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发现的儿童精神疾病常见病种中，以儿童多动症最多，患病率约在5%左右；其次为孤独症，为1%左右；还有一类是被忽视的儿童精神分裂症。

早上五点不到，易永强便急忙赶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家住浙江的他提前两天就带着儿子奔赴上海，就为挂到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杜亚松医生的专家号。他的儿子，今年刚满14周岁的易阳，去年被南京脑科医院初步诊断为精神分裂。

易永强把这次问诊当作他最后的希望。星期六早上八点，杜亚松的诊室门口，站满了与他一样神情焦虑的家长与表情淡漠的青少年。这些孩子在常人看起来 “不那么正常”：

12岁的男孩拿着游戏机，不断喊着 “冲啊杀呀”，看似沉浸在网络游戏中的他，下一秒却将手机狠狠摔在了地上。

长相漂亮的女孩低着头，呆呆地将两个大拇指不停抵来抵去，下一刻却旁若无人地大笑起来。

上初中的男孩趁着看病间隙仍不忘写作业， “妈妈，我这道题又没有做出来。”男孩很沮丧，嘴里不断嘟囔着 “弱者不配活在这个世上”。他说，自己绝不会因为做出一道题而高兴，却会为做错一道题而难过。

据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发布的数据，中国儿童精神疾病的患病率为12.8%至16.2%。在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发现的儿童精神疾病常见病种中，以儿童多动症最多，患病率约在5%；其次为大众广为关注、在专科门诊较为常见的孤独症，为1%左右；还有一类是被忽视的儿童精神分裂症。

没有成年人那么多生活压力的孩子们，也会精神分裂吗？

答案是，肯定的。

家长给孩子的压力，甚至就是孩子的病根

身为儿童青少年精神疾病方面的领军人物，过去几十年，杜亚松被无数家长问了又问：“我的孩子怎么会得精神病？”

据国外报道，15岁以下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为0.14%至0.34%。国内文献报道，儿童精神分裂症患病率为0.05%至0.08%。整体来看，精神分裂症很少在青春期之前开始，但它确实发生了。

很多时候，家长不愿接受自己的孩子有病。多数家长在发现孩子出现异常时，甚至不愿带孩子到医院诊断治疗。在精神疾病治疗中，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家庭治疗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杜亚松很心疼那些反复来看病的孩子，有的刚有所好转就被父母停了药，有的干脆把医生开的药扔了。“家长从心底里抗拒甚至逃避孩子生病的事实，但多次反复发作，会加重病情，让治疗难上加难。”杜亚松的无奈许多精神科医生都有， “其实这病是可以治愈的，很多人都治好了。”

当天来看门诊的一位女孩，是杜亚松多年前的老患者。

这个曾经精神分裂的孩子如今顺利考上了大学，学习护理专业。 “看来，我们马上要变成同行了！”杜亚松很高兴，尽管女孩仍需每年和父母到医院复诊一次，调整药物治疗，但她已经被治愈了。杜亚松和她定下了约定，将来要带着男朋友、甚至带着宝宝来看他。

多数研究者认为，起病于儿童期和青少年时期的精神分裂症，是具有一定遗传负荷的神经发育障碍，但这并不代表精神分裂症是遗传性疾病。

杜亚松说，这个孩子会得精神分裂，很大一部分源于她的母亲，一位偏执的妈妈。她会事无巨细地为孩子安排好一切，甚至连早餐吃什么都要按照她的想法来，自以为是地为孩子好，就如同一颗裹着砒霜的糖。 “这种 ‘我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表面上是将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其实不过是渴望将自己的自恋幻觉强加给别人而已。”

直到孩子病了，母亲终于顿悟，为了孩子的病，她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女孩也得以从巨大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但更多孩子并没有女孩那么幸运，许多家长并未意识到自己给孩子的压力，甚至就是孩子的病根。

“有病”的孩子身后，也许藏着 “有病”的家庭

本应在初中校园挥洒青春与汗水的易阳，如今已休学整整一年。一年前，易阳曾和家人抱怨，在学校被同学欺负，有一次被围堵在厕所，挨了同学的耳光。易永强并未将这一切放在心上，“小孩子嘛，可能只是打打闹闹，能有多严重呢？”忙于工作的他，对孩子的事情并不在意，可易阳渐渐变得孤独，易哭易怒。

“男孩子就该坚强一些，这点小事都受不了怎么行？”易永强想不通，带着孩子到南京脑科医院问诊，初步诊断为精神分裂。手中拿着评估报告，他懵了，整个家族几代人都没这个病，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变成这样。他一边想着找机会到上海看看，一边给儿子办了休学手续。

听着易永强的叙述，杜亚松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看着身旁的易阳，30℃上下的天，这个身高近1.8米的小伙子竟严严实实裹着件风衣，低着头、垂丧着脸，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从业数十年，杜亚松看惯了这样的孩子，一些家庭走进他诊室的理由，往往是为了帮助那个被标记为 “有病”的孩子，却不曾想一个 “有病”孩子的身后可能隐藏着一个 “有病”的家庭。

因为孩子在学校里的种种，以及逐渐表现出来的症状，易永强夫妇常常吵架，甚至当着孩子的面，他们相互指责对方的基因不好，才遗传给孩子，让自己如此没有颜面。父母间的相互推诿写满了对孩子的嫌弃，这成为压倒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学校受到伤害的孩子，回到家也无法得到安慰。

有关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近一半本身就性格内向，寡言、易怒而且非常敏感，喜欢幻想。内向的易阳好不容易向家人袒露心声，却没人将他放在心上。杜亚松说，一个孩子得病不一定是因为一个失控的家庭，但一个失控的家庭往往会让孩子的病情更严重。

在家休息的这段时间，易阳变得愈发不正常，不管白天黑夜，始终关着窗户、拉着窗帘，时常自言自语，随身携带着塑料枪，不肯洗澡，喜欢在大半夜放偶像的歌曲……易怒的他甚至会和父亲打架。面对抗拒的孩子，家长选择的陪伴方式往往是强拉硬拽，疾言厉色。

“你遮住窗帘是为什么？” “随身带着塑料枪又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在半夜放歌扰民？”面对杜亚松的提问，易阳始终沉默不语。

“你现在有两种选择，要么住院，要么吃药，你想选哪个？” “什么病？”易阳有了反应，  “不听话扰民病。”“什么病？” “不洗澡病。” “什么病？”“大热天衣服不脱病。”……

杜亚松把他的家人单独留了下来，“孩子的病情耽误一年多，已经很严重了，必须想办法让他住院治疗。”

如果不是只盯着成绩，是否就能避免悲剧

两年前，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发布《2016年上海市民精神卫生知识知晓度结果》，调查显示，民众精神卫生与心理保健知识的知晓率稳中有升。但，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态度在近五年中几乎没有变化，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偏见并未减轻，42%的居民对精神疾病患者持负面态度。

他们，是处在社会边缘的一群人。

12岁女孩吴桐走进诊室时，手里的游戏还未停下。母亲将手机递给杜亚松，照片中女孩的手臂上布满红色的血痕，从手腕到手肘，触目惊心。

“觉得很烦，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冷静下来。”吴桐的表情很是淡漠。“疼吗？”“完全不疼，而且现在好了，没有留下疤痕。”她的语气从淡漠变得得意起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好多人在我耳边说话，太吵了。”

吴桐早已不记得这个声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只是忽然有一天开始，她发现再也无法摆脱耳边嘈杂的声响。医生说，这是幻觉，其实正常人也有错觉，只不过精神分裂症患者分不清现实与虚幻。吴桐想了很多办法，后来她找到了，只有刀片刺入皮肤的那刻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最骇人的一次，她爬出了六楼的窗户，想要跳下去。

“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精神分裂症，像个怪人，像个神经病。一边要压抑自己悲观的情绪和想法，一边要让自己看起来活泼大方、人见人爱。”这些曾写在吴桐笔记本上的只言片语，不曾想，一语成谶。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正常人，吴桐并没有休学，她逼着自己融入群体中，尽管这样的交际在她看来无聊至极，“他们永远只会说些自以为有意义的事，像群傻子。”

儿童精神分裂症早期症状主要为情绪和行为改变、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困难等，部分病例早期出现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对绝大多数患病青少年来说，很多时候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导火索或者明确的临界点， “病往往很早就开始了。”

如果青春期发病的孩子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不仅影响学业与人际关系发展，可能终身都会成为 “废人”。杜亚松说： “一旦出现早期症状和体征，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会愈发严重。”

可惜的是，等到父母察觉时，往往为时已晚。吴桐的母亲红着眼睛，她很后悔， “几年前，孩子跟我说她听到很多人在耳边说话，我根本没往心里去。”当时这位母亲没有选择站在女儿的身边，而是指着她下滑的成绩，让她好好上课，不要胡思乱想。她一直在想，如果自己能更关注孩子的心理，而不是只盯着成绩，是否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孩子不会说，需要我们主动去发现。”杜亚松叹了口气， “但这，很难。”

本应是港湾的家，却成了让这群孩子伤痕累累的地方。 

“要用孩子的方式去爱她，这是理解、尊重、比心，而不是父母主义。”杜亚松曾用俄罗斯套娃比喻每个人的成长系统，最里头一层是在母亲的子宫里；出生后，在母亲的怀抱里；等会走路了，就在母亲周围玩耍；然后，进入幼儿园、学校、社会……圈子越来越大，但当一个人出现问题，就要回到家庭这个最初的小圈子里。

他希望，看着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这个最初的小圈子。

（文中受访患者及其父母均为化名）

作者：李晨琰
编辑：金婉霞
责任编辑：唐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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