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天资很低的人,但是也正因为这,才促使我发奋苦学。我曾经谐笑地告诉一位朋友:“‘笨’字从‘本’,笨是我治学的本钱。”我早年考进温州师范学校,那次入学试题是“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那是“礼记”:“学记”里的两句话)。我还记得在试卷里这样写:“凡是自以为学问已经足够了的,那是没有学过的人;说教学没有什么困难的,那是没有做过教学工作的人。”这是一个十四岁孩子说的话,但是它对我的后半生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十五岁到二十岁,是我学习很艰苦努力的时期。一部“十三经”除了“尔雅”以外,我都背过。记得有一次,背书背得太疲倦了,从椅子上直仆向地面。我从七、八岁起就对读书发生了兴趣,一直读了几十年,除了大病,没有十天、半月离开过书本。
现在回忆起这段苦读生活,我有两点体会。
第一:“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两句话是有道理的。
不懂的书读多了,就能逐渐了解它的语法、修辞规律,贯穿它的上下文,体会其意义。随着读的遍数的增加,思考次数的增加,全文就终于会读懂了。不要以为朗诵是没有意义的事,无论是诗歌或散文,从前的作者都在它的音节声调方面花了很大劳力,即使一个虚字,他们也不肯轻易放过。大家知道的故事:欧阳修写那篇“昼锦堂记”,开头两句本来是:“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为了句中需要加两个“而”字,他特地派遣驿马追回已经送出去的稿子。读者在这些地方不可辜负作者的苦心。通过朗诵,可以交流作者和读者的思想感情,也可以考验一篇作品的思想感情的高低深浅,有些缺乏感染力的作品,是朗诵不起来的。有些好作品,好教师只要作一次朗诵,学生就能了解它含义的十之七、八,可不必多费唇舌作讲解。通过朗诵,容易了解作品,也容易记得作品。有学生问我:“研究古典文学与研究其它学科有何不同,它的特殊性是什么?”我直率地答道:“朗诵”是研究古典文学的特殊性之一。
最近我在北京参加北京音协举办的“九宫大成”演唱会。象苏东坡的一首“念奴娇”,他们用各种方式演唱:有独唱、合唱,有男声、女声,很是动人。五、六年前我曾向中央教育部提议:请各地老先生用各地腔调朗诵旧体诗词,把它录下音来,可作为朗诵的百花齐放。
“书声”是充满诗意的一个辞汇。“书声琅琅”是生活中很美好的一种境界。苏东坡贬官海南岛时,作一首写邻童书声的五言古诗,读之令人神往。可是,现在我们在大学里很少听见书声,好象把朗诵看作一种不正常的事。其实,学习古典文学而不朗诵,那就不能体会好作品的许多好处,也辜负作者许多苦心。从来都说“读文”“吟诗”,没有说“看文”、“看诗”的。我们以后要通过各种活动,来培养大家对朗诵的兴趣,通过朗诵,不断加强对作品的印象和加深对作者感情的领会。
第二点体会是工具书的重要。过去我花了许多精力硬背“十三经”,现在看来大部分精力是浪费的,我所硬背的书有大部分是可以用工具书来解决的,如果把这部分精力用在别的方面,还可以多做好些学问。当然,需要背的书仍旧得背熟。
一个大学生,如不懂得运用工具书,该是没有毕业的资格的。青年人要有运用工具书的知识与习惯,专家学者要有肯编纂工具书的见识。“聪明”人如果认为编工具书是不值得做的“笨事”,那才真是笨想法。有这样一个故事:清朝浙江巡抚阮元,在杭州立了书院,其中聪明的学生会写文章,后来辑成好几集的《诂经精舍文集》;天资“低”的学生只是抄辑经书子史,一条条老老实实地分类粘贴成为一部《经籍纂诂》。这本工具书超过了《康熙字典》,后来就在学术界替代了它,到现在还很有用,印过许多种版本。这比天资高的学生所写的《诂经精舍文集》实用的价值大得多。
最近,中央文化领导部门极重视工具书的编写、重印、整理工作,已印出的有《太平御览》等,即将印出的有新编《辞海》等。我们预料,十年之内,大量工具书编成了,必定能推动学术研究工作的突飞猛进。
二十至三十岁是我治学多方探索时期。我在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北京和西安住过五、六年,那时我对王阳明、颜习斋的学说发生了兴趣,在西北大学讲过章实斋的“文史通义”,十多年前,一度发愿研究“宋史”,想重编一部“宋史”,花了五、六年工夫,看了许多书,后来知道这个巨大的工程决非个人力量所能完成,就放弃了。
廿五岁我回到温州。那时瑞安黄仲弢先生家里“基绥阁”的藏书移藏在温州图书馆里,我将家移至图书馆旁边,天天去借看,几乎本本都翻过。每天晚上把它记入日记。这时期书看得比较多,对我打基础的工作帮助很大。
卅岁左右,我动手作词学研究。十三、四岁时学做旧体诗,每句要先记好平仄声。有同学问我:“学填词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填词”两个字。在另一同学处见到一本“词谱”,试作一首“如梦令”,最后两句是:“鹦鹉,鹦鹉,知否梦中言语?”张震轩老师看见颇为赞赏,用浓墨在句旁加了几个大密圈,这几个浓墨大密圈,至今对我仍有深刻印象,好象还晃耀在我的眼前。这启发我知道老师奖励学生的效果;了解李刚主劝友人教子“督子十过不如奖子一长”是句至理名言。
我的《词人年谱》是几十年来铢积寸累写成的,看了几百部文集和笔记。这是由当时一位姓伍的朋友做“六朝诗人年谱”,引起我的写这书的动机。做姜白石词旁谱的研究、着手于在严州中学教书时。白石旁谱历来被视为是无法研究的一门绝学。《四库全书提要》比它作“薛鼓鲁鼓”,认为无法求其音节。我当时年少气锐,要做“攻坚”工作,孜孜兀兀地写了好几篇文章,发表在“燕京学报”上,但现在对这门学问还只是一知半解。解放前,由于治学方向不够明确,因而不能站得高看得远,研究的题目也太小,太琐碎,这些都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提高。
关于博与专的问题:二者本是相辅相成的。要在博的基础上求专,在专的指导下求博。
问题在于二者孰先孰后?应从何时开始求专?从前人所谓“由博返约”,是主张先博后专的。认为在一定博的基础上才能专,这是对的。但是从前人主张四十岁以后才可以著书立说,说四十岁以前,“只许动手,不许开口”。这虽是做学问谨严的态度,但是四十岁才开始专,是太迟了。
我认为在有老师指导之下,二十多岁就应该试手做专门学问。由专向博是很自然的;如研究杜诗,必须读唐书,读李白、白居易诗,读六朝诗、全唐诗、宋诗……如此辗转增益,自然成博。非博不能成专,专的要求,促使他非博不可。
一定的博是要的,但是泛滥无归得太久了,也是浪费精力。我见过有些老先生读了大量书卷,但终生没有专业,因此没有研究成果,对学术没有贡献。一个人到五十岁以后,精力日衰,此时才开始作专门研究就太迟了。
目录学书是入门引路的工具。早些的如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近的如梁启超所开的国学书目,对初学都有好处。但在从前,根据书目去找书、找版本好的书,是很费事的。现在有《四部备要》一类书,为我们选择了好书、好版本,这就是具体的目录学。每日翻一部或两部书,只要知道它的著者、卷数和内容大概(原书上已印有提要)。两三个月就能翻完全部《四部备要》,就会知道治学的门径。知道门径以后,就可在其中选择自己要专精的一部分。这样求博不是泛滥无归的博。我认为,在二十多岁时这样做,是并没有多大困难的。
每天所读的书,应该有一种是精读的,另一种是泛读的,不可同一对待。比如我们交朋友,有泛泛的朋友,也要有知己的朋友。前者只要了解大概,后者应该读透它。正如交友一样,不能只有泛泛之交而无知己,也不能只有几个知己,对其余的人一点也没有接触和了解。
怕书多,读不了,也是一个问题。章学诚《文史通义》里有一篇题目叫“假年”,说:“有人认为古代书少,后来书一代多一代,现在要把所有的书读完,就要有古代人几倍的年龄”(“假年”,是用孔子:“假我数年卒以学易”这句话)。章学诚批判这人说:读书犹如饮食,如果有人要多住几十年吃光天下的好食物,这不是很狂妄可笑的吗?(大意如此)。怕书多的,实是对学问没有入门的人。我们读文学作品,若是为了欣赏,并不要读许多书。比如读唐诗,读透百首也尽够了。若做专业研究工作,就是很大的图书馆我们也是只怕书太少,而不会怕书太多的。
专家研究工作怕书少,而一般初学者却不要贪多。近代扬州有一位《文选》学家李详,少年时因为家贫无书,却读熟了一部《文选》。古人说:“案头书要少,心头书要多”。其实这两句话有因果关系。案头书少,所以心头的书会多起来;案头书多,分心了,不能专精,心头的书便多不起来。
求专的首要条件是有恒,王安石的“褒禅山记”里面有两句话说:“其入愈深,其所见愈奇。”“浅尝即止”的人是永远不会见到这种境界的。这篇游记中说当时有人怕路难走不敢入;有人怕深入烛火不继,有人半道折回。求专的道路也会如此阻碍重重:如资料少,同调少,引不起社会上的反应,被别人讥笑为钻牛角尖等等。因此主观上发生动摇,半途而废的人便多了。
过去这几十年,主要是兴趣支持着我的学习。但兴趣是靠不住的,生活变了,兴趣也会改变;兴趣变了,不但会使学问方向改变,并且会改变整个生活。所以完全靠兴趣支持的人,在事业上能取得成就的是不多的。事业、学问的成功主要在于知其本身的重要意义。我看见过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研究中文的论文题目,有些是很窄很深的,如对韩非子的篇目研究等等,这些却不为中国大学生所注意。又如日本人研究中国学问的,如林谦三的“唐燕乐调研究”,桑原藏的“蒲寿庚考”等,这都是中国学者望之而却步的题目,而他们却都有深刻的研究,卓越的成就。我国学者们在今天百花齐放的时代里,如果还不努力,那真是愧对自己的祖先,辜负了这个大时代了。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今天研究我国文学遗产的意义,就会为这一工作贡献出自己的全副精力,决不会半途而废了。
上面所说的,只是我个人学习中的几点体会,未必正确。经验总是每个人自己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出来的,不能全部照搬别人的,自己的经验也不可能照样传给别人。但是我以前所走过的弯路,却可指出给别人作为前车之鉴。“笨”是我的本钱,今后我还要用自己这一股笨劲继续努力,为社会主义贡献一份力量。
作者:夏承焘
编辑:吴金娇
责任编辑:许琦敏
来源:《浙江日报》1961年11月17日|图片:文汇报图片库、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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