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于上海诞生，其标志是中共一大的召开。然而，学界普遍认为，1920-1922年是党的创建期。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大才真正完成党的创建任务。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和首部党章，由此标志党的创建工作圆满完成。” 在4月15日举办的“党史百年：馆长学者三人谈”现场，主持人市委党校杨俊教授开门见山地说。

本次活动的主题聚焦“中共二大”。二大有怎样的历史意义？为什么《党章》会在二大制定？党在上海诞生有怎样的历史必然性？……活动现场，杨俊将这些学员们关心的问题抛给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和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尤玮，三位学者围绕二大馆藏文物、历史作用、红色资源利用等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访谈式教学。

从一大到二大，短短一年的成长证明了“红色基因”蓬勃的生命力

尤玮指出，一大宣告了党的成立，其确立的最高纲领为共产党人树立了远大目标，而二大提出的最低纲领则指引我们如何一步步脚踏实地的实现它。“当时军阀混战、谁打谁还不是那么明确，但是年轻而智慧的中国共产党用了一年时间逐步探索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团结一切往这个目标努力的都可以，于是我们党非常有胸怀的提出了‘民主联合战线’，这是‘统战’的前身。”

除了“第一次提出党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 和“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二大还创造了党史上的诸多“第一”：制定了第一部《党章》，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

首部《党章》的诞生是二大的一个突出贡献。短短一年时间，产生了哪些《党章》生成的基础性条件？尤玮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组织规模的扩大需要能够规范党员言行的章程，“一大全国各地党员50多人，经过一年的发展，二大召开时全国各地有195名党员。”；二是革命活动的实践为制定党章提供了一定基础。这一年里，工、农、青、妇运动都探索开展起来。

“首部党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当时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脱离实际，引用国外的照搬照抄，而是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制定了党的首部行为规范总章程、根本大法。其中的每一页、每一个条文都有着明显中国特色，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尤玮这样说。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是近代历史的必然

从二大取得的成就来看，中国共产党在短短一年的发展证明了“红色基因”蓬勃的生命力。往更远追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其深刻的历史依据和必然性。在忻平看来，环视20世纪的中国，只有上海具备诞生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他将视野拉远至近代上海，为学员们揭示了党在上海诞生的历史必然性——

上海是工人阶级的诞生地，是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忻平指出，得益于上海特殊的政治地缘格局，上海开埠之后仅仅10年就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口岸。租界把工业革命以后西方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生活方式全部输入进来。“在洋人工厂里面培养出来了中国第一代工人。更关键的是，流水线上的重工业企业培养出了第一代产业工人。产业工人才是真正工人阶级的核心。据1919年统计数据，全国工人阶级不到200万，上海50有多万人，产业工人全国20万，上海占18万。上海也是中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最为集中、产生最早的地方。”

此外，作为移民城市，上海最大的特点是开放、包容、创新，也是开放度最高的全球化城市。作为文化中心，上海产生了全国最早的学校、娱乐设施、通讯社、报社、出版社、游乐场所等等。“共产国际到上海很吃惊，在上海竟然可以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在全世界都是看不到的。”这种种历史条件汇聚在一起，成就了党在上海诞生的必然。

以对谈的形式从不同层面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加以还原

“党史百年：馆长学者三人谈”系列活动是上海市委党校推出的党史学习教育的创新模式。为何会采用这样的形式来谈党史？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表示，希望通过学者们之间的对谈，从不同层面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等加以还原。“整个过程是党校教学体系的创新。如果请一位老师从头到尾的讲清楚也可以，但是没有层次感。通过纪念馆馆长、党史专家和大学老师不同视角的阐释，会呈现出对于重大历史事件不同层面的色彩还原。”他这样说。

自今年3月18日开讲以来，“党史百年：馆长学者三人谈”系列活动目前已举办3场，前两场分别围绕“中共一大”与“中共四大”为主题展开。学员们表示，在当前中共一大、二大、四大会址纪念馆闭馆的情况下，将红色资源引进课堂，用学术讲政治的教学形式，增强了党史学习教育的吸引力、参与度和感染力。

徐建刚还指出，学党史不仅仅是学习历史知识，关键在于树立正确的党史观，让全体党员能够把握历史规律，认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传承红色基因和伟大革命精神，从而坚定“四个自信”，把我们党的事业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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