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全国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6万多处,国有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超过100万件/套;全国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已超过1600家;2018至2020年间,全国共举办革命文物展览4000多个;2019年全国红色旅游接待人次超14亿。
今天(5月22日),在由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联合举办的“中国人物类博物馆70年”学术研讨会上,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上海大学教授安来顺分享了这组数据。他直言,尤其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博物馆已成为公众非常信赖的公共文化机构,观众对场馆的期望值和要求不断提高。
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人物类博物馆?多位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人物类博物馆作为先进人物的纪念地,必须承担和发挥见证历史、记录时代、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使命,而要充分发挥人物类博物馆的使命,就必须开启新思考、探索新模式、提出新方案,不仅要提升博物馆的学术能力,鼓励多学科的观点解读馆藏史料,提升博物馆所反映历史的严肃性和可信度;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更加形象化、充满互动感的参观服务提升体验感,让思政教育在到馆过程中润物细无声地发生。
历史类博物馆研究应当鼓励多学科观点
“纵观我们的人物类博物馆,有时候,宣传内容过于雷同,缺乏对观众的持久吸引力。相关服务意识也有待提升。”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党总支书记、馆长阳国利直言,上述问题制约了人物类博物馆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安来顺也有类似感触。在他看来,历史博物馆分为信息性的博物馆和纪念性的博物馆两大类,而人物类博物馆属于后者。人物类博物馆应以记忆的名义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帮助公众“确信”某个特定的历史事实,并使特定的历史认知合理化、合法化。
“一个纪念性的博物馆所反映的历史务必是可靠的、有说服力的、严肃且可信的。”他补充说, 部分历史类博物馆对最直接的历史资源重视还不够。纪念馆在发现历史资料的信息及其解读价值过程中,应鼓励多学科的观点。唯有在历史资料信息和价值的解读中鼓励多学科的观点,才能让史料更加丰满。”
我们需要具体化、形象化、体验式的人物类博物馆
多位专家学者指出:博物馆的研究需要服务于观众。学术研究通常具有很强的抽象性,但是观众对于历史的认知往往建立在具体的、真实体验基础上。博物馆应建立在具体、真实体验的基础上,这也是它区别于研究院、大学的地方,“如果抽象的结论和真实的体验两者之间找不到交汇点的话,那么这些抽象结论对观众而言就会非常难理解。”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赋予抽象性的结论更多的具体性?安来顺分享了一个小故事。一次,他在参观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的故居时,发现展览中对雨果的介绍并未选用历史学家给雨果所做的结论,而是采用了雨果的自传、手稿,去世前留下的画像,用过的家具等物件展现了这位文豪的一生和成就。
特别让他注意的是,雨果的生平展命名为《遐想的斜坡》,源自雨果的一首诗。起先,他并不理解为何不选用《悲惨世界》等更有名的著作,而后,伴随着故居中的一声声朗诵,他恍然大悟:“这首诗里所有的这些描写,都可以一定程度上还原成一种形象化的东西。”其中提到的建筑、人物均可以用雨果同时代的油画作品、雕塑作品进行还原。
主办方介绍,这是专门面向当地小学高年级学生准备的教育展览活动。活动中,他们还会给学生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你是雨果,身处这样的环境中,你会不会和雨果一样,有相同的灵感?
这次展览给了安来顺很大启发,“只有让学生真正沉浸到博物馆所提供的视听内容中,才会真正激发孩子的内心认同和学习的热情。”
发挥博物馆思政育人作用至关重要
人是人物类博物馆纪念馆的本源。陈云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吴瑞虎认为,人物类博物馆是历史人物展示的地标性建筑,是瞻仰性的殿堂,更是历史性人物精神的传承性课堂。
与会专家们认为,在人物类博物馆中开展历史教育,有助于引导青年一代精读历史、深读历史,让他们在读通、读透中收获最具体的课堂。
据悉,陈云纪念馆面向市民精心策划了红色故事大讲堂。在该馆的微信公号上,每天推送红色故事,每季度都会面向中小学生举办红色故事主题比赛,包含评弹等丰富的形式。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也通过提供免费的门票、讲解、专题党课等拉近和参观者的距离,滋养青年一代的心灵。
作者:吴金娇
编辑:顾军
责任编辑:樊丽萍 姜澎
图片:文汇报图片库,主办方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