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西方哲学史家，复旦大学哲学系原系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学者，《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原主编黄颂杰教授今早去世。

黄颂杰，1965年复旦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现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学报》（社科版）主编，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上海市哲学学会理事、全国高校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

1965—1968年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师，1968—1975年在西北大学从事国际问题研究，1975年—迄今任复旦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复旦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主任（1986--1995）。1986年起迄今指导硕士生24余名，1993年经国务院学位办审批为博士生导师，迄今指导博士生36名。

【链接】黄颂杰80岁接受访谈：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教师

问：黄老师，今年您将欣开九秩。大家都很想听您对自己所经历的时代、您的家庭和教育背景做一个简要的回顾。

黄：我是1957年考进复旦大学的，从进复旦读书到现在才正好一个甲子。这60年来，我对自己的一个评价，就是“平凡人生”四个字。我是一个平凡的教师。平凡符合我的个性和脾气。当然，人总是要往高处走，这是人的自然禀性，我也不例外。

我们这个国家、包括我的家庭，是在清朝崩溃的大背景下走入动荡不定的20世纪的。我的家庭也就是在这个战乱当中从农村家庭转化为城市居民家庭的。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特别是上海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工业化和工商业发展的时期，我的祖父也就是趁这个时机从川沙来到上海，在洋泾浜就是现在的延安东路浙江路那里，从事建筑行业。

我们老家是在浦东高桥东边的高东乡。我的小学前一半就在教会办的学校接受教育。50年代我先后就读于高桥中学和高行中学总校，主要是高行中学，这所普通中学由于历史原因当时的师资教学力量很强，我的考试成绩在班上一直是前三。课外我还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中国古典名著基本上是这个时期读的，还有当时流行的一些苏联小说和其他感兴趣的图书。旺盛的求知欲一直持续下去，逐渐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不可分的部分。

我们家的一条不成文的家训是“责己严，待人宽”，我的祖父母和父母都这样，我们兄弟姐妹也程度不等地继承了下来，不知不觉地成为我人生历程中处事为人的一条准则。这使我斗争性弱，在斗争哲学支配的年代显得不适应；但又使我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缓解矛盾，有利于解决问题。

问：从复旦毕业以后，您又是怎么去了西北的呢？

黄：我1968年5月才离开复旦，去了位于西安的西北大学伊斯兰研究所。那时全国研究生人数很少，毕业分配由高教部制定方案。在研究所期间，我参与翻译出版了一本书《巴勒斯坦、以色列和阿拉伯人》，当然是内部发行，参与编写出版了一本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历史的小册子，并且还编了好多内部资料。

在复旦研究生期间我已开始承担教学工作，主要是马哲课。但西大伊斯兰研究所是我走上社会的第一份正式工作。这份研究工作与哲学研究不一样，我的感觉是比哲学容易做，至少是资料材料好读好理解，经受过哲学训练，对各种具体情况具体问题的分析理解比较会做，并不感到吃力。1975年春，我重新调回复旦。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国内高校逐渐恢复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当时最紧缺的就是教材。有两部教材，直接奠定了复旦哲学系在国内西方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一本是全增嘏主编的《西方哲学史》，一本是刘放桐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1978年，系里成立了以全增嘏为主编的西方哲学史编写组，我执笔撰写了古希腊罗马哲学和其他部分章节。

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是不可分的，尤其像现代西哲这样的新课，如果没有研究，既写不出好教材，也很难上好课。虽然那时我主讲的是《现代西方哲学》，但我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哲学史，不仅编写哲学史教材，还多次上过哲学史课，而且喜欢从古希腊连续讲到黑格尔。我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和见解都是在将现当代与古近代史连结起来的基础上产生的。

问：我们知道，在研究和教学之外，您还曾经长期担任了哲学系系主任的工作。这对您的研究有什么影响？您又如何评价自己在哲学系系主任岗位上的工作？

黄：说实话，我从未想到要担任哲学系的领导，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只想搞好自己的教学科研，把现代西哲研究室工作做好。但人不由己，1986年春哲学系换届选举，我被推选为主管教学科研的副系主任，当时还比较年轻，心想做三年就完。没想到后面连续二届还要做，从副主任做到正主任，到1995年秋卸任时差不多做了10年时间。历经谢希德华中一杨福家三任校长，林克钱冬生二任书记，程天权接任书记那年也是我即将卸任系主任的时候。那时学校诸多工作中的重点是教学，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先后是强连请和严绍宗，二人都是强势人物，一位原是系总支书记，一位是数学家，他们都身兼数职，实际上都是常务副校长的角色，学校工作会议最多的就是教学系主任的会议。

但是，90年代起随着赶超世界一流大学的呼声逐渐上升，学校抓科研抓重点学科的工作越来越提升到重要位置，系主任的工作会议也越来越频繁起来，而我也正是在那当口推上系主任的位置。

90年代上半期，哲学系到了最困难境地。主要难点是二个，一是招生难，二是办学经费严重短缺，所谓创收就更难了。然而，困难没有动摇我们办好哲学系的信心。

我现在还记得那时抓教学科研的情景。教学上主要抓老课改造和新课建设，前者的措施一是梳理，将内容重复的课程重新设置，如马哲类课程，将原理和经典及史统一安排，确保马哲的重点地位，又避免重复，二是内容上推陈出新，努力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开新课也是我们哲学系的一大特色，除了现代西方哲学，还有现代中国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早期著作，佛学等等一大批新课。

在担任哲学系副主任和主任期间，我还撰写发表多篇有关如何办系的文章，最有影响的是1994年春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的“综合大学为什么要办哲学系”一文。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是认为，哲学系不仅要为国家培养哲学人才，而且要为各种专业学生提高素质修养开设各种公选课。这一想法萌发于我1988年在俄亥俄大学访学期间，我得知欧美大学设立哲学系相当普遍，而其重要任务之一便是为全校开设各种相关的公选课，以提高学生的素养。

问：从哲学系系主任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您还曾经长期主持过《复旦学报》的工作。这一方面的工作其实很多人并不非常了解。

黄：我卸任之后，很自然地想专注于教学科研，不料当年10月学校决定我任《复旦学报》（社科版）主编。尽管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还是不得不承担起这一重任，并且一干就是17年。

我任《复旦学报》主编期间曾就办刊中的许多问题撰写发表过许多文章，尤其自名刊工程以来，关于学术评价、学术期刊转载率引用率、数字化网络化等等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焦点，我也就这些问题发表了好些文章。

实施名刊工程以来我对学报工作真是投入了，光看稿量每年至少要有150万字。更重要的是一面看一面要思考分析审核，还要为转载引用等等数据操心，好像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自己。当主编确实不容易，当个好主编就更难。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教师，平凡的人。我总觉得，教师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大学里有很多岗位，如果要我选择，我肯定选教师，我喜欢上课，喜欢与学生交流。我在当主编的时候，还是坚持教师职责，带博士生硕士生，有教学任务的。

至于哲学，我觉得我对哲学的悟性并不很好，也比较慢。不过既然搞了几十年，总有些想法可以谈谈。哲学专业在入门阶段比较难，因为他涉及超感性的形而上的道理，一旦入了门，再去读其它专业的书就会觉得比较容易。我觉得学习哲学必须在两个方面打好基础，一是各种哲学经典，二是与哲学相关的各种史。哲学经典数量庞大，怎么读？当然可以向老师和长者请教，但更重要的是自己摸索出一套阅读的路子，比如浏览式的泛读与仔细深入的精读相结合，等等。学会读书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但往往被人忽视。

作者：季桂保，吴新文
编辑：张鹏
责任编辑：顾军，姜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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