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已近尾声，回望这一年，又有一批著名学者离我们而去。正是他们曾经的成就参与创造了今天的历史。他们是真正的大师，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先生。

他们中有导航制导与控制专家陈定昌、腐蚀科学与电化学专家曹楚南、空间科学与行星物理学家万卫星、国际著名生态学家张新时、我国化纤领域奠基人郁铭芳、土木结构工程和防护工程专家陈肇元、中国卫星导航定位专家许其凤、著名医学大家陈灏珠等数十位两院院士，还有知名建筑历史理论家和建筑教育家罗小未、著名的激光物理学家李郁芬等一批知名的大学教授和教育家。

他们每一次在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改变，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每一次科研攻关成功后，都选择了“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默默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重新埋首于他们的“日常”——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他们中的很多人直到去世，成就才为世人所知。

医学大家陈灏珠，自己一只水杯用30年，对学生和病人却慷慨相助，他将平时积蓄倾囊捐出，设立“复旦大学陈灏珠院士医学奖助学金”、“复旦大学陈灏珠院士医学发展基金”，帮助更多医学生和青年医务人员成才，包括支持西部地区医学人才培养，开展西部地区医疗精准扶贫；

复旦大学教授李郁芬直到去世之后，事迹才为自己的学生所知，当国家发展两弹一星时，她参与原子弹的研制，甚至连家人都不知道她的贡献，完成科研攻关后，她回到校园继续教书育人，国家需要研制激光设备，她再次领衔完成任务。她一生得奖无数，为国家做事，她一次都没有错过，却两次错过评博导的机会，她培养了大量博士生，却只能用他人的名义带学生；

同济大学教授罗小未是第一位系统将西方建筑历史、理论和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也是上海近代建筑与城市研究以及地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拓者。她一生历经坎坷，但是在最惨淡的人生岁月中，也从没有放弃过学术和教学的积累，她对学生说的一句话“你们是太阳，我是月亮，是你们的光芒才照亮了我”，正是她为师为学优雅风范的最佳写照。

……

今天，让我们缅怀这些大师，重温他们在学生记忆中的闪光点滴，他们为这个世界留下的财富，终会有我们更多的年轻人传承下去……

先生之风永存心间

葛均波

我加入上海中山医院的时间相对比较晚，1987年，我考上陈灏珠老师的研究生，就此跟先生结了缘。

我最初是儿科系毕业，后来考了研究生，读先天性心脏病方向，这也跟儿科有关。当时，先天性心脏病诊断困难，心导管检查确诊后治疗更难，临床上，很多时候是“束手无策”，非常无奈。诊断方面，我记得当时硕士导师从澳洲回来，买来几根导管，就那几根导管反复洗、反复用，总之就是诊断条件非常有限。明确诊断后，治疗方法也是捉襟见肘，看着这些孩子，要不手术死掉，要不眼看演变为肺动脉高压，最终还是走向死亡……当时大家都比较沮丧，感觉儿科没意思，考博士研究生时就改变了方向，改考冠心病的诊治，多年之后我自己想想，我自己没有坚持下来。

就在那个时候，我来到上海，考了陈灏珠先生的研究生。当时，我们考试的时候有四个人，有一个人拿着一封信，他说：“这是我老师给陈老师写的，他跟陈老师是好朋友”。我一看有人拿着信，咱没有拿信，很是忐忑，心想：是不是不能录取？结果，四个人，最终录取了两个人。一个我，一个王同学，他后来去了日本、美国。这是一段小插曲。

考上了陈老师的研究生，慢慢地，我成为了跟陈老师关系最近的人，有什么问题，公事、私事，学术方面的，我都会去请教陈老师，他总是知无不言，给了我很多帮助。

当时为什么考陈老师的研究生呢？还得说起一本书——《心导管检查》，作为儿科心血管医生，做心脏导管检查，就参考这本书。

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读陈先生主编的《内科学》。说实话，起初这个  “灏”字我都不认识，心想读“hao”，还是读什么？后来知道了这个名字，就记住了，记了一辈子。当时自己也暗暗地想，要是有一天成为陈灏珠教授的学生就好了。那时起，就好好学习，直到1987年，我真的考上了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陈灏珠老师的研究生。

初来乍到的我，由陈老师和陈老师的学生姜楞教授一起带我做冠心病的超声诊断，我捧读超声机的图，当时大部分时间就在实验所的二楼工作、学习。后来，陈先生送我去接受博士生联合培养，我去了德国留学。那些年也一直得到陈老师的教诲。

回国后没多久，我就做了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长。当时，副所长是很大的官了，陈老师是所长，我就在后面跟着，他查房，我跟着查房，他开会，我跟着开会。记得有一回，我们到23病区3号楼查房，那个地方有电梯，我跑到前面把电梯先按好，他说“算了，三楼就走上去嘛”。他就走楼梯，我也不好意思坐电梯，跟着他跑楼梯。

随着年岁上去，有的人先老头，有的人先老脚，陈老师一直到九十多岁，除了椎管狭窄压迫腿，前些年一直非常矫健，每次开会都坐到第一排，认真记笔记，这一幕感染了好多人。好多年轻学生说，像陈老师这么有名的人，年轻小医生在上面做报告，他居然在下面仔细记笔记。

有一次我对老师说，您没有必要记啦，您点评点评，讲讲就好了。他说：这不对的，记了笔记以后，是促进自己的记忆，你听了，经过脑子，再写下来，等于学了两遍；第二，记笔记可以保证你自己的手不会变得僵硬。

老师的习惯也影响着我们，我们字写得不好，但任何时候都拿一个本，很愿意做笔记，这些年记了很多本，到年底整理出去，也是收获。这些年，我看着陈老师早年的笔记，写得这么好，页面整洁，字体隽秀，值得留作纪念。

都说陈老师是教育大家、科研大家，又是名师。我有时候在想，什么是圣人？王阳明年轻的时候说将来想做圣人。圣人好像没有标准，也没有定义。

什么是圣人？我思考了很久。陈老师不结党不营私，不喝酒不抽烟，我拿一罐茶叶想给陈老师，陈老师也不怎么喜欢喝茶，就是感觉没任何“点”让你抓。有的时候我们说玩物丧志，大多数人都有喜欢的东西，人家知道你喜欢什么，就给你送。对于陈老师，你不知道该给他送什么，没东西送。平日的他，就喝白水，简简单单。

什么是圣人？我思来想去，我想陈老师是医学界的圣人。陈老师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好多东西，我作为他的学生，跟着他这么多年，受益终生。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本报首席记者唐闻佳整理）

为国家做事，她从不“错过”

徐雷

复旦大学的光学，始于1954年，创始人是周同庆，他是1955年的学部委员。章志鸣，李郁芬，李富铭等可以算是第二代中的代表人物。我们晚辈都称李郁芬为先生。一般称女老师为先生的，非常少。可见李郁芬在我们学生中的地位。而老一辈人，则诙谐地称两位李先生为男老李，女老李。随着李郁芬先生去世，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也都先后离我们而去了。

我是1980年进入复旦物理系，学激光专业，李郁芬先生没有给我们本科生上过课。我们对她的印象是——非常严格、认真的教授，所以，大家都有点怕她，也不太愿意跟她读研究生。我们那一届毕业生，基本上都跟随做本科毕业论文的老师做研究生，而我，却想换一个老师。所以同学就吓唬我说，你只剩下李郁芬老师可以选了，因为其他老师都有学生了。我还真以为我会到李先生组里，后来没想到另一位老师选了我。我当时还有点庆幸。

到研究生阶段后，在与师兄弟的接触中，我确实了解到了李先生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我发现，跟有些老师不同，虽然她已经是教授了，但她一直会去实验室，看着学生做实验。不知道现在的学生怎么想，那时候可以想象，她的学生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其他学生的实验环境基本是比较自由的。

对李先生严格要求的印象，一直持续到我留校工作很久，直到她70多岁退休后，那时我也已是中年人了，突然发现李先生成了可爱的小老太太。因为我做过系里的教研室主任，也算是激光教研组从头培养的新生代，所以李先生跟我的关系也特别好一些。她会经常拉着我的手聊天。李先生的丈夫过世，她的第一个电话也是打给我的，说我也不知道这件事要不要告诉组织（因为她丈夫不是复旦大学的），我带队去她家里问候，并组织我们教研组参加了她先生的追悼会。就这么一件事，她就一直记着，后来也经常会说起。那时，我们有一个传统，就是退休教师每过一段时间，会在楼里集体包馄饨，这时候大家就会请李先生一起来吃馄饨，对她说“李先生你吃了几十年的方便面了，也改改口味吧”。她也会乖乖坐在那里跟大家吃着馄饨闲聊，其乐融融。不过她办公室的方便面袋袋，还是堆得有人那么高。

李先生的一个谜，是她到退休都不是博导。这对一个有过重大贡献的教授，放在今天实在有些不好理解。因为那个年代，她的贡献，是只在小范围内。而且因为她这一辈子的工作选择，都是遵照组织的要求。组织说你去做原子弹，她就去了；组织说，你去做化学激光器，她就来到了我们激光教研组。而以前再大的功劳，也就翻过去了。等到评博导时，80年代是由教育部统一评的，每个学科都有名额限制；等到学校可以评博导了，结果她的年龄又过了。所以，她一辈子没有自己的博士生，开始是以她的导师，吴征恺院士的名义带博士生。后来，她的学生评上博导了，她就以她学生的名义带博士生。这在中国的博士生导师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可能换一个人，一定会到处抱怨这不公平，甚至去吵去闹。但我这么多年，没有听到李先生说过一句组织，学校对她不好的话。她就是一直在默默地做自己的事情。

我想在李先生身上，我看到的最伟大之处，就是她发自内心对科研的喜爱。这样的喜爱不是为了发表一篇论文，不是为了给自己争取更好的待遇。她一生的几次转型，都是组织安排的，而她都全心投入，完成得很好。她是被老校长杨福家特批，可以70岁退休的教师，而那时候这一待遇是只给博士生导师、院士的。70岁退休后，她仍然每天早上坐学校的班车到办公室，因为不带学生了，就在办公室学习用计算机做些理论计算，下班时再坐班车回家。再后来，学校班车停了，她就在儿子陪同下坐公交地铁到校。再后来，坐出租车到校。我一直有种感觉，让李先生到学校，是对她最大的尊重和照顾。一旦她不能来学校，一定是身体不允许了。

2019年3月16日，李先生住院了，我去徐汇中心医院看望她。我还自信，凭我跟李先生的关系，她会对我很亲的。可是她已经不认识我了。她拉着我的手，嘴一直动着，眼睛看着我，但就是认不出我。我心里很难受。就在12月7日傍晚，学校告诉我李先生不太好，我马上说我抓紧时间去看她，可惜当天夜里，她就离我们而去。我现在只是后悔，当时应该当机立断去医院，而不要等。

我相信，如果我们的年轻一代，能继承李先生这些前辈身上的认真、严谨、刻苦、忘我，我们何愁没有创新，何愁我们的祖国不会日渐强大。

（作者为复旦大学副校长）

永远从容优雅的师者

李振宇

今年6月，罗小未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5岁。在国内建筑学界和建筑教育界，无人不知先生的大名，用今天年轻人的话来说，她是我们的一代“女神”。论学术贡献，罗先生是新中国建筑史学的一位大师，她进一步打开了中国建筑界眺望世界的窗户，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罗先生长期从事西方建筑教学工作，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历史理论家和建筑教育家，致力于西方近现代建筑史和建筑评论。

在同济大学，她执教超过半个世纪，大半生都在校园里度过。而我相信，作为一名师者，她最欣慰的莫过于桃李满园。她培养的一批优秀学生，有不少已经成名、成家，活跃在国内建筑教育学界。罗先生一直受到无数老师和学生的尊敬和爱戴，不仅因为她具有深邃而前瞻的学术思想，也因为她的人格魅力。用郑时龄院士的话来说，“她教给学生的不仅是渊博的学识，还有她的睿智、教养、研究方法和大家风范”。

余生也晚，1981年才考入同济大学，其后求学和工作的三十年多中，也有幸经常见到罗先生，直接或间接得到她老人家的指导。

我们的罗先生，是崇古厚今的罗先生。大约1982年秋，罗先生从国外回来，在文远楼106作公开讲座。只记得那天的讲座，教室里人头攒动，教室玻璃窗外站满了学生。而罗先生当时列出的小标题，题有“波士顿的提问”  “墨尔本的启示”等，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从此，“现代主义之后”（又称后现代主义）的建筑观开始影响着同济的学人，继而影响了全中国的建筑学人。罗先生尊重历史，师古而不泥古，敏锐地观察时代的变化。由她主编的教材《外国近现代建筑史》，影响了不知多少青年学生；她编撰的《外国建筑历史图说》，再版了一次又一次。她的学术思想，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批判地把握建筑学发展前沿，真正体现了“崇古厚今”的精神。

我们的罗先生，是严慈相济的罗先生。她的严格，是出名的，我本人就挨过罗先生的批评。记得有一次是本科时候，因为没有听过罗先生的讲课，所以我混到下一级去听罗先生的建筑历史课，结果被罗先生发现了，她说“我的课不能随便不听，也不能随便听，要听先在系里面办好手续”；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个别同学写论文过于散文化，也被罗先生拿出来做反面例子分析，给我们教育很大。

罗先生对我们的学术活动非常支持。1984年，我们成立学生业余社团“青年建筑学会”后，她与陈从周先生、喻维国老师、吴光祖老师等对我们关爱有加，经常“开小灶”，还借幻灯机，幻灯片给我们。在他们的直接关心下，我们提出的“不要重修圆明园、应辟为遗址公园”的建议才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支持并最终被采纳。

罗先生也是名师出高徒的代表。郑时龄院士是罗先生的入室弟子，常青院士是罗先生的博士后学生。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伍江教授以及同济大学的支文军、卢永毅教授等，都是罗先生的高足。

我们的罗先生，是永远优雅的罗先生。我工作以后，多次在教学研究和外事活动中见到罗先生，她给我们的中外来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德国老师Peter Herrle和Peter Bertn结识罗先生后，非常敬佩她的睿智和风度。2003年，他们通过我坚邀罗先生去德国柏林工大访问。当时罗先生已经78岁了，本来院系领导对这次访学是有点顾虑的。但是我们共同努力，终于完成了这次出访。罗先生在柏林工大作学术报告，Berten教授亲自开车带她去德绍包豪斯校舍参观，留下一段佳话。

以后，我每次有机会去看望罗先生和她的丈夫李德华先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名誉院长）时，他们也总是那样热情、乐观、优雅。我还记得2013年，罗先生住院了，时间长达一年。我和学院其他老师去探视她的时候，罗先生躺在病榻上，银发一丝不乱，神情泰若，依然热情开朗，没有一句对病痛的抱怨。这样的从容和优雅，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学习的。对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我们新老学生努力以优雅的姿态，获得优异的成绩，以此报答罗先生的培养。

（作者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教授）

编辑：储舒婷

责任编辑：姜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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