症监护室”一体化管理。急诊重症监护室的启用,为培养的人才提供了展示急救水平的舞台。
急诊科的发展与医院的发展是休戚相关的。新华医院来院管理后,为医院增添了新的活力。三级医院的评审成功、崇明区域医联体的实施推进、大量医学人才的引进、住院医师规培基地的获批等等,急诊科在医、教、研各方面随着医院的发展也逐步走上了新的台阶,在建设世界级生态岛过程中,为医院更加美好的未来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追随党的脚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王文瑞是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在保健院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老王。1957年,她被组织上调到这里来工作,一干就是27年。
见到王文瑞老师,她满脸堆笑,给人一种莫名的亲切。初次见到王文瑞的人一定会留意到她右脸毁容,失去了右眼视力。这是1947年,当时王文瑞任华东野战军九兵团后勤部机要组代组长。孟良崮战役胜利后,敌人军队向山东胶东地区进攻,妄想把我军逼向海边消灭掉,我军在转移的路上,在山东莱阳县大沙河,遇到敌机狂轰滥炸,她就是那时负了重伤。
“王老师,您不到20岁容貌就被毁了,失去了一只眼睛的视力,你有曾后悔过吗?”我不禁问道。
“我从未后悔过,从我参加革命那天起,我就把一生交付给了党,交付给了人民!”王文瑞坚定地说道。
提及保健院的起步发展,王文瑞记忆犹新。“我来到保健院后,主要从事医院的党务工作。首先抓学习,带领大家学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特别是抓好班子和党员,由班子成员带动党员,党员带动群众,坚持预防为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救死扶伤、发扬中西医结合,使党和国家的卫生工作四大方针落到实处。”
王文瑞首创了孕产妇服务一贯制:在院内,积极做好预防宣传工作;在院外,积极做好妇科疾病的普查。下里弄、下工厂、到农村……开展妇科疾病普查工作,是当时上海优先开展这项工作的领头羊。每当遇到需要抢救的危重病员时,医务人员都会同心协力、积极集中配合抢救,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也随之降低,几年内没有发生产妇死亡。此外,在医院里凡是病人需要的,对产妇有利的,大家都能齐头并进,当时保健院首先实行了产妇病员食堂制。
说到老搭档张佩珠院长,王文瑞脸上也流露了敬佩与思念之情。“当时的保健院,她是院长,我是书记,我们一起搭档合作了二十多年。张佩珠是世界卫生组织妇幼专家组成员,每次外出开会,她都省吃俭用,将节省下来的津贴用于购买医疗仪器、国外先进的医疗书籍等,还积极为在院医生提供增长见识的机会。”王文瑞说,以医院为家,如果遇到病员抢救、血库用血告急时,张佩珠院长总会带头献血,许多医护人员积极响应。献完血,大家继续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地工作。“虽然张佩珠院长已经去世二十余年,但她对于医疗事业的奉献精神依旧感染着许多保健院人。”
保健院是宋庆龄先生一手建立的妇幼专科医院。访谈最后,王文瑞说,“正是宋庆龄先生对于妇幼保健事业的关爱,激励着我们每一代保健院人不断奋斗与努力,为上海的卫生健康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本文由王文瑞口述,沙漠洲、王坚伟、翁雯婧采访整理)
编辑:李晨琰
责任编辑:樊丽萍 唐闻佳
图源:文汇报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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