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繁花》将金宇澄的小说搬上了舞台

2018年最初的一场大雪，竟无法阻止观众观看话剧的热情。这是一种怎样的疯狂啊。从晚上七点半开演，至十点四十结束，除去中间短短的休息，漫长的三个小时的演出，能让观众坐得住，真是不容易。有些人第一次来剧场看话剧，因为热爱小说《繁花》，爱屋及乌，连带爱上了话剧表演。而对于那些见多识广的话剧忠实观众，或许有更多的感想。

话剧《繁花》，有两大亮点，一是沪语台词贯穿始终；二是80后、90后演出班底。的确，对于习惯了京腔和普通话的话剧观众，观看沪语话剧，可能都有点不知所措。好像没人想过，为什么上海话就不能演话剧？　有一位上海作家说，上海话总有一种严肃不起来的油滑腔。为了免俗，在写上海本地生活故事时，结构框架叙事语言还是考虑用普通话，只是在人物对话中间，小心翼翼地添加一点上海话，以增加地方色彩。尽管如此，生活在沪语圈里的广大观众，忍不住还是希望有那么一种实验，让上海话登上话剧舞台。

事实上，早在沪语登上话剧舞台之前，小说先行。金宇澄的《繁花》加入了诸多上海话，这些上海方言，不论新旧，为小说赢得了声誉。作为沪语话剧的前期实验，上海舞台上出现的话剧《金锁记》和《长恨歌》，都源于同名小说的改编，这些以上海城市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在文学世界拥有广泛深厚的读者基础，或许是受到小说的启发，话剧编导将它们搬上舞台，强化上海元素。但小说的风光，并没有给话剧舞台带来相似的风光。与老舍笔下的《茶馆》相比，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书写上海城市生活的话剧作品，能赢得观众长久的记忆。但表现上海城市生活的写作冲动，从未停息。越来越强的城市自我意识，构成了当今话剧舞台一波又一波的艺术实验。

▲话剧《繁花》引发热议：上海话到底可不可以用来演话剧？

说到话剧与城市的关系，我们不得不想起老舍的《茶馆》与老北京的关系，那真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还有什么人在书写北京城市生活方面能超越老舍的《茶馆》？老北京与话剧的互文，是由老舍这样熟悉并热爱北京的天才作家来沟通和完成的。相比之下，上海城市生活与话剧之间的艺术沟通，似乎前不见古人。话剧《繁花》，是在文学作品成功之后走向话剧实验的舞台，文学实验似照亮黑暗的火炬，给话剧人以坚定的信心。从文学作品到话剧舞台的演变，实际上也是延续着以往的惯例和传统，很多话剧就是从小说改编而成，但此次《繁花》的上演，仿佛给广大观众提了个醒，它让大家正视一个长久被忽略的问题：上海话到底可不可以用来演话剧？

因为是在上海本地演出，热情的观众报以热烈的响应。风雪夜阻挡不了观众的热情，就是一个例证。但沪语话剧尝试，从实验走向成熟，想来不会那么容易。假如换一个城市，在北京、香港，或是那些对上海话完全陌生的城市，沪语话剧还会那么受人关注吗？从这一意义上讲，话剧《繁花》不能仅仅停留在上海话表演这一层面来思考，而需要从话剧艺术的角度，思考话剧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观众的热情，编导剧组的热情，意味着沪语话剧是当代话剧探索可以进入的一个空间。

▲从文学作品到话剧舞台，《繁花》继续开放

话剧较之小说等文学作品，受到的限制更多。小说，仅仅是作者面对预设的读者在叙事，而话剧需要经过导演和演员的表演阐释。编剧的创作，是一个开端；导演和演员的表演，至关重要。好剧本如果没有相应的演出团队，很难保证会有圆满的舞台效果。话剧《茶馆》与北京人艺演出团队的结合，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传奇。中国之大，话剧史上似乎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绝配案例。我们无法要求话剧《繁花》也达到这样高的表演要求，但从话剧的经典案例中，有时也可以感受到某种相似相通的东西。由80后、90后的演员班底来承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上海生活的舞台演绎，这对于所有演员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考验。太年轻、太靓丽，而使得整个舞台表演缺少一种历史的沧桑积淀，这些可以想见的不足，能不能被其他的光彩所掩盖或淡化呢？

如果以中场休息为界，那么上半场的表演，过于喧嚣和匆忙，满台都是匆匆走过的路人，大家争先恐后抢着说话，但就是听不清在说什么。好像人物、故事都浮在表面，无法沉静下来。下半场渐入佳境，能够沉得住气，有条不紊，慢慢展开。演员的表演，尤其是沪生在火车上将信纸撕碎，抛向空中。整个舞台尽管有三人同在，但观众的注意力始终在沪生的表演上。这种舞台效果，让人感受到戏剧舞台独有的冲击力。只是这样的冲击在整台表演中出现得太晚了一点。如果上半场就有这样定海神针般的魔力击中，或许沪语话剧《繁花》，将会更上一层。

编导在沪语呈现上，是动足了脑筋的。苏州评弹入戏，多媒体背景的时空切割，使得整个舞台空间变得悠远而空阔。历史感和城市韵味，相当一部分是由这些舞台元素来调动和完成的。但有一点小遗憾，多媒体画面的呈现，至少与我记忆中的上海城市景观尚有不小的差距。

(作者系著名评论家)

编辑制作：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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