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中国已经有了非常成功的原创实践，如何用原创理论讲好原创实践和我们自己的发展之路，这应该是所有学人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郑永年教授每次来上海为学生上课时，都会发出提醒：在与世界的对话中，要不断完善、总结我们自己的实践，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理论体系上下求索，做出努力。

“这不仅是当代人文社科学者的责任，也是更多年轻人应该为之努力的方向。否则，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也会面临发展危机。”在郑永年看来，过去几十年，中国原创的实践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是，成功的实践还没有及时地完成“学理化”、形成中国社会科学理论。

做好这项工作，对于提升国家软实力建设尤为重要，也将有利于对外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日前，郑永年在上海交通大学讲学期间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中国原创实践

需要中国原创理论来解释

郑永年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知名学者，他关于中国改革发展模式的著述，被很多年轻同行认为是政治经济学的“启蒙书”。谈及近年来与海外同行交流中国发展道路、中国发展成就和“中国模式”时，他认为，对基于中国本土的成功实践，要有学理层面的诠释与理论建构，从而向学术同行进行系统阐释。“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都是实证科学，基于经验事实之上的研究在学术界是最容易达成共识的。如果我们对于中国的发展路径能做出更学理性的阐释，那么向世界阐释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成就，也会容易得多。”

在他的眼中，理论创新并没有人们所想的那么难。就以大家相对熟悉的近代社会科学来说，其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基本是以西方国家学者基于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观察、发现其中的实践逻辑，并进一步总结、提升，形成概念、理论和学理。

“过去，在我们还没有取得成功实践的时候，只能转向那些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来寻求对社会实践的解释甚至指导，这也是对社会发展求解的过程。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原创的实践，有了数量众多的学者，若仍希望用别人的理论来解释我们的工作，这实在是很不应该的。”郑永年说。

习惯于理论应用，却缺少理论原创意识，这不仅体现在社科领域，在人文研究领域也有一些表现。他以历史学研究举例。一般论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总认为是发生在明清时期。“为什么？因为这一阶段西方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且资本主义也开始发展。”但郑永年则提出，这一学术观点实则可以进一步研究、商榷。

“追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宋朝的商业更发达、经济更活跃。我常常想，早期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是否可以认为是在宋朝、甚至唐朝呢？或者再早一点，是不是可能呢？如果我们一味套用别人的理论，很可能忽略了我们自己历史上的现实实践。”

理论创新与时俱进

大学和学者都要担起责任

由此进一步谈及当下的人文社科研究，郑永年毫不客气地说：“理论创新远滞后于实践，我们大学的学者应当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

远离社会经济现实的研究，就谈不上是“社会科学”。而且，学者一旦远离社会、缺少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既不可能有理论创新，更不可能具备人文精神。

在他的观察中，这三类学者为数不少：

一是照抄照搬现成的理论，发表的学术论文，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不论发表在哪种期刊上，都是套用现成的理论体系来解释我们自己鲜活的实践；

其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仍停留在“考据”阶段，既没有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也没有自己的观点；

其三，有少数学者往往不问青红皂白一味批判现实，难以给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更难以提供学理扎实的理论建构。

其实，任何研究都是起于实践观察，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再完成理论的升华。郑永年说，百年前，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时，中国还没有《资本论》中所说的“资本”，也没有英国工人阶级那样完善的工人阶级。如果根据马克思的革命本义，那么中国革命很难成功。但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有了今天的中国。

“我们走到今天，更应该与时俱进地形成自己的概念、理论和学理，由此来进一步解释我们的社会实践，找到中国自己的命题。”郑永年说。

创新理论不能“自说自话”

要在与世界对话中不断完善

鼓励基于本土实践的理论创新，还有一点很重要：必须科学地调整评价体系，要“引导更多人文社科学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而不是更关注论文写在哪一本期刊上。”郑永年说，在科学界，这一问题已经被意识到了，但在人文社科领域，却仍然沿袭着用别人标准来评判我们自己的理论成果、理论创新的现象。

与此同时，郑永年也提醒，形成自己的创新理论并非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而是要在和世界对话过程中不断完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重要，构建人文社科的理论体系也应该在与世界对话中不断完善，更好地阐释中国的伟大实践，并向世界作出展示。

所谓与世界对话，最重要的是人文社科学者走出文本研究的狭隘天地，首先理解中国才能理解世界，然后才能更好地讲述中国发展。众所周知，由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让全世界都了解了当时的中国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这就是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展示的中国，而这也是我们当下的学者应该做到的事。”郑永年由此谈及，“当我们的实践已经有足够成就时，现在该到了产生思想、从论文大国向思想大国转型的时候了！大学的社科工作者应该积极联系现实，同时又有足够的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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