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曾经在上海交通大学获得船舶及海洋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双学科工学学士学位，直到他美国的硕士毕业，仍然是工学院。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92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就职，2001年破格提升为正教授，2005年获终身讲席教授（Ira Rennert Professor of Business）职位，2010年终身讲席教授更名称号为MUTB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他曾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长江商学院、中国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做访问特聘教授，曾任美国制造与服务业运作管理协会主席，是华人学者管理科学与工程协会（CSAMSE）创会主席。今年他回到上海交通大学担任安泰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近日，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坦言，现在中国商学院现在最需要改变的是离实践越来越远，为了学术而学术的商学院需要变革。而他所曾经任职的哥伦比亚商学院在他看来，距离商业实践也非常遥远。

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的商学院在过去的10多年中也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单单从2006年到2011年，中国商学院的师资体量就增加了30%以上，甚至MBA项目成了全中国最难考的专业硕士项目。

但是，我们的商学院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尤其是中国的商学院。诸多挑战摆在我们的面前，比如优质生源的紧缩，对商业教育价值的讥讽，商学院在大学里的身份危机等等。

商学院教育的价值越来越只是体现在一个强大的校友网络和一个知名度比较高的文凭。但是，获得一个商学院的文凭并不代表管理能力的提升。我们在大学里的地位经常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许多其他院系的同事认为我们只会赚钱，很少其它贡献。我听到过的最严厉的批评是“商学院削弱了管理实践”。

从个人情感来说，这些说法是很难接受的，毕竟我的全部职业生涯都花在了商学院。但不得不承认，话虽难听，却有它的道理。

中国的商学院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们曾经非常缺少论文和管理学的科学研究，所以拼命招海归学者做学术研究，这使得论文数量大幅度增加，并且也提升了中国商学院在国际上的排名，包括也吸引了大量的海外商学院来与国内商学院合作。但是，全球商学院合作不是为了合作写论文，而是为了研究经济管理实践。

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商学院是根据西方商学院的经验发展。海外商学院经历长期发展，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因次中国商学院一度也招了很多海归回来。这些学者回国后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也从事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但是与国际顶级商学院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差距。这当然与国家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是，时至今日，我们的商学院似乎已经走进了一个怪圈，总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中国的商学院面临的问题是与实践的严重脱节。

因此，当我们的老师走上讲台时，学生们往往发现，老师的研究与学生的实践没有任何关系，尤其是MBA或者是EMBA课堂上，企业家们带来问题，希望能够和老师对话，但最后却往往是失望而归。在我看来，有能力为企业家上课的师资大约不到10%。

这一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比如，商学院的评估和排名，都集中在论文指标上，为了这个指标突出，我们的老师们不得不做一些短平快的文章，只要找到一个题目在学术界能够看上去有贡献，就能发表。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一个学术怪圈，大家关起门来在小圈子里搞研究，甚至为了提升学术论文的影响力，在学者之间拉帮结派，只要互相认为对方好，就都能发表了。更有甚者，为了追求学术上的创新，而不顾实践需求。期刊也是如此，往往更看重那些论文的表面功夫，讲个故事了事，没有实践，也没有学者关注实践。

不过，这一现象在全球商学院都很普遍。包括我任职过的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

在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的知名商学院就开始关注到这一问题，希望能够有所改善。我在沃顿商学院运筹管理专业读博士时，就经历了系里老师们的争论。当时我们系里招聘新教师时，常常邀请在校的博士生看这些应聘的教师的演讲，这些应聘者演讲的很多主题都是深奥的数学模型，与实践的联系很少。通过这些数学模型最后形成一种理论，但，其实在商业实践者看来，往往却是讲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当时我们的系里教授之间就发生了很大的争论，究竟这是商学院需要的学术吗？

后来商学院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对企业调研，他们对学生有哪些方面的需求。在改革课程中的过程中，发现学生的诉求与教授的研究之间差距非常大。学术研究往往是把某些问题简单化或复杂化，把不现实的问题做出一个精确的解。这对其后商学院的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商学院的评价体系有问题，而构成评价体系的那些指标也有很大的问题

什么是好的学术研究？深奥、难以理解、看似高深、能够在顶级期刊发表，这是我们评价商学院学术能力的标准吗？在我看来，这些标准本身就充满了问题。

归根到底，我认为是商学院的评价体系有问题。当下的任何评估和排行榜，都是将论文作为一个重要指标，商学院的排名要提升，知名度要提升，很多时候不得不靠论文。

但是，我也知道，评价体系要改革很难。因为我们真的很缺乏论文，所以很渴望有大量的高质量论文，希望短时间内有很大的进步。包括对老师的评价也是以论文为指标。

但是单一导向往往会引发学术问题，尤其是商学院这样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能与实践距离太远。在海外大学相对好一点，是因为大学实行终身制，教授进入终身制后就相对压力小了，然后就更看重学术兴趣，会有一部分教授更关注实践，也有一部分终身教授更关注学术研究，终究可以各自形成风格。但是在国内的商学院就不一样，一切考评斗以论文为目标。最近，谈到双一流建设的情况下，对社会实践的贡献也被列入评估指标，但是究竟如何做，仍然需要有科学的研究。

商学院变革的动力也有一部分来自外部，包括校友关注等。其实，在我看来，要真正改变的是评价标准本身。作为大学的商学院，评价比如以学术为主，要改变的，其实是什么是好的学术。

从国际经验来看，哈佛商学院相对比较健康。他们主要看教授贡献的三个维度，学术、教学和实践。三个中一定要有两个纬度满足。对实践贡献的大小由企业家来评定。但，近年来实践维度的评价也越来越弱了。因为教授的研究如果由业界来评价的话，找不到评价的人，因为学术研究的方向越来越窄，找不到看得懂的业界的人。因为，现在即便是在商学院内部，也常常隔行如隔山，要读懂一篇论文，就要先读懂100篇论文，学生和老师之间也是隔行如隔山。

面对商学院离实践越来越远的问题，哥伦比亚大学与伦敦政经学院也联合成立了一个战略合作委员会，研究商学院究竟应该做什么样的研究。

中国的商学院要在穷理与务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改变商学院研究就要改变价值导向。现在我们也许有10%的教师能够给企业家学生上课，其他人都花了太多时间在写论文上。坐在办公室里写论文往往是比较简单的事情。考核体系就是一个学院的价值观。每个老师都必须在一个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长久以来，我们在追求学术的严谨性的同时常常忽略了与实践的相关性。我们暂且把追求学术的严谨性称作“穷理”，而把与实践的相关性叫做“务实”。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商学院的钟摆越来越靠近“穷理”，而离“务实”越走越远。

我相信这是目前商学院面临的许多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为了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我们需要改革商学院。这个改革不是在穷理和务实之间二选一，而是要做到两者兼而有之。具体如何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不断地探索，但毫无疑问，这将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因为我们需要冲破现有的种种约束。

50年前的商学院研究与行业关系很密切，但是不够严谨，当时商学院学者就提出应该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就引进了数学模型等。技术的变化使得管理场景不断发生变化，商学院也要不断适应新的场景。

安泰商学院未来计划成立一些行业研究院，对行业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从而带来基础理论的贡献，并且要扎根中国的管理实践，推动经济的发展，完善管理理论。MIT的工学院与实践结合比较紧密，但是商学院却不行。通过行业研究打破学术壁垒，通过重塑价值观，改革学院体制机制，最终回归商学院的本源。

作者：姜澎

编辑：沈湫莎

责任编辑：樊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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