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发展》一书，是由我主持并同于洪生、缪开金同志合作完成的上海市社科规划办委托课题——“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研究”的最终成果。本书研究的主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逻辑发展，我们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研究党的百年发展史，从理论上“回望过往的奋斗路”，阐发党的历史经验和理论创新成果，力求使它成为一部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和党的百年理论创新逻辑发展史的研究专著和简明读本，并在有关问题的研究阐述上体现一定的探索性、开创性。

第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有机统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最鲜明的本质特征。其中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二重理解：一方面，是指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中实现具体化，回答和解决中国问题，使之具有中国特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不是空洞抽象的、教条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就是毛泽东强调的“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即把中国共产党的丰富实践和历史经验理论化，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既包含又超越了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同上），在研究中注意提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不同逻辑发展阶段的原创性理论观点，以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相关原理的创造性独特贡献，增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

第二，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百年来三次伟大飞跃之间的辩证关系。百年来，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航程中，谱写了实践创新的壮丽诗篇，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三次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应该强调，中华民族迎来的三次伟大飞跃，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来源和实践基础，又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三次相结合及其伟大理论创新成果指导和指引下取得的，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第一次结合，是从党诞生就开始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经过长期斗争和艰辛探索，“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第二次结合，1956年毛泽东就提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577页]当然，严格地讲第二次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以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第三次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这三次结合，推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实现了三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理论创新的四大机制。一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机制。毛泽东指出：“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这个统一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同时，理论创新的认识论路线同党的群众路线也是统一的，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循环往复过程；二是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有机结合的政治保障机制。一方面，党的创新理论指导着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创新发展，同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创新，也是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和体现。另一方面，党的路线体系是党的理论创新、理论武装的重要保障机制；三是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相融通的开放品格和守正创新的文化机制，体现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统一。毛泽东精辟地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习近平指出：“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四是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与党的自我革命相促进的动力机制。在一定意义上，党的全部创造活动，可以归结为这两大革命的实践和理论，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机制。

第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五大理论创新成果及其逻辑发展阶段。习近平指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历史发展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创立和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五大理论创新成果，它们也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五个逻辑发展阶段。强调其共性，就是强调其连续性和一脉相承。一是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二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不动摇。但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其具体实际又有所不同，由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不同的逻辑发展阶段。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时俱进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有个性的，之所以要突出其个性，就是强调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是为了阐明每一逻辑发展阶段及其理论创新成果最具原创性、代表性，富有时代特色的重要理论贡献，以便在有限的篇幅中向读者集中精要地展示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各自特色和历史贡献，便于读者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发展进程中每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核心要义和突出理论贡献。

（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首任常务副院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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