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开拓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教育家。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西安交通大学15位老教授来信作出重要指示，向当年交大西迁老同志们表示敬意和祝福，希望西安交大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到 “西安交大西迁的老教授”，指出“他们的故事让我深受感动”。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期间来到西安交通大学西迁博物馆，深刻阐释了“西迁精神”的核心和精髓，并勉励广大师生大力弘扬“西迁精神”，抓住新时代新机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在新征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历史功绩。
而作为交大西迁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彭康堪称“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的杰出典范。
      
译介马克思主义学说、宣传唯物辩证法思想
1901年，彭康出生于江西萍乡上栗县。1919年，18岁的彭康东渡日本留学，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主修哲学，开始研究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27年，学位论文答辩在即，彭康却毅然选择回国，回到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参加了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组建的“创造社”，投身左翼文化运动。1928年，彭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起，担任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代理书记。1930年，他与鲁迅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即“左联”）。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由启蒙阶段转入了系统传播阶段。彭康与一批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们共同挑起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宣传唯物辩证法的重担。期望通过自己的文字“引起多数的学者来努力从事和继续这个工作，以建设中国特殊状态下的积极的思想——世界观和人生观”，1928年至1930年的三年间，彭康翻译和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作和著作20余篇（部），共26万字。其中包括翻译出版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柯尔施的《新社会之哲学的基础》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彭康认为：“辩证法的唯物论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有它之所以发生的社会原因及哲学史上的发展系统。”而他翻译这些书籍的目的就是“为的使中国的读者能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之根本原理，及它在历史的发展上是包有全哲学史的必然的发展阶段”（《彭康文集》,134页）。
此外，彭康还撰写了《哲学的任务》《思维与存在——辩证法的唯物论》等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文章，发表《五四运动与今后的文化运动》《新文化底根本立场》等论文和时评。1929年，彭康的七篇哲学论文结集出版，名为《前奏曲》。他在书的前言中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指出：时下形形色色的流行理论是否能够“合理地正确地解释这个世界和社会？”在中国正在变革的社会状态下，这些理论“是否能切中实际”，“是否能给予一般人们以精神的武器？”他认为，切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斗争”的理论已经出现了，“它所根据的方法——唯物的辩证法”（《彭康文集》,132页）。“这种方法是现实世界和社会本来的发展形态，所以是正确而有实践性的。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把握这个方法来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以达到真理，以建立指导行动的理论”（《彭康文集》,133页）。
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白色恐怖”政治环境下，这些理论观点的阐述无疑为混沌的理论界注入了一支清醒剂，为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民群众开启了一扇认识真理的大门。
就当时的理论界、出版界的状况而言，无论是从写作、翻译的篇目和字数上，还是著作、译作的选题和作品质量上，彭康的这些著作和译作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早期传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本，在当时的中国大都是首译或较早的版本，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重要文献。

监牢成了读书的学校
1930年4月，彭康意外被捕，囚监于上海提篮桥监狱。牢狱七载，对他而言，不过换了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战场。彭康和难友吴亮平、曹荻秋、周立波等人，想办法从狱外弄进来几本十分“稀罕”的社会科学著作。每当入夜，狱警歇工，难友革命理论的“特殊党校”就开课了。为了解决人多书少的矛盾，彭康等几个负责学习的同志就站在铁栅栏边，用较大一点的声音读书，讲解社会科学原理，再由左右邻室依次向两边传达。中共中央党校原顾问吴亮平曾回忆道：“反动派做梦也想不到，监牢成了共产党人读书的学校。还不止是读了几本书哩。艰苦的狱中生活，复杂的斗争方式，这本身也是学校，使我们锻炼得意志更加坚强，头脑更加健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彭康等组织难友们发起抗争，终于得以释放出狱。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彭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华东局的领导职务，为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编辑出版《江淮日报》《真理》等党报党刊，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组织根据地的军政干部学习理论，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是时甚至流传有“远学老庄，近学彭康”的说法。他在担任华中局党校校长期间，主持了华中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整风运动，坚持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避免了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误伤同志的错误做法的出现，真正做到了对党负责、对革命负责、对同志负责。自1945年起，他先后兼任华中建设大学、华东建设大学、华东大学、山东大学校长，全面负责这些地区的宣传、文化和教育等工作，为国家建设储备政务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
1952年9月，彭康参加我国文化教育考察团赴东欧七国访问。访问期间，他被教育部提名担任交通大学校长。1953年3月，中央正式任命彭康为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自此，他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高等学校管理工作中去。
1952年至1959年的七个年头里，彭康担任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而后的七年间，他转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为交通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是交大人十分敬仰和爱戴的老领导。
掌校期间，他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坚持教育规律，把握办学方向，秉持交大的办学传统与经验，积极探索，形成了鲜明的治校风格与特色，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理念，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彭康一直强调学生到学校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最基本的东西——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他常说“先打基础，再建高楼”， “只有在学得博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专”。1954年，交大成立一年级办公室和二年级办公室，之后在此基础上合并创建基础课程部，其主要任务是加强一、二年级学生的基础理论课的教学。
      

要在西北扎下根来
以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起点，开发大西北的建设工作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1955年是彭康挂帅交大的第三个年头。4月，国务院作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对此，彭康坚决拥护，认真贯彻。4月9日，他主持召开交大党委会、校务委员会，传达中央决定，委派总务长任梦林、基建科长王则茂立即赴京请示迁校事宜。5月初，彭康专程赴西安，与朱物华、程孝刚、钟兆琳、周志宏、朱麟五几位教授一起，现场勘察、选定新校址。
彭康提出新校址不要靠近工业区和商业区，要尽量靠近市区，交通要方便，以便安排师生员工的生活；同时，要考虑学校以后的发展，环境需要安静些。最终新校址便选在了位于西安和平门外，与唐代兴庆宫和龙池遗址一路之隔的皇甫庄。新校园占地84公顷。
西迁教职工在西安安家落户，这就牵涉到配偶的工作调动和子女的入学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好，身在异地的教职工便难以安心工作。于是，迁校大军中便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女婿”和“儿媳”。当年，彭康的妻子也离开了上外俄语教研室的教职岗位，跟随丈夫来到了西安交大图书馆工作。
来到西安，附中、附小、附属幼儿园，一个都不能少。迁校不能不管柴米油盐。征得两地政府批准，随迁的队伍里便多了从上海地区动员的理发、缝纫、洗染、修鞋、煤球厂等5个行业的45名技工。
交通大学西迁，彭康从国家建设大局出发，从交大的长远发展出发。他坚定不移，坚决果断。1957年7月，彭康主持校务委员会调整了迁校方案，并得到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由彭康实施统一领导。至1957年底，交通大学西安部分由11个系合并为9个系，23个专业；教职工总数2585人，其中校本部教职工2413人，教师1083人（含教授44人，副教授30人，讲师111人）；在校学生6881人，其中研究生17人（《西安交通大学大事记（1896—2000）》，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上海部分设7个系、19个专业；教职工总共为2300人，其中教师890人（教授69人，副教授32人，讲师232人，助教557人）；学生5078人（《上 海 交 通 大 学 纪 事（1896—2005）》（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1页）。
1959年7月，国务院作出新的决定，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部分单独成校，分别命名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时隔多年后，教育部原部长蒋南翔回忆说：“国务院决定迁校后，彭康主动要求到西北来。”“他一再表示，要在西北扎下根来，愿尽毕生之力办好西安交通大学。”
1959年10月，中央任命彭康为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已近花甲之年的他再次以饱满的革命意志迎接新的挑战。他用自己的行动带头举家西迁，在西北扎下根来。在他的率先垂范下，交大党委会17位委员中有16人去了西安。
      

西迁精神的杰出典范
为大家、舍小家。历时4年，从黄浦江畔到渭水之滨，彭康带领近万名师生，完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次伟大的西迁。
交大西迁，面临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复杂局面。彭康在艰辛备尝的西迁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主导作用，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战略决策，紧紧依靠全校师生员工，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带领交通大学克服重重困难，顺利实现了西迁壮举。
在交大西迁过程中，彭康始终坚持大局观念，置党和国家的利益于首位。他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一切要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来考虑，国家利益、学校利益、个人利益要正确结合起来，我们应该在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来考虑学校利益和个人利益。”他特别强调：“学校是国家的学校，是社会主义的学校；交大是国家的交大，社会主义的交大。”因此他在西迁动员及迁校问题讨论中，反复说明“迁校不是我们一个学校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上海、西安，牵涉到整个支援西北的问题”（彭康：《就迁校问题向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师生所作的报告》，《彭康文集（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64-371页），要求大家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始终坚持交大西迁支援西北建设的方针不动摇！彭康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身先士卒这样做的。
在交大西迁过程中，彭康始终坚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把握教育科研工作的正确方向。彭康认为，交大是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学校的主要工作是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这些工作有自己的规律，可是这一切工作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他说“我们是办学校不是办政治，但是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办学校”，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部署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这个多科性工业大学如何发挥作用，如何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彭康：《就交通大学迁校问题发表的个人意见》，《彭康文集（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58-363页）。他对比分析了在西安、上海进行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实事求是地指出：西安有有利的方面，也有暂时的困难，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总体而言，交大迁校对支援西部建设和交大本身的发展都是有利的。尽管西迁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工作，但在彭康的领导下，全校师生凝聚集体的力量，以实际行动做到了迁校和教学两不误。在紧张的迁校、建校过程中，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仍然有序开展，西安交大还扩大了招生规模，建立了许多新专业、新实验室，添置了新的研究设备。
作为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彭康在交大师生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支持和爱戴。这与他坚强的革命意志、真诚的民主作风、深厚的理论修养、艰苦奋斗的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在他领导交大工作的长期实践当中，特别是组织实施交大西迁过程中得以充分地体现。在讨论西迁问题的过程中，彭康很好地运用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广泛听取师生员工、社会内外的意见和建议，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再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进一步讨论，在集中指导下实施民主，最后由校委会作出决议，提出新方案。在讨论最激烈的那些日子里，在彭康所住的上海康平路寓所几乎每晚都要召开党委和总支负责人的碰头会。为了正确处理迁校问题，为了做到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应该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四面八方都考虑到”，彭康呕心沥血，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交大西迁是一项具有开拓意义的战略行动。作为交大西迁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彭康堪称“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西迁精神的杰出典范。正是他以前瞻的战略眼光、无私的献身精神，带领着交大师生奔赴祖国西部，开辟了西安交大一片崭新的事业，以实际行动支援了大西北建设；也正是他展现卓越的领导艺术，发挥超强的管理智慧，妥善筹划了交大分设两地的方案，并且亲手搭建好上海、西安两所交大的发展平台，规划了两校的发展目标。时至今日，他曾经领导的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一个雄踞祖国的东南，一个屹立祖国的西北。一对同根生的孪生子，共同继承和发扬了交通大学优良的教学传统和严谨学风，都已跻身国内一流大学行列并正在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迈进，为国家建设、西部发展源源不断地奉献着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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