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鸣盛与钱大昕既是同乡同学，又是朝夕相处的亲戚。钱大昕是王家赘婿，王鸣盛乃其妻兄，他们可谓学术上的常棣之华、异姓辙轼，一生颃颉上下，和乐且湛。他们的学问渊博专精，在与惠栋、沈彤、戴震等大家的切磋过程中，以嘉定朴学派胤嗣的身份（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自别于惠栋和戴震。尤其是钱大昕，于经史子集、音韵训诂、典章制度、氏族地理、金石文字、天文历法，无不精研考证，剖析源流。梁玉绳把他比作郑玄，王昶把他比作王应麟，钱载把他比作顾炎武，江藩《汉学师承记》赞曰“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

王钱情同手足，性情却大不相同。王鸣盛颇有盛唐诗人豪迈之风，其锋芒毕露、不畏俗言的处世方式常遭人诟病，他的自负、好财货，又给不喜他性格的人留下诸多口实。陈垣说他“好骂人”“又乏修养，自以为是”（《书十七史商榷第一条后》）。钱大昕则平和谦抑，擅长识才，奖拔弘誉，甘为人梯。最为学界乐道的两则佳话，一是他“发现”了戴震的经学才华，将策蹇至京、困于逆旅的戴氏推荐至学术核心圈，使海内皆知有戴先生；二是“看见”了邵晋涵的史学天赋。他于二人都是知之最先的伯乐，推崇备至，其胸襟气度，堪称典范。虽然戴震在世时以世之第一人自居，钱大昕也甘居其后、潜德善下，但戴殁后，钱所得赞誉与评价实际上已远超戴氏，其史学贡献更非他人可及，陈寅恪先生誉之为“清代史学家第一人”。

平心而论，王鸣盛虽给人以自傲之感，但若换一种角度看待，未尝不是真性情的流露。他在《咏怀》中云：“中宵拔剑起，忧怀浩漫漫。丈夫自有志，穷贱奚足患。”正是李白“拔剑四顾心茫然”似的壮志难酬，乃急于建功立业的奋发心态。那么，同处昂扬时代的钱大昕是怎样的状态呢？恐怕年轻时的钱氏，入世的欲望要更迫切些。柴德赓先生分析青年钱大昕献赋行在的心理道：“王、钱两家虽然都住在嘉定乡间，王家境较好，钱家较贫，竹汀的祖和父都是以秀才在乡下坐馆。钱王联姻，主要由于竹汀十五岁中秀才，被王西庄的父亲赏识，到王家去入赘的。这种赘婿生涯，在那个时代是被人看不起的……竹汀想以功名自奋，是可以理解的。”（《王西庄与钱竹汀》）钱氏虽在十六岁订婚后受岳丈王尔达和内兄王鸣盛指授学问，但合卺甚晚，二十三岁始正式入赘。他早慧，少时即被视为“远大之器”（《竹汀居士年谱》），但家庭寒素，骨相寒陋，“人嘲碧鹳”（《祭外舅虚亭先生文》），且善病，面对王尔达“素奇”的幼女，内心依然充满了“妄许”的惭愧。即便丈人和内兄始终以他为“快女婿”，仍免不了王家诸亲戚和僮仆们各种各样的“窃议”。试想，生活在寄人篱下的氛围和环境中，钱大昕内心渴望功成名就的火焰一定是熊熊燃烧的，何况，他十八岁时就有“尚论千古之志”了。

清《钱大昕隶书七言联》 嘉定博物馆藏

幸而，妻子王顺媖温婉明慧、善解人意，不以科第为轻重，为他营造了安定从容的研学环境。王氏的接纳、欣赏和爱护，无疑加持了钱大昕的自信。婚后第二年即乾隆十六年皇帝首次南巡，他因献赋召试而被特赐举人，授内阁中书，由此开始了一帆风顺的仕途。低开高走的赘婿生涯，是他成为四品京官和汲古大家的第一枢纽站，被王家视为掌上明珠的爱女，则是调柔平衡他焦虑和冒进情绪的摆渡者。

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称钱大昕“理明”“气和”，评他的著作“淳古澹泊”“条鬯而无好尽之失，法古而无摹仿之痕，辨论而无叫嚣攘袂之习”。不激不随、温厚体恤的性情与修养完全内化于著述风格中。钱大昕评价戴震学术品格的话也适合他自身，“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过骋其辩以排击前贤”（《戴先生震传》），既坚持己见又不自矜其能，宽容体谅，有仁者风范。然而他在《祭亡妻王恭人文》中说自己曾“颛而固”“躁多悔”，可知他初年并不平和，然最终能“因拙得安，亦仕亦隐”，成为“天之幸民”（《自题像赞》），实得力于妻子的救偏复中。王顺瑛与他生活十七年，伉俪情深，“离别之日殊少”（《亡妻王恭人行述》），她以“知足”为“知道”，少欲多施，布衣疏食，处之泊如；她是“静多功”的贤妻，亦是“慧且通”的诤友，“耽思致疾，子恒戒我。放言召谤，子强谇我”（《祭亡妻王恭人文》）。久久为功，钱氏长期耳濡目染妻子守常葆真的淡然态度，处世方式自会变化，性情亦随之重塑。他一生种德蕴素、因文见道，温馨和睦的家庭生活乃其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基础，王顺瑛对其谦逊祥和气质的养成，功莫大焉。他在给妻弟王鸣韶《祖德述闻》作序时，回忆道：“往予学为古文，予妻在旁，见予得意时辄喜。自先妻之亡，予忽忽不乐，古文久辍勿为，伸纸序此，不自知涕之横集也。”琴瑟和鸣，莫不静好，此情此景令人联想到归有光《世美堂后记》中芍药花开，妻子具酒问劳，相知相守的动人画面。

其他家庭成员对钱大昕品行与学术的影响亦如盐入水、如露润木，启蒙教导，皆滋以正法。祖父钱王炯于四部书靡不研究，教学有法，认为读书必先识字，“四声清浊，辨别精审”，“士大夫有难字疑义，从府君取决，皆得其意以去”（《先大父赠奉政大夫府君家传》）。钱王炯享年九十二，其长寿与不妄求的心态有关。他年六十九时，恩诏赐七十以上长者粟帛，乡人多增年以邀上赐，他却正色曰：“人可欺，天可欺乎！欺天而罔上，吾不为也。”钱大昕儿时听闻此语，心灵受撼，终身不忘。钱王炯以《管子》语教子弟曰：“釜鼓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又举《淮南子》语“唯不求利者为无害，唯不求福者为无祸。”（《记先大父逸事》）这些不欺世噉名、淡于名闻利养的言论，在少年钱大昕心中播下和易知足、诗礼传家的种子。他宦情淡薄，每逢家庭变故，辄思归隐，正是受教于祖父而植下的淡泊明志的因缘。祖父八十多岁仍然读书不辍，说“一日不读书便俗”，钱大昕吏事不忘著述、惟愿著述教学以老的人生志向，也是祖父言传身教的成果。

其父母亦是视野开阔、深明大义的民主型家长。父亲钱桂发携子坐馆，晨夕督课，钱氏能以诗赋才华脱颖而出、荣遇致显，皆因父亲的启蒙教授。清初，举子多不习诗，或有为者，辄遭父师诟病，以为妨碍制义。钱桂发则极为贤明，超脱于流俗，喜教子作诗，又说诗文非空疏无学者所能为，借钱购书，恣子翻阅。钱大昕献赋召试通籍，海内传为殊荣，后来乡会试兼试诗，众人乃叹服钱父有先见之明。钱桂发四十岁方补县学生，但对科第、学术保持着相当理性的态度，教导钱大昭但务实学，不要以科第为急。钱母沈氏慈爱睿智，王氏逝后，见妾浦氏婉顺知大体，建议儿子待以正室之礼。钱不再娶，浦氏当家，门庭秩然，长幼安宁，他方得以安心做官、潜心著述。

清 《钱大昕致毕沅书札》 上海图书馆藏

蔚然一代宗师的长成，亦离不开岳丈家亦师亦友的支持与砥砺。王尔达不但爱誉儿子，还爱夸女婿，始终期许甚厚，有人嘲笑他的夸誉，则曰“久当信我言”（《虚亭先生墓志铭》）。王尔达古学根柢深厚，鉴识卓然不凡，钱大昕受其熏染十年，学究天人的古学根基由此铸牢。同时，才气浩瀚的妻兄与他奇文共赏、疑义质难，“镞厉”无虚日，“驽缓”的钱氏方渐得“树立”（《西沚先生墓志铭》）。学界对王钱的学术高度一直轩轾分明，贬前而褒后，但这有因两人个性不同而导致的评价不允的成分。王鸣盛对钱大昕、曹仁虎（钱氏远亲）教护有加，发蒙起覆，功不在小；他考史纰漏多，则需宽容对待，毕竟草创者疏，踵者转密，他以治经之法治史，求是求真的先导作用还是亟需肯定的。若以英雄比之，王鸣盛像曹操，钱大昕是刘备，曹仁虎为孙权，三人鼎足而立，是乾嘉时期嘉定的奎星人杰。

相比于独学无友、自学成才的青年戴震，钱大昕幸运太多。他有绩学通达的原生家庭，志同道合的岳家，博学多闻的两门师友营造出切磋琢磨、相得益彰的学术环境，为他潜研覃思、修身养性提供了绝佳港湾。同时，与王鸣盛、曹仁虎的旷世情谊是他“生平第一快事”（《习庵先生诗集序》），钱氏以为李杜、元白、韩孟、皮陆等往世齐名者“俱非同在一乡”，不如他们三人“望衡对宇”“亲炙其性情学问”快慰平生。可以说，钱大昕的学术血脉来自嘉定本土，后来与惠栋、沈彤、王昶、纪昀、朱筠、戴震等大家的交游虽有师友之谊，但属于成年后额外的精神营养与学术补给，那时他羽翼渐丰满，其他师友提供了新的飞翔高度而已。钱大昕治史注重舆地及风俗移易，以其理论探究他谦谦君子品性与朴学笃行素养的养成，便会发现有趣的自洽，他的古学造诣与嘉定地域文化和家庭的滋养陶铸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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