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常州这座拥有七千年文明、三千年繁华的城市是一颗耀眼的江南明珠。她地理位置优越，襟三江带五湖，历来为南北要冲，素称“中吴要辅，八邑名都”，形胜甲于东南；她经济繁荣，人民富庶，“为衣冠之都会，尤南国之通津”；她教育发达，人文荟萃，是季子故里，齐梁旧地，儒风蔚然，学派林立。从泰伯奔吴、季札封邑起，在绵延近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成就了辉煌的历史，更以谦和坚毅、诚信守仁、厚德兼容、创新求变的文化精神，创造出了具有丰富内涵和鲜明特征的地域文化。

左思《吴都赋》说：“吴之开国也，造自泰伯，宣于延陵，建至德以创洪业，世无得而显称；出克让以立风俗，轻脱丽于千乘。士有贤贞之说，俗有节概之风。”殷商末年，泰伯、仲雍南奔荆蛮“文身断发”，在江南建立“句吴”国。根据今天的考古成果，位于常州武进东南隅，南濒太湖，东入无锡的阖闾城可能便是公元前六世纪末吴王阖闾建立的句吴都城。泰伯奔吴带来了中原先进文化，江南的土著文化受到了来自中原文化的薰陶。位于吴国的中心区域的常州，从此成为吴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公元前574年，吴王馀祭封其弟季札于延陵，成为常州2500多年有文字记载历史的真正开端。季札三次推让王位，多次出使中原列国，被尊称为常州的文化始祖。他让国挂剑是建立在真挚情感基础上对道德的追求，观乐知礼是对国计民生的热切关注，在日后成为了常州文化中最重要的养份。

随着南北朝时期大量北方文人南迁，常州第一个文化繁荣时代开始到来。唐代杜佑在《通典》中称：“永嘉之后，衣冠违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常州作为萧氏故里，成为南朝齐梁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心，也是受齐梁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地方。齐梁广博的学术风气及“颇采华词以饰经说”的研究风格在常州后世的学术传统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而萧氏家族的众多文人和一部泽被后世的《昭明文选》又一同构成了常州文学史第一个璀璨的高峰，奠定了常州文化中对艺术和美的重视的因子，这种影响也一直延续到了清代常州的词学和骈体风潮中。所以清代常州学者赵怀玉才称：“齐梁以后，人物辈起，帝王、名臣、吏治、儒林、忠义、孝友、节烈、高行，卓卓可纪，称极盛焉。然则延陵虽百里地，实于东南百城中为望郡也。”

隋大业六年，京杭大运河苏南段的开通，不仅联系了生产的南方与消费的北方，而且还刺激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伴随着城市的繁荣，常州吸引了更多的文化人南迁，城市文化在吸收外来养份后迅速成长，人文日盛。许多在常官员积极推动当地教育事业。唐肃宗至德年间，任常州刺史的李栖筠创办了常州历史上最早的府学，宋嘉祐六年（106 1），陈襄任常州知州，重建常州州学，常州州学无论从规模还是教育水准都跃居江南前列，在此读书的学生超过一千人。常州在历史上第一次在科举上取得成功。大观三年（1109）一科常州便得53名，占了四分之一。据美国学者贾志扬统计，宋代常州籍进士共700余人，名列各地前茅，从此常州籍进士数量历代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宋代的常州虽然科举兴盛，但是如果没有杨时和苏轼，常州的文化也许会是另外一个走向，他们两个人从不同道路出发，奠定了常州学风相辅相成的两极。杨时于政和间退居常州、无锡十八年，聚徒讲学，阐述理学，成为儒学南传的枢纽人物。他在常州的十八年，既是传授理学的十八年，也是常州书院教育振兴的十八年。他创办的龟山书院不仅是未来东林书院的前身，其思想也一直延续贯穿到了东林时代。苏轼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逝世于常州,常州成为东坡魂系江南的终老之所，据《苏轼年谱》及其他史料记载，苏轼一生出入常州多达十一次，常州人认为苏轼“出处穷达，三十年间，未尝一日忘吾州者”。苏轼和杨时的文化精神奠定了常州文化日后最重要的根基，在家家重诗书、户户重教育的基础上，使得常州的学术在日后迎来了全盛期。

宋代已经有“苏常熟，天下足”之谚，明清以后，常州经济日益发达，成为承担朝廷赋税的重地之一。明丘濬曾言：“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清康熙十九年（1680），江南巡抚慕天颜也奏称：“江南财赋甲天下，苏、松、常、镇课额尤冠于江南。”也正在这一时期，常州在文化方面同样取得非常耀眼的成功，袁枚赞叹“近日文人，常州为盛”，更让龚自珍发出了“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畴”的感慨。

常州学术文化走向成熟的标志是明代学者唐顺之的出现。唐顺之将常州文化精神固有的特点发扬光大，使得常州学术精神趋于成熟。正如美国学者艾尔曼所指出的，唐顺之与其同时的薛应旂，经其子唐鹤徵和薛应旂之孙薛敷教，与晚明最有影响的文人社团东林党形成学术联系，此后则又借助家族血缘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网络，形成地方知识传统，绵延而至清代的常州学派，形成明清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的学术渊薮之一。

清代常州学者、作者、画家、医家辈出，先后形成了多个学术流派，在中国学术史上大发异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群星灿烂的常州文化精英以血缘、地缘、学缘为基础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和认同感，这种强烈的地域观念和群体意识表现在学术文化上，便呈现出了鲜明的个性色彩。诚如光绪《武阳合志》中所言：“武进、阳湖经学、文章各有源派，英才教育蔚为通儒。滥觞于国初，极盛于乾、嘉之际，揆厥所由，盖右文之世，学校如林，师承有自，儒者遂远绍微言大义，勿拘拘于谨曲空变谈也。”

常州学派兴起于乾嘉盛世，在朴学当道的时候，另辟蹊径，将经学研究与现实的政治结合，为今文经学在清代学术界争得了重要的地位，使之成为足以与古文经学相抗衡的学术流派，更成为清代学术界面对社会危机的应变之学和变革之学。著名学者陆宝千便言：“若自学术一面论，则后日常州学派震撼一时，近世倡变法、走革命者，鲜不受熏。”阳湖文派同样强调博涉多通，在创作风格上讲究气势与文采兼擅之美，不过分拘泥于文体，强调作者的个人风格，为中国散文走向近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常州词派强调正本清源，推尊词体，力倡意内言外之说，对近世词学具有开拓之功，成为在词坛影响最大的流派。常州画派则是创造性地恢复和发扬了没骨写生花卉的传统，给花鸟画坛注入了新的生机，并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孟河医派则以博采众长、家学特长、务求实效为学术特征，为中医学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理论，同时也成为中医学走向近代的重要一环。

梁启超称常州学术是“就是想在乾、嘉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经世致用这一思想可以说一直贯串于明清两代常州学者的脑海之中。曾经有人说常州人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戆直”，大抵是迂愚而刚直之意，刘禺生在《世载堂杂忆》中也说孙星衍、洪亮吉是常州的“戆翰林”。但常州人的迂直中实有一股正气。《江南通志》中引乐史《太平寰宇记》，称常州之地“人性佶直”。所谓佶直，就是正直。所以常州人的“戆直”其实是正直的迂执。当这种戆直浸润了经世致用的意蕴时，更显得正气满满。明代高攀龙曾经写过一句话：“天下有事，则毗陵人必有则古昔，称先王，不忍自决其防者。”“危时守所学，乱亡守孤城”，正是这些独立的思想和灵魂，才闪耀出人性的崇高和伟大。

作者：叶舟
编辑：任思蕴

来源：文汇学人2019年9月6日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