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30日6时20分,钱穆先生之侄,与钱学森、钱三强被周总理合称为“三钱”的钱伟长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今天,是这位著名爱国科学家、上海大学“终身校长”逝世九周年纪念日。
钱伟长先生曾说:“我没有专业,祖国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我从不考虑自己的得与失,祖国和人民的忧就是我的忧,祖国和人民的乐就是我的乐。”
江南钱氏
钱老的家族乃江南钱氏,吴越王钱镠后嗣,堪称近代望族。钱家后裔在江浙地区分布甚广,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家族,杰出人物辈出:钱学森属杭州钱氏,诺贝尔奖获得者钱永建是其堂侄;钱三强乃湖州钱氏,其父是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钱玄同;钱伟长则是无锡钱氏,与钱钟书同宗,都称国学大师钱穆为叔叔。钱氏家族“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
这是一个书香门第,是有着深厚文化积淀和修养的无锡望族,钱老的祖父钱承沛乃清末秀才,父钱挚是无锡教育界公认的教育家,叔父钱穆被学界尊为“国学宗师”。
展厅内一幅油画,描绘的是钱老的幼年时光。父亲和叔叔们各执所长之乐器,吹奏拉弹,组成一场家庭音乐会,是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滋润,滋养着钱老的幼年,滋养着钱老的一生。
及至稍长,便是识字读书,一条从镇上小学一直到清华园、大洋彼岸的北美的漫漫求学之路。钱老幼年家道中落,曾靠钱氏宗亲开设的怀海义庄接济度日。幸有四叔钱穆相扶,才得以继续学业。升入中学后,国学名师唐文治、文学老师钱穆、数学老师严晓帆、中国史老师吕叔湘、西洋史老师杨人梗、地理老师陆侃舆、音乐老师杨荫浏等人的渊博知识,思考缜密、条分缕析的治学精神,影响了钱老一生。
弃文从理
在钱老人生中极具传奇色彩的故事,莫过于他当年血气方刚的弃文从理的选择。在晚年的一次采访中谈起此事,钱老依旧津津乐道。纵然后来人世间沧海桑田,有诸多的磨难与不易,但当年的书生意气,年轻时候的那份真诚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依旧散发着最珍贵的光芒与最浓郁的气息,不紧不慢地透过人生与时间,如一坛持续发酵酝酿的酒,在后来的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偶然间打动自己。
1931年,钱伟长参加清华大学入学考试,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物理5分,化学和数学一共20分这样一份奇怪的成绩单进入清华大学。语文以一篇450字的“梦游清华园赋”夺得满分,一个青春年少的十八岁少年,得此殊荣,自是难免骄傲轻狂,为此被四叔钱穆批评。钱老晚年说到此,在回忆时,不断流露出一种兴奋与喜悦,眼神中闪放着人生的光,似乎回到了当年,那个可贵又可爱的青春岁月,那里绽放着理想与梦想的花朵,那里是书生意气,那里是血气方刚,那里是“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的执着。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钱伟长的命运。人生中或许总是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会改变既定的前途,抑或,一切都是注定。当时国民政府命令张学良不做抵抗,理由是“敌人有飞机大炮,我们打不过”。这是一个屈辱,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屈辱。
这样的耻辱与强烈的爱国热情彻底激怒了这个身体里流淌着炎黄血脉和有一腔燃烧激情的热血青年,“没有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我要学造飞机大炮”,入学后不久,他便做出了一个坚决的决定:弃文从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这是一个坚决的决定,是心中的理想与抱负与时代责任感的强烈召唤,只顾风雨兼程勇往直前而顾不得其他,这是一种令人敬佩的坚决,人生很多时候就需要这样的坚决。
决定之后,他跑去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办公室软磨硬泡,持续了一个星期,这个坚决的热血青年终于感动了系主任吴有训,同意一年的试读,试读后考试成绩需满足要求方能转系。
在这一年的试读期间,晚年的钱老自述当时读书是非常之用功,每天早起去科学馆背书。而更有趣的是,当他到科学馆时,有一个人已经背完书了,这个人就是华罗庚。可以想见,两个同样用功的青年学子,在那段特殊的光阴里,是怎样地相互激励,相互督促,共同在知识的海洋中畅饮。正是这样的勤奋,奠定了两人后来各自辉煌的成就。在这一年的勤奋学习中,钱伟长从一个物理的门外汉成为了物理系的佼佼者,毕业时,钱伟长的成绩已经是班里第一。
登科学峰
本科毕业后,钱伟长留在清华大学继续攻读研究生。1937年,清华大学等校转移至昆明,钱伟长中断学业,到天津耀华学校任教。1939年,他奔赴昆明,加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合大学,钱伟长继续从事物理学研究。除对稀土光谱分析的研究外,他对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敏锐地发现英国物理学家拉夫(Augustus Edward Hough Love, 1863-1940)的《弹性力学的数学理论》和当时国际力学界对板壳理论的研究存在缺陷,决心潜心研究板壳内禀理论。1939年8月,在叶企孙、吴有训、饶毓泰等教授推荐下,钱伟长与林家翘、郭永怀等人获得第七届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资格。
“二战”时期,众多欧洲科学家避难北美。在多伦多大学,钱伟长师承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应用数学系主任辛吉(J.L. Synge) 教授,专攻弹性力学。1941年,辛吉教授和钱伟长合著的《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收录在《应用物理》杂志庆祝物理学大师冯·卡门教授60华诞的纪念特刊中,20多位作者都是当时全球力学界最权威科学家,其中就有爱因斯坦(Einstein)、冯密西斯(Ludwig von Mises)、柯朗(Courant)、爱泼斯坦(Epstein)、杜兰德(Durand)、铁木辛哥(Timoshenko)、赖斯纳(Reissner) 等。
这是当时年轻的钱伟长的一次人生高光时刻,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学者的论文作为国际上第一篇关于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的学术论文,格外引起人们的注意与赞誉。这也刷新了当时西方科学界对中国人的认识,奠定了钱伟长在国际近代力学界的新锐地位,年轻的钱伟长因为这篇论文在美国出了名。1942年10月,钱伟长在多伦多大学完成了以薄板薄壳统一理论为内容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博士学位。经导师辛吉教授推荐到加州理工学院,在冯·卡门主持的喷射推进实验室任研究工程师。
年轻的钱伟长一步步逐渐登上了科学的高峰。但几年之后,钱伟长选择了回到当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祖国。
真挚爱国
强烈的爱国情怀是钱伟长一生中矢志不移的精神追求。青年时期,钱伟长就以爱国救亡为己任,1935-1936年,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一员,积极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夏,他还组织清华大学学生南下宣传抗日自行车队,自北平骑行到南京请愿。
学成归国之后,钱伟长回到清华大学任教。由于当时正处于国共内战的特殊时期,物价飞涨,钱伟长每月14万元法币的工资,却只够买两个暖水瓶,加之新添一女,生活上入不敷出,拮据之至。当时适逢钱学森回国完婚,来北平看望钱伟长,表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所亟愿钱伟长回去工作。了解到钱伟长家中的生活困境,钱学森也劝他去美国工作。当时家中情况困难如此,不免心动。
在向美国驻华大使馆申请签证时,前面还是一路顺利,一直填到最后一个问题:若中美交战,你是否忠于美国?钱伟长斩钉截铁地写了一个大大的“NO”。或许这使得他在个人命运前途上受阻,但是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钱伟长是毫不含糊的。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坚决,远远高于个人利益得失。晚年的钱老谈及此事,眼神仍是一种不可侵犯的坚定。
钱老在一生中一直践行着他的拳拳爱国之心,他这一生做过很多事情,有人戏称他为“万能科学家”,但无一不是为了祖国的发展。他曾言:“有人问我是学什么专业的,大家知道我是搞力学的,可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别把专业看得太重,国家需要是最重要的。”他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和人格魅力为祖国的发展贡献了重要的力量,爱国赤诚,可歌可泣。
体育教育
在清华大学的几年里,除了学业上的勤奋刻苦,体育锻炼上,钱伟长也非常积极。刚入清华时,钱伟长还是个身高只有1米49的小个子,但他进行了大量的体育锻炼,每天清晨跑步,不论寒冬酷暑。一次偶然的机会,钱伟长拼命向前跑的情景被一个人注意到了,他就是清华体育的奠基人,也是中国近代杰出的体育家和教育家马约翰。
第二天,钱伟长就被通知,到清华大学越野长跑队报到。从此,在繁忙的读书之余,钱伟长接受了马约翰先生的专项训练。1933年,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爆出冷门:清华大学的小个子钱伟长以13秒4的成绩跨入了100米栏的前三名!1935年,钱伟长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并留校攻读研究生,而他那时的身高已经有1米66了。
以1米49的身高,面对1米06的跨栏,取得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的季军,钱老笑着说:“我自有秘诀。”钱伟长经过仔细地观察和认真地研究,根据自己身材上的劣势和步频快的优势,决定尝试把传统的三步跨栏改为四步跨栏,并得到了马约翰先生的支持。
而且为了尽可能地压低跨栏高度,加快跨栏速度,钱伟长还进行了新的尝试:在跨栏上放一片瓦块,每次跨栏时,必须用脚把瓦片扫掉,而不碰栏。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总结,钱氏跨栏法终于成功了。在田径场上,钱伟长左右开弓,四步上栏,准确过栏,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钱伟长除了在跨栏项目上有所造诣之外,还参加了清华大学的足球队,他身体灵活速度快,而且脚法很好,是清华大学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1934年,钱伟长入选中国足球队,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第十届远东运动会,钱老曾回忆说:“那场比赛,我踢进了一个球,还穿了对方守门员一个裤裆。”据史料载,在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足球队获得了冠军。
钱老一直喜欢足球,世界杯的时候,他不用身边的工作人员提醒,自己半夜会起来看。2002年,钱老亲自创意举办了“钱伟长杯”上海大学生足球邀请赛,并亲自挥笔制定了比赛章程和规则,打造了“钱伟长”奖杯。
钱老对校园足球的特别重视使得上海大学产生了良好的校园足球氛围和土壤。顺着钱伟长校长体育教育思想,结合校园足球发展现状,上海大学逐渐探索出“四位一体”校园足球运行新模式。新模式以发展校园足球作为目标,在教学、群体和竞赛三方面基础上,从足球教学、群体竞赛、社团建设和运动队建设四方面着手,进一步强化了学校足球社团建设的主体作用。以社团建设为主体,同时发挥运动队的龙头作用,是新模式的核心。足球社团和竞赛,是实现课内外一体化的主要手段,也是常规教学的延伸和补充。
钱老有着自己关于体育锻炼的思想:培养学生体育运动不是为了培养运动员,体育活动是要让青年学生能够为国家健康工作五十年。体育锻炼帮助他获得了健康的体魄,锤炼了意志品质,即便当年已到耄耋之年,钱老依旧鹤发童颜,精神矍铄。
钱老把体育教育思想植根进了上海大学,他提倡的体育精神对当今高校体育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老树新芽
钱老曾被错划为右派,几十年风风雨雨,历经沧桑。但钱老的人生是坚韧的,他并没有被此所打倒。文革结束后,祖国大地上迎来了春天。而当时年逾六旬的钱老,在长久的沉寂与压抑之后,也迎来了他的涅槃重生。
1982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钱伟长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1983年1月,钱伟长抵沪履任。邓小平曾批示:钱伟长当校长不受年龄限制。这使得钱伟长成为上海大学“终身校长”。
1994年4月,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学技术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为新的上海大学,当年5月27日,举行成立大会,钱伟长任校长。
在上海大学,他开始践行自己的教育思想。提出“拆掉四堵墙” 的主张,亦即:拆掉学校和社会之墙,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墙,教育与科研之墙,教与学之墙。他希望能够打破这一些壁垒,让学生和老师都可以更自由地进行一些各自的发展,这对于个人的自由发展可谓是至关重要。
他提倡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首先要培养一个全面的人,一个愛国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具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未来的专门家。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专业细分是在工业革命、社会高度分工之后出现的,纵然我们无法成为像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全能的杰出人物那样,但我们也不应该只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小的专业世界内,如果终生之在一个小小的专业圈子里打滚,那未免实在是太委屈自己了。作为一个人,一个世界公民,理应对人类的整体文明有一个宏观的认识与继承,有一个健全人格,有一颗宏大的心胸来承载大千世界。正确的人才观能够影响人才培养的方向、手段、目标和结果。
此外,钱老还在上海大学建立了灵活的办学管理模式,形成以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和导师制为核心的特有教学管理模式。
作为教育家,钱伟长高瞻远瞩,提出了独特的教育思想,积极倡导教学与科研的结合,主张实施通才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强调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二者的辨证统一,同时又推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无论是五十年代在清华大学、还是后来在上海工业大学及现在的上海大学,钱伟长都将自己的教育思想付诸了实践。
钱老一生有很多职务和头衔,他最看重“校长”之责。在他生命的最后27年,他的感情和心境与学校发展息息相关,并以他的思想、才干和品格缔造了新上海大学。他亲自规划上海大学新校区建设,亲手描绘校区布局,把上海大学建成现代化校园;关心学生成长,关爱学生生活,经常去看望学生,听取学生意见,了解学生诉求;年届九十,仍然坚持参加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亲力而为,为上海大学广泛引进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
如此诸多,钱老之于上大的贡献与影响,实在可谓深远不可胜记。上海大学始终以拥有这样一位优秀的老校长为荣,校园里,伟长楼、钱伟长图书馆、钱伟长塑像等等,是上大人对钱校长的回忆与追思。
他用自己的生命,播撒下上海大学这颗种子,他用自己的人格与思想,构筑起上海大学的灵魂。
2010年,钱老逝世,同年,被评为央视2010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颁奖词写道: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钱伟长先生曾说:“我没有专业,祖国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我从不考虑自己的得与失,祖国和人民的忧就是我的忧,祖国和人民的乐就是我的乐。
钱老的故事一直在上海大学流传着,他的思想和精神,也一直在上海大学延续着。
编辑:李晨琰 陈曦(实习生)
责任编辑:樊丽萍
来源:上海大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