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与语文学的回归

——评保罗·德曼的《重回语文学》

（之五）

2017年9月8日《文汇学人》

 将对理论的转向等同于对语文学的回归，是“偷樑换柱”吗？

    德曼写作《重回语文学》这篇论争文章时，他的生命已接近尾声，文章发表翌年他就去世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更何况是鼎鼎大名的德曼先生的临终遗言呢？但不得不说，德曼在这篇文章中用贝特同系学术对手布劳尔的一门文本精读课程的经验来反击贝特对文学理论的批评似嫌太过精明了点，他把贝特的怒火，从他原本的批评对象，即“那位喜欢恶作剧的巴黎佬德里达”，以及包括德曼自己在内的那一小撮满嘴外国理论的耶鲁解构主义者身上，转移到了就在他自己身边的那位清醒、正牌的文学大教授布劳尔身上。而德曼将对理论的转向等同于对语文学的回归的说法也多少有点玩世不恭式的反讽意味，因为在当时人看来，语文学家本来就是理论的天敌，他们不但不看好理论，而且也嘲讽解释，甚至要求学生们放弃有关盎格鲁-萨克森和古代法语的必修课程。语文学与理论水火不容，德曼说对理论的转向就是对语文学的回归多少也有点危言耸听的意思。当然，这也极有可能不过是作为前卫理论家的德曼所玩的一种时尚的转换。世上新旧时尚总在不断的轮换之中，正如时尚教父卡尔·拉格斐（Karl Lagerfeld）曾经说过的那样，“人多难以避开时尚，哪怕是时尚走出时尚时，它便又是时尚了。”学界时尚的交替同样如此，理论或玩腻了，便回过头来玩语文学，而实质上却换汤不换药，玩的依然是同样的东西。

    但是，作为当时美国最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之一，德曼对“重回语文学”的公开倡导，无疑重新燃起了学界很多本来对语文学没有多少感觉的人对语文学的极大兴趣和热情。1988年3月哈佛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组织了一场题为“何谓语文学？”（What is Philology?）的学术讨论会，由哈佛相关学科的教授们发表他们对语文学或赞成或反对的高见，盛况空前、影响深远。但据会议组织者、中世纪拉丁文研究专家扬·焦乌科夫斯基（Jan Ziolkowski，1956— ）教授称，他最初提出要将语文学作为学术会议议题时应者寥寥，而当他提到德曼《重回语文学》一文时，他的同事们对语文学的激情马上就被激发了出来，于是就有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语文学会议（On Philology，p.4）。然而，就像德曼的生平事迹颇多引人非议之处，特别是他年轻时与纳粹曾经有过的紧密关联时常为人诟病一样，他的这篇文章也不但不断被人重提，引出了一连串同样题目的文章，而且他在文中所表明的对文学理论与文学教学、文学研究之关系的立场和看法也持续发酵，在其身后引发了持续不断的讨论和争议。

    毋庸置疑，德曼是明确站在支持当代文学理论的立场上的，他反对从历史的和人文的两个角度来研究文学，以免使文学研究成为一门包罗万象的超级学科。他支持文学研究的高度职业化和专业化，即将文学研究的重点放在对文本之语言结构的研究上，着眼于揭示文本之意义的传达方式，而不是意义本身。对此，德曼没有以理论和哲学的方式直抒己见，而是采取了一种迂回的策略，即将一种在新批评主义传统中的，看似实证的“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的教学实践的结果与当代结构主义文学理论重视研究文本之语言结构的主张相提并论，进而认为对理论的转向实际上就是对语文学的回归，所以，在当代文学理论主导下的文学研究就是对文学作品进行一种语文学的研究，而当代文学理论即貌似一种专门研究语言之形态和结构的实证性的科学方法。德曼或许觉得他这样的说法将文学理论、语文学和新批评主义十分圆融地结合在一起了，从此即可化解像贝特教授一样的传统人文科学研究者们对当代文艺理论的反感和敌视了。

    事实上，从事人文学术研究者，或者热爱理论，或者醉心实证，萝卜青菜，各人心爱，人各有志，既不可强求，更无可厚非。德曼坚持当代文学理论家们的文学观念本来也自成一家之言，无可指谪。然而，他将对理论的转向等同于对语文学的回归，于我看来更像是巧妙地耍了一个偷樑换柱的伎俩，同时似乎还有点要拉大旗作虎皮的架势。德曼在“重回语文学”一文中，对当代文学理论和语文学显然都没有作明确的定义和过多的解释，他先将语文学与修辞学都归类于“描述性科学”（descriptive science）之中，然后又说：“但在实践中，对理论的转向表现为对语文学的回归，即对在［研究］它产生的意义之前先对［它的］语言结构的一种检查”（But in the practice，the turn to theory occurred as a return to philology， to an examin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prior the meaning it produces）。在德曼看来，语文学是在研究文本的意义之前所作的对文本之语言结构的分析和研究，而这与结构主义派文艺理论家们的文学主张不谋而合，所以转向理论就是对语文学的回归。这样当代文学理论倡导的文学教学和研究观念便与人文科学研究之传统学术道路合二而一了。由此看来，即使在“重回语文学”一文发表时，语文学尽管已经被人认为是一位“人老珠黄的贵妇”了，但它在文学理论家德曼的心目中依然具有无与伦比的权威意义，既然他需要借助语文学的权威来为他所倡导的解构性的文艺理论鸣锣开道，他就可以再次把语文学打扮成与理论一样时尚的“当红丽人”（lady theory）。而用语文学来为语文学家所不喜的当代文学理论正名，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具讽刺意义的事情。

    然而，一位好的理论家通常很难同时也是一位好的语文学家，德曼对语文学的理解和借用显然很不语文学，他将语文学简单地指称为一门研究文本“语言结构”的学问，就根本没有点到语文学的精髓和宗旨。如前所述，作为与哲学相对应的人类精神文明之两大智识体系中的一个，语文学历史悠久、体系庞大，它被广泛应用于近现代人文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其具体实践千差万别，故很难给语文学下一个周全和确切的定义。但是，假如我们必须对作为一种学术方法的语文学下一个简单的定义的话，那么我们不妨采用前述谢夫琴科教授提出的那个定义，即语文学主要由“设定和解释流传到我们手中的文本”（constitu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texts that have come down to us）构成；或者我们也可以采用波洛克教授最近提出的一个崭新的定义，即“语文学是让文本产生意义的学科”（philology is the discipline of making sense of texts）。总而言之，语文学实践的精髓就是要语文学家们先专业地设［厘］定（如制作精校本、编辑文本等），然后正确地理解和解释传到我们手中的和我们正在研究的那个文本，并在其本来的历史和语言环境下将其内容历史化，还原其本来的意义[Hans Ulrich Gumbrecht将语文学的实践划分成“同定文本残本”（identifying fragments）、“编辑文本”（editing texts）、“撰写评注”（writing commentaries）和“历史化事情”（historicizing things）等四大内容。参见Hans Ulrich Gumbrecht，The Powers of Philology：Dynamics of Textual Scholarship，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3]。

德曼（左）与德里达。德曼最大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影响力就在于将德、法两国哲学家、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们提出的最新的文学理论引进到美国文学研究和文艺批评的主流学术圈内。

1986年1月的《耶鲁法国研究》

    为了要达到“设定和理解文本”这个目的，语文学家需要采用的学术手段千变万化，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例如，他们需要语言、语言学、古文字学、版本目录学、文本对勘和历史学、宗教学等许多基础学科的训练，而每解读一种不同文字的和不同内容的文本，则都需要语文学家接受一些特殊的语言和其他基础学术训练，否则就难以达到正确解读这个文本的目的。显而易见，分析文本之语言结构可以是语文学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它绝非语文学的主体和全部。语文学的目的也不在于仅仅通过对语言结构的分析来弄清文本中意义之传达的方式，而正是要正确地解释这个文本的意义。语文学的实践也并非要求“将文本仅仅作为文本来仔细地阅读，而不将文本转移到人类经验或者历史的一般性语境当中”，相反语文学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要把一个正在处理中的文本放回到它原本的语言、历史、社会、宗教和文化背景中去仔细考察，所谓“以汉还汉、以唐还唐”，力求正确地理解和解释这个文本的本来意义。可以说，德曼呼吁文学研究者们要重回的那个语文学与作为人文科学研究之基本形式和方法的那个语文学少有共同之处。他根本就没有说明白何谓语文学，或者说他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是“语文学”。与其说他真的呼吁人们要“重回语文学”，倒不如说他换一种方式要人们相信和坚守他热衷的当代文学理论。

    此外，德曼打着“重回语文学”的旗号来支持当代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们的文学主张，即认为不能从历史的和人文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文学研究要排除个人经验和历史背景的影响，在将文学当作解释学和历史来教学之前，必须先将文学当成诗学和修辞学来教学，以避免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成为一个除了文学本身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跨学科的大杂烩式巨型学科，而应该成为一个专门研究语言结构，或者文法、修辞、逻辑这西方经典三艺的高度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小众学科等等，而这样的文学主张同样也与语文学的根本旨趣背道而驰。语文学果然是因为它有技术的和科学的一面才成为近代人文学科之建立的基础，但它并不仅仅止于此技术的和科学的层面，它从来就不排斥历史的和人文的关怀。

    语文学与解释学有许多共通之处，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理解和解释的学问，它离不开历史的和人文的背景，也不排斥语文学家个人的经验。波洛克先生新近提出的语文学的三个维度，即从原本的、历史的和个人的这三个维度去动态地理解一个文本，则很好地解释了历史背景、人文关怀和个人经验对于语文学实践的重要意义。至于今天应该如何来合理地界定文学研究的范围，则我们理应首先回顾人文科学研究各分支学科于近代形成、成长的历史过程，理清这些学科划分之边际及其利弊，分析其相关性和合理性，以求更好地规划各个学科的组织和发展。事实上，就如中国传统所说的文史不分家一样，所有人文学科本来就是互相关联、密不可分的，不管是从事文学，还是历史或者哲学研究，它们最基本的工作都是对文本的研究，所以其最基本的学术方法也都应该是语文学。只有语文学才是一门跨学科的、普世的、从概念到方法都是多元的智识形式和学术方法。只有大家都服膺作为人文科学研究之最基本的学术形式的语文学，我们才能克服各学科之间的非理性竞争，有效地整合文史哲等各个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从这个角度讲，不管你从事哪一门人文学科的研究，你都应该回到语文学这一最基本的学术轨道上来。

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