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北大教师与印度画展来宾在孑民纪念堂前合影，前排左八为胡适，二排左七为郑天挺

经历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1953年因原北大校舍另有他用，红楼地下室内所存北大历史档案材料由文书科长尹钟毓请示汤用彤副校长批准后，除拣出1400余件又1946年至1949年档案材料外其余全部撕毁卖给私商。由于当时手续非常马虎，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数量多少？现在均已无法查清。

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刊出评论员文章《收集档案为科学研究服务》，强调历史档案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要求立即着手调查收集旧政权机关及已撤销单位的档案，否则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如“浙江省某市法院，原来曾存有从宣统三年到解放前的全部档案，但是被当作废纸烧了六个月，全部烧光；湖南省一个机关所存的全部敌伪档案，从解放初一直卖到1954年，全部卖光。甚至最近我国最古老的大学——北京大学也把它自清末成立以来的档案差不多全烧掉了。”文章作者裴桐从1940年起即在延安管理党的文书档案，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后改为秘书局）负责人曾三的副手。

身为有丰富情报工作经验的老党员，曾三自然清楚档案的价值，也注意到大量机关档案保管不善，亟待加强管理。1953年5月，曾三致信中办主任杨尚昆，建议中央通令全国重视档案工作，将新旧档案集中，禁止随意处理，并建立管理机构，制订制度，以科学方法管理和整理档案。1954年11月，国家档案局成立，曾三成为首任局长。12月，中办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明确了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是“集中统一地管理机关档案，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曾三在会上做了报告，提出健全机关档案室，收集历史档案，筹建党的历史档案馆，制定党内文件销毁标准和鉴定制度等计划。1955年4月，中办发出《关于收集党的历史档案的通知》。1956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其中也包括“积极收集和清理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历史档案和旧政权档案”。

1948年的北大教职员录

北大不仅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国立大学，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舞台。相当一部分中共早期党员曾在北大活动，历次学生运动大都从此策源。要收集党史资料，北大的历史档案无疑是一座宝库。然而就在1956年，党政军各级单位响应号召，着手整理旧档案之际，北大校方却向国家档案局报告了校中存档已大半毁去的噩耗。得知消息，国家档案局两次会同高等教育部档案组到北大调查，1957年2月，曾三在呈交国务院的报告中陈述了具体经过：1952年夏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北大与燕京大学合并，从城内迁往西郊燕大校址。迁校时，北大“所有历史档案由原北大文书科长尹钟毓（已病故）请示该校秘书长王鸿祯同志同意，仍放于红楼地下室内。1953年因原北大校舍另有他用，所存档案材料由文书科长尹钟毓请示汤用彤副校长批准后，除拣出1400余件又1946年至1949年档案材料外其余全部撕毁卖给私商。由于当时手续非常马虎，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数量多少？现在均已无法查清。”现存的1400余件档案目录只有“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学生联合会、进步团体活动、马克思学术研究会、抗暴、反迫害、反扶日，以及李大钊、蔡元培等个人的档案材料，显然是很不完全的。”燕大的绝大部分档案也在1952年后散失，“仅存有一木箱（高一尺宽二尺）”，内容主要是美方负责人的信件和部分行政会议记录。针对1953至1955年间多起销毁旧档的案例，报告总结了教训：“虽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及各地军管会布告中均有保护档案的明文规定，但干部思想对此认识不足，注意不够。”（1957年3月14日《国务院关于转发国家档案局检查学校机关出卖历史档案问题的报告的批示》，收入《档案工作文件汇集（一）》）

即使在档案制度尚不完善的1953年，断然销毁校档也有悖常理。1921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历史博物馆曾因经费支绌，将“八千麻袋”清代内阁大库旧藏档案当作废纸售予纸商，舆论哗然。流失的档案后辗转由中研院史语所购入，历史博物馆遗存的档案交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整理，由国学门与北大史学系、国文系教授组成整理档案会。民国时期，不仅学界已认识到档案的文献价值，当局也逐步制订了档案管理规章，违者将受惩处。193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文卷保存年限四项原则》，将档案分为定期保存卷与永久保存卷，“定期保存卷之保存年限，应由各部会依其公文性质自行规定。应销毁之案卷，俟全部案卷整理完峻后，再开列清单，呈请各部会最高长官决定，并呈请行政院核准，然后销毁。”1936年，财政部北平档案保管处人员将档案按斤成批售卖，其中包括清户部和度支部的珍贵档案，曾由北大和禹贡学会购得一部分。经人举报，财政部派员调查，赎回部分档案，将经手人撤职。官方也开始重视历史档案，1930年设立了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39年又成立战史编纂委员会。1939年12月，重庆国民政府决议筹设国史馆，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以张继为主任。1941年，经张继等人提议，重庆政府颁发《各机关保存档案暂行办法》，要求妥善处理废旧档案，不得擅自毁弃。各机关应“将全部档案造具有录由之登记目录一份，送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备查”，认为无须保留的档案也应先造清册，筹委会将与国史有关的档案在清册注明，机关据此检出移送，未标明的档案方可焚毁，但仍须保存目录以备查考。在动荡混乱的战时，这一规定并未得到有效贯彻。抗战胜利后，国史馆筹委会与党史编纂委员会联合设立办事处，接收各机关旧档及伪政权档案。1947年1月，国史馆正式成立。

北大红楼

1949年2月28日，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率人到北大宣布接管，钱俊瑞和文管会高教处处长张宗麟任接管代表，张昭、杨民华、石会之、刘林、白朗、戴波、邢舒等七人为驻北大联络员。原北大校长胡适于1948年12月15日北平围城前夕乘国民党接运学人的专机南飞，校务委托一直代胡适总揽校务的秘书长郑天挺与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组成三人小组管理。在民主广场（1947年学生运动中将北大操场命名为民主广场）召开的接管大会上，汤用彤代表全校师生表示欢迎接管。接管各机关企业后一项首要任务是清点签收物资、账册、档案等财产。3月，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在讲话中特别提到要注意保存档案：“要把文件档案图表一齐接管，看作和机器一样地重要。有些农民干部不重视文字方面的东西，把那些文件档案图表都烧掉了。……有的把反革命的重要档案可供我们研究的也烧掉了，这是很可惜而且无法补偿的。”（1949年3月2日《叶剑英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关于北平军管工作的讲话要点》，收入《北平的和平接管》）北大半个世纪的档案没有毁于战乱，而是在已和平交接后被毁，尤其令人痛心。

其实在销毁前，北大曾有翻阅校中旧档的契机，并检出了若干历史档案。1950年，北大将红楼一楼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时的办公室和外间会议室辟为“李大钊纪念堂”和“毛主席在校工作处”，5月4日对外开放。红楼是民国时北大的核心建筑，地上四层，地下一层。1918年红楼在汉花园（沙滩）落成，校部和文科从原马神庙公主府校舍迁入，一楼为图书馆。1931年蒋梦麟主校期间，购入红楼以北松公府的房产，将图书馆移入其中，1934年又在附近修建设施先进的图书馆大楼。北平沦陷后，红楼一度成为日本宪兵队机关驻地，后交由伪北大文学院使用，1946年北大复员后主要作为教室和教职员宿舍。在红楼设纪念室的工作由北大博物馆专修科主持，请五四前的老职员王锡英和李续祖回忆室中陈设，按原貌布置，又从红楼地下室存放的档案中找到了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部任助理员时的登薪册和李大钊的手稿、批阅的考卷等资料，在室中展出。国家

档案局到北大调查时见到的民国学生运动和李大钊、蔡元培等档案目录大约就是此时整理而成。

1935年在松公府西院空地落成的北大图书馆大楼北大红楼

档案局的调查没有对外公布，直到《人民日报》报道，北大档案被毁一事才曝光。随后，北大历史系研究生林乃燊、李健、李玉奎联名投书校刊，认为“这是一次不能宽恕的人为的文化灾害。这事发生在北大，更使人感到震惊，对于有关保管这批档案的人员，应视为是一种严重的责任事故”，建议校方彻查，在校刊上公开披露经过，并惩处责任人（《应该严肃处理这件事》，载1957年4月30日《北京大学校刊》）。然而这一呼吁旋即淹没在接踵而至的整风鸣放和反右整改中，官方并未对此作出回应，师生也无人再追究。实际上，曾三报告提及的三位当事人均已不能承担责任。原北大秘书长王鸿祯已到北京地质学院任教，副校长汤用彤1954年11月因批判胡适运动的刺激，突发重病瘫痪，此时仍居家休养。唯一的直接经手人尹钟毓更是死无对证，只留下一笔糊涂账。

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北大文书科长尹钟毓，却有着不寻常的经历。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决定从北京、南京、武昌、四川四所高等师范学校中选拔20名学生，到香港大学新设的教育系深造。尹钟毓即是考取官费留港的20位佼佼者之一，同学中鲍德澄、郭斌龢、胡稷咸（稼胎）、朱维干、朱光潜、沈祎（亦珍）、高卓（觉敷）等日后都成为知名专家学者。留学期间，尹钟毓与一位香港姑娘相恋结合，毕业后携夫人回到家乡河北，曾任河北大学英文系教授，讲授诗歌。1931年，河北大学风潮迭起，秩序混乱，终至校长被罢免，学校解散。此后，他相继到河北私立育德中学和省立正定中学当英语教员。1935年夏，正定中学校长于炳祥（纪梦）上调省教育厅，尹钟毓被任命为校长。其时《河北省中等学校校长任用暂行规程》第一点要求是“以深明党义，遵守党纪者为标准”，尹校长确是忠实执行了当局剿灭异党、镇压学运的政策。1935至1936年，正中地下党支部发动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月初，军警包围学校，逮捕数名学生会干部。党支部组织学生围攻校长室，与警方交涉，尹钟毓被迫跳窗逃走。开学后，尹钟毓开除12名学生活动骨干，并向教育厅举报国文教师张松如（即诗人公木）为地下党（见《中国共产党正定县历史大事记（1921.7-1949.9）》，尹钟毓字树人，书中误写作尹树仁）。1937年6月，尹校长还将自己“半年来对学生训话之撮要”撰成《青年对国事应有之认识》（载《文化前哨》3卷7期），以国民党正统立场驳斥了共产党发动“人民阵线”“统一阵线”，要求“立即抗日”等主张，措辞十分严厉。

抗战胜利后，尹钟毓在行政院设立的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分署充任秘书，驻于天津。自1947年初起，冀热平津分署陆续收缩规模，6月总部由天津迁往北平，到年底业务基本结束，员工绝大部分遣散转业。此时国共开衅，百业萧条，失去饭碗的尹钟毓幸运地在北大找到了出路，担任校长胡适的秘书。北大复员初期，傅斯年暂代校长，指派在史学系任教的旧日学生邓广铭兼任校长秘书。校总办事处设在松公府一座四合院中，1947年为缅怀老校长蔡元培改称孑民纪念堂，东西跨院分别为校长室和秘书长室。胡适到任后，邓广铭仍替胡适处理回信、接待来访等工作，校长室中又增加了“专职英文秘书，有了抄写公函和英文打字的人员”（《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收入《邓广铭全集 第十卷》）。1946年下半年新增的两位校长秘书为朱章苏和刘椿年。尹钟毓同北大和胡适素无渊源，谋得秘书一职当有人情因素，也是机缘巧合。他在港大的老同学朱光潜复员后出任北大西语系主任。1947年2月，西语系聘朱章苏为助教。1947年夏，汤用彤休假一年，赴美讲学，朱光潜代理文学院院长，得以参加校中行政会议，对人事任免有了更多发言权。尹钟毓大约就在此时成为校长秘书，住进了孑民堂后院的宿舍。

胡适在北大五十周年校庆前独自弃校南逃，遭到舆论谴责。1949年3月14日，困居上海的胡适在日记中欣然记录了来自北大旧部的问候：“得毅生（即郑天挺）函，有锡予（汤用彤）、枚荪（周炳琳）、续祖（李续祖）、饶树人（饶毓泰）、华帜（郑华炽）、尹树人签名问好。又有大绂（俞大绂）信。喜极！”信中诸人除尹钟毓外均是北大校务中坚，郑华炽为教务长，饶毓泰为理学院院长，俞大绂为农学院院长。李续祖1917年北大毕业后留校，长期担任出版组（后改为出版部）主任，也与胡适关系密切。校长秘书中，此刻与胡适心腹班底站在一起的，只有入校时间最短的尹钟毓。

北平和平接管后，除国民党党团工作人员和特务一律清洗外，一般旧职工经联络员调查甄别而定，进步、积极者留用，贪污、不称职者开除，年老力衰者资遣退休。文管会处理学校和文物机关的人事采取慎重原则，逐步缓行，“总的精神是动大的，不动小的，动少数，鼓励多数”。北大联络组一度违背了政策，擅自向教职员工警发出自愿离职学习或退休回籍的通知，造成校中情绪波动，不得不出面澄清仅指自愿要求者（1949年3月25日《北平市军管会文管会接管工作总结报告》，收入《北平的和平接管》，下同）。年轻的联络员们面对“进步教授不团结”“官僚衙门习气浓厚”的北大显得措手不及，接管工作遇到了阻力：“对大学行政不够熟悉，地下党员在职员方面可说没有，以致调整人事的工作除训导处人员停职外，一无措施，甚至北大总办事处据我们估计可以裁去五分之三的职员，而郑天挺竟提出总办事处必须增加若干人员的方案，这件事在郑天挺是欺我们，而在我们也确实提不出一个具体方案来。”（1949年4月1日《北平市军管会文管会关于接管清华北大维持燕大的专题报告》）直至5月接管组撤离北大，计划中的大幅裁员并未实现。

1949年5月4日，北大成立校务委员会，领导全校行政工作，汤用彤被任命为主席。原主要负责人中，与国民党关系较深的周炳琳和郑华炽被免职，郑天挺与饶毓泰、俞大绂、工学院院长马大猷等均留任。1949年12月，原北大教授会解散，北大工会成立。尹钟毓和刘椿年仍受到信任，继续担任校委会办公室秘书，并在职员所属的工会第四分会中分别当选为业务部长和组织部长。尹钟毓还兼任秘书处下设的文书组主任。1950年4月，郑天挺不再担任秘书长，由王鸿祯接替。1951年6月，北大进入马寅初掌校的新时期，汤用彤改任副校长。

1951年9月，马寅初向国家领导人汇报了汤用彤等12位“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发起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动向，获得肯定，随后演变为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由京津地区推广到全国。12月，中央宣布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北大随即响应，进行自我检查与检举揭发，有贪污嫌疑、不肯坦白交待者被隔离审查。“三反”的主要对象是经手财物的职员，思想改造的重点则是未受马列主义洗礼的教授，人人需公开检讨，深挖思想根源。到6月上旬，全校逾3000人交代各类问题，有重大问题的41人送交北京市委处理（见《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运动中，有反共背景，但在北大默默无闻的尹钟毓没有遭到清算。院系调整时，校中机构和人事又有新一轮更替，包括郑天挺、郑华炽、王鸿祯在内的一批旧北大教职员被调往外校，尹钟毓仍留在北大。北大迁到西郊后，北大附属的工农速成中学搬进红楼。1954年，中宣部接收北大沙滩区校舍，将中宣部图书馆和行政部门迁入原北大图书馆大楼，次年拆掉孑民堂前院建筑，在民主广场当中修建中宣部机关办公楼。校舍移交前，熟谙文书工作的尹钟毓作出了销毁校中旧档之举，以考订史料见长的汤用彤认可了这一选择，其心态耐人寻味。

倘若没有毁掉，这些档案不久就可以派上用场。1955年8月，为配合肃反运动，中央发出《关于迅速清理敌伪政治档案资料的通知》。1956年2月，公安部和国家档案局联合举办全国清理敌伪政治档案工作会议，制订了具体清理办法。1958年，裴桐在为国家档案局机关刊物撰写的社论中总结道：“1955年的肃反斗争，我们曾经利用了大批的档案材料揭露了许多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对人民政权隐瞒了历史的不忠实的分子。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全国许多单位利用了档案资料来同右派分子摆事实说道理，把右派分子揭露得原形毕露。这是利用档案资料使社会主义革命做得多快好省的例子。”（《为总路线服务，在总路线指引下前进》，载1958年第6期《档案工作》）

1958年大跃进期间，北京市委将北大作为全市高校开展档案工作的试点单位，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派人到北大指导。11月，北大召开文书档案工作跃进大会，并在校党委办公室下成立北大档案室。当时北大积存的文书档案初步统计达40万件，学生会发动百余位同学，两天整理完四万多件。在管理走向正规后，个人即可任意销毁档案的疏漏当不会再有。

作者：王蔚
编辑：周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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