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博物院藏战国晚期青铜马车

中国最早的马车是谁发明的？翻开历史文献，我们会看到各种版本的答案，其中“奚仲造车”是见载最多的一例：《世本·作篇》《吕氏春秋·君守篇》都说：“奚仲作车。”《淮南子·修务篇》说：“奚仲为车。”还有《说文》《左传》《荀子》《墨子》等书都有相关记载。这些文献都告诉我们，中国马车的发明者是夏朝的奚仲。

但也有不少古代文献会提到另一个发明者：“轩辕氏。”《太平御览》曰：“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古史考》云：“黄帝作车，引重致远。”《汉书·地理志》：“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

这两个人物都不简单。奚仲来自交通工具发明世家，奚仲的父亲“番禺始作舟”，《山海经·海内经》载：“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这个故事把奚仲的儿子吉光说成是木车的发明者。实际上，吉光主要的贡献是驯服野马，但驯马在当时估计不被看作“发明”，所以好事者又想出一招，让他与其父分享了一项发明。如此，一家三代均成为中国古代交通工具的发明者。轩辕氏即黄帝，是华夏始祖，一位发明“大家”。除了车，还有制衣、舟车、弓矢、乐器、井田等事物的发明权都冠于黄帝。

他们中到底谁才是中国马车的发明者？古代文献中提供的信息非常复杂，但归纳起来，大概可以得出如下几点：

第一，奚仲之前中国就出现了车。《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沈约在《宋书·礼志》中曾指出：“盖奚仲以擅技巧为夏车正，前世制作之美归之耳。”这大概是事实。清代考据家毕沅说：“《左传》奚仲为车正之官，尔非造车也，《尧典》云‘车服以庸’，则车由来久矣，盖实始于黄帝。”可见“奚仲造车”的可能性比较低，但也可能是因为当时各地分裂，各地自有其发明，或者人们对发明的认定标准不一致。不过，从时间上来看，黄帝所处的时代远早于奚仲。史书载，黄帝生于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说明在黄帝出生之前已有轩辕之丘，轩辕二字即使不能完全代表“车”，也是车的类型或部件，因此黄帝出生之前中国已有车。

第二，黄帝和奚仲都对车做了某种改进。一般来说，黄帝制车指的是制造了指南车。《古史考》:“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加马。”该记载表明中国古代马车有一个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

第三，奚仲时期已经有了关于车的国家制度与官员。《滕县志》载奚仲“为禹掌车服大夫”，说明夏朝已经出现了专司车马的官员，可见车在当时已是发展得很成熟的交通工具。要形成这样的局面，之前应该经历了很长一段发展时期。

第四，黄帝发明马车之说可能与汉人有关。“辕”是马车中极其重要的部件之一，但使用这个名称是汉代才开始的，先秦时期的对应物为“辀”。辀与辕的区别与驾车马匹的数量有关，详细的变化原由及演变过程可以参见拙著《汉代车马形象研究：以御礼为中心》，此处不赘。

▲ 陕西定边郝滩东汉壁画墓出土汉代马车壁画

实际上，除了黄帝、奚仲外，还有殷商的先祖相土等人也被认为是马车的发明者。但古代的文献记载含糊不清，对同一件事物，发明者可能不止一个。《后汉书》记载东汉宦官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但据今天的考古成果：1957年陕西出土了西汉晚期的灞桥纸，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发现了西汉早期（比蔡伦的时代早300多年）的古纸，纸面平整光滑，质地薄而软。信史时代尚如此，何况传说中的黄帝、奚仲，正如沈约所言，皆“前世制作之美归之耳”。

那么，中国古代的马车会不会是“舶来品”呢？毕竟中国出土车迹的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并不算早。有关车迹发现的报道没有早过夏朝的，与两河流域相比，年代要晚许多。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乌鲁克文化泥板上所发现带有“车”的象形文字，年代大约在距今5500年前；经过科学发掘的实物，如基什王墓出土的四轮车，年代也在距今4600至4500年之间，所以国内外的学者都有主张中国古代马车西来说者。尤其是在俄罗斯乌拉尔山南部辛达雪塔发现了5座约公元前2000至公元前1600年的车马坑墓，在前苏联的万谢湖墓葬中出土了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年的两轮马车后，学者们更容易得出“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在接受了来自两河流域传来的四轮马车之后，将其逐步改造为双轮马车，并沿着欧亚草原向东传播到中原”的结论。如果从考古发掘的实物来看，中亚地区马车出现的年代与中国夏朝马车出现的年代（公元前2046至公元前1600年）大致相当。但这点并不能证明中国马车西来，也有可能是两种文明在中亚交汇。

▲ 宝鸡市博物馆藏西周车件

夏代之前中国有没有马车目前尚无出土证据，可能的原因很多：

第一，早期的车迹本来就少。具体可以分为：其一，陪葬的真车少。上古时期车是最重要的工艺品，甚至国之重器，可能并不一定舍得（或能够）用来陪葬，而是作为传世的公共遗产。其二，公有财产不可用来殉葬。现有考古发掘的车迹都晚于夏代，夏是中国进入奴隶社会的开端，夏朝才开始出现私有财产，之前是公有制的原始时期，公共财产可能不作殉葬品。其三，与殉葬方式相关。用车件而不是整车殉葬，车件残迹不易辨识。

第二，早期真车易腐。早期车件很少使用金属材料，同时漆也没有被广泛使用，殉葬车件极易腐坏。

第三，早期的车与后来的车可能差别很大，因此即使发掘出来，也不易辨别。

第四，早期的墓葬破坏严重。夏商以前的墓葬造作总体上没有后来考究。

第五，考古发掘过程毁灭了可能的车迹。

第六，墓葬的温湿度、密封状况等条件不利于保存车迹。

与中国马车“西来说”相反，关于中国早期马车起源的文献和考古发现的马车实物遗存，多涉及我国中部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非西部或北部地区。而且，中国马车的系驾法与西方古代马车截然不同，我们或许应该重新审视中国马车“西来说”的观点。

当然，我们现在就下结论说中国古代的马车就是本土的发明，还为时过早。考虑到当时的世界格局，可能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的长期碰撞、交织中，慢慢发展出了构成后来马车的各个要素，并逐渐形成不同的“车”的概念、形制，从人力车、牛车到马车，然后在中原发展出驷马、单辀、二轮的高级马车，并在秦汉时期又形成一马、双辕的二轮马车形制。中间可能还会出现反复，比如三国两晋时一度盛行牛车出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周边地区的马车既是平行发展，也有互相借鉴和影响的一面。

文： 练春海（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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