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帆、陆炜合作撰写的《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最早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了修订本，今年，本书的增订本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一部已经问世近三十年的学术著作，至今仍得到学界同仁的认可，仍具有学术生命力，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我因与两位作者有过数年相互切磋、教学相长的因缘，长期以来谊兼师友，他们不允我年迈力衰的推辞，执意嘱我为新版作序；我当然不忍拂两位作者的美意，只好勉强就再次翻阅书稿的心得和他们这些年来的治学情况，谈几点未必妥当的感想。

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一个很少有人涉足的研究领域，但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却非常红火，连续出版了赵景深先生的《曲论初探》、夏写时先生的《中国戏剧批评的产生和发展》、余秋雨先生的《戏剧理论史稿》和叶长海先生的《中国戏剧学史稿》等多种论著。这对于后人继续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既是一种便利，也更是一种困难。因为在学术研究中筚路蓝缕、开拓新域，诚然是艰辛的；但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突破，有所超越，更是一个极大的难题。就我所知，谭、陆两位当时在撰写这部《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独辟蹊径。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苦思索，他们决定不走前人的老路，而是选择了一条充满挑战性的研究路径。他们有意识地试图在理论史的研究思路和叙述模式上作出新的尝试，这就是立论框架以曲学、叙事理论和剧学三大体系为辐射中心，突出古典戏剧理论的精髓和民族特色；论述方式以历史分期为经，以理论问题为纬，从而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清晰地勾勒了中国古典戏剧理论的发展脉络，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古代戏剧理论的独特思想内涵。就我们熟知的同类著作来说，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新异的理论史的范式，也应该说是一次较为成功的创新探索。三十来年过去了，至今我仍然觉得这种创新是可贵的、有学术价值的。我以为一部著作的吸引力就在于特色，没有创新就失去了它的应有价值。在理论批评史的体例上，每个学者完全可以做出富有学术个性的选择与创造，只有这样，才能在研究领域中形成一种多元并存、互竞其长的生气勃勃的局面。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同志关系上应强调“求同存异”，在学术问题上应强调“求异存同”。这确实说出了做人与治学的真谛。

前些年来，我们常常听到不少学者感慨与惋惜中国文论的“失语症”，思考与探索如何对传统文论加以现代转换，古为今用。实际上，这二者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因为学术界觉得，当代世界的文学理论失去了中国的声音，中国的文学理论丢失了本民族的传统，所以才呼唤要对中国传统文论作现代转换。现在回过头来看，谭帆和陆炜早在二三十年前便甘于寂寞，不畏艰难，已经在默默从事传统戏剧理论的本土化阐释工作，以启动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构建具有民族特点、中国特色的戏剧理论体系。我以为，两位作者以“曲学”“叙事理论”和“剧学理论”三个系统来概括中国古典戏剧理论，确实独具识见地抓住了古代戏剧理论的核心与关键。

正如两位作者所言，中国古典戏剧的精神实质是“诗”的，它的外在形态是“以曲为本位”，通过“诗”与“乐”的有机结合，达到情节结构与音乐结构的和谐统一。因而“曲学体系”探讨的理论对象自然地向音韵、格律、词采三方面展开，形成曲韵、曲律、曲论三方面的格局，而核心问题则是“曲”的作法和唱法。众所周知，古代“诗”与“乐”相结合的文学体式，一直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诗经》，汉魏的乐府、唐代的律绝、宋代的词、元代的曲（包括剧曲、散曲或民间小曲）等，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无一不是与“乐”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合乐这一点上，古代的诗、词、曲有其内在统一的性质。但“曲学”又有自身独特的内涵，比如宫调的选择、曲牌的配置、宫调和曲调的音乐特色与所表现的情感及事件的关系等等。所以对“曲学”的探讨只有将其放在古代诗乐传统中加以系统考察，才能真正揭示其独特的内涵，以及对传统诗学的继承与发展。本书对于中国古代戏剧叙事理论的研究也是有独特贡献的。在当前学界，运用西方叙事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的可谓非常热闹，但大部分的研究无论是观念体系、对象选择，还是在论说框架、分析模式，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古代戏剧小说有着较大的间隔与错位。而谭帆、陆炜对古代戏曲叙事理论的研究始终关注着古代叙事理论的独特性，认为古代叙事理论是在史官文化的孕育中生成的，史官文化是古代叙事理论的发源地，多方面影响了古代戏剧的叙事理论；同时，在古代戏剧的叙事理论中，视戏剧为“寓言”的认识几乎是戏剧理论家们普遍信奉的观念。在这种艺术精神的影响下，古代戏剧家通常把戏剧当作寄托情志、抒情写愤的载体。同样，本书对“剧学理论体系”的探讨也是在把握戏曲是一种高度综合的艺术样式和扣住其“歌舞演”的形态特性来展开探讨的，如果不紧密地联系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而仅依据西方的编、导、演的艺术理论来加以评判，恐怕很难把研究推向深入。

可以说，这部论著在对古代戏剧理论的研究中，提炼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戏剧理论观念，为全面研究中国戏剧理论体系夯实了基础。从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戏剧理论拥有如此丰富、明确的见解，不仅可称发达，而且足以与西方戏剧理论相比照，因为在众多的戏剧美学问题上，中国古典戏剧理论都有自己明确的理论，并且富有我们民族的特色，这是前人留给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大力继承并发扬光大。重读《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我仍然觉得两位作者对古代戏剧理论的本土特色与成就方面所作的探索确实是可贵的，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从谭帆、陆炜《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的特色和贡献，我们引出了中国文论“失语症”的话题，我们益发感到，提倡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仅是个历史话题，更是一个关系到当代文化建设的现实问题。我一直认为，我们提倡世界性的文学对话或文学交流，但这种交流与对话，要立足于本土文化与文学，是以西学为参照，而非以西学为坐标。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冲击下的产物，对西学的响应也就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的重要特点。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学术文化背景下，中国文论怎能不患“失语症”呢？实际上，任何形态的交流，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只有在同等实力的状态下才可能趋于公正平衡。经济领域是如此，文化与文学的交流也是如此。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及其优秀作家，不是依仗自己独特的文化土壤，依仗自己与众不同的艺术创造，而最终成为可供全人类交流的文学财富？所以，医治中国文论“失语症”，最根本的办法恐怕只能是加强中国传统文论的研究，努力探索古今文论的现代转换，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文艺学。从这一点上来讲，谭帆和陆炜对中国古代戏剧理论所作的研究，无疑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所阐述的观点，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都富有建设性、启发性，有助于开拓人们的思路，也可以诱发人们继续探索和深入思考的学术热情。

据我所知，大概在这本著作完成以后，谭帆的研究领域渐渐由古代戏曲转移到古代小说，先后出版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和《中国小说史研究之检讨》等几部颇受学界赞誉的研究著作，由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项目《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也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我看来，从古代戏曲研究到古代小说研究，谭帆的研究对象虽然在转换，但其研究目的和主旨显然是一以贯之的。因为无论是小说评点研究，还是小说术语研究，抑或是小说文体史研究，贯串其中的研究思路，依然是以回归中国小说的本身存在为出发点，试图通过对古代小说本土语境的阐释和对古代小说整体面貌的梳理，来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小说理论思想体系。陆炜从南京大学中文系随陈白尘先生、董健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起，研究重心转向了中国现代戏剧史，多年来，他在田汉研究、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古代戏曲的研究已不再处于他研究工作的中心位置，但从本书附录的《李渔戏剧结构理论批判》一文可以看出，他对古代戏曲的研究仍然延续着一贯的传统，既有宏通的视野又有理论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