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性骚扰，很多人认为离自己很远。2018新年伊始，这三个字却数次霸占媒体的头条：第75界金球奖颁奖典礼上，好莱坞巨星们无一例外穿了黑色礼服，以此举打破沉默，抵制行业内任何形式的性骚扰。紧接着，国内个别高校里的性骚扰风波也在网络上引发热烈讨论。性骚扰不仅仅是女性“专利”，男性也未能幸免……从娱乐圈到大学校园，从公共场所到职场，这件隐晦甚至有些难以启齿的事儿，可能正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性骚扰的表现形式尚无统一界定，没有切身体会的人可能会认为性骚扰未构成“实质性”的伤害，就是像“吃了口苍蝇”一样恶心，躲过去就是了。但实际上，性骚扰也是性侵犯的一种，骚扰行为给受害者带来的心理困扰不亚于强奸带来的伤痛，对儿童的性骚扰甚至可以影响其一生的性格和社会认知水平的发展。

性骚扰的发生防不胜防，实施者存在一定的心理“变态”，但并不一定是那种少见的、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多数是平平常常的人，没有年龄界限，也没有职业界限，工人、大学教授、官员、商人都有可能。按事件发生的地点、随机性、骚扰者与受害者关系可以将性骚扰粗分为陌生人性骚扰和关系内性骚扰。

陌生人性骚扰

大多偶然发生，地点多为公共场所，一般来源于和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比如我们常听到这样的的新闻：地铁上活捉“咸猪手”，静安寺频繁发生的老爷叔性骚扰事件等。

关系外性骚扰的发生率不低，国内目前没有针对该类性骚扰发生率的调查，但是，从新闻报道和现实生活中的遭遇推断，该类事件的发生率不低。

面对这类随机性很高、难以预期的侵犯，我们最常出现的心理反应是厌恶、恐惧、愤怒。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采取的防御机制一般有：逃避和反击。在有些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为了避免再次经历类似事件，会选择尽可能的避免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也有人会采取行动表达态度，比如“静安寺事件”中的那位女性，勇气和行动力值得钦佩。

面对恶行，我们当下该怎么做？是“逃避可耻但有用”，还是怀揣“勇敢的心”立即采取行动反抗？

任何人都难以给出一个确切的建议，因为采取何种应对措施要根据当时的时间、地点、安全性而定。然而，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性骚扰所引发的负性情绪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会继发为负性认知，作为一种创伤埋在心里。

常见的负性认知有：以偏概全（认为所有人都这样），自卑（认为是自己的原因导致侵犯发生），自责（责怪自己当时没有果敢拒绝）等。

因此，不论是消极逃避还是积极反抗，我们都要警惕负性认知的发生，妥善处理负性情绪，比如可以选择分享这段经历，自助或者求助他人。大量案例证明，保持沉默的代价可能是让自己陷入这段创伤，不断反刍当时的情绪。在精神科，偶发的性骚扰不会导致精神疾病的发生，但是却可能是一些精神障碍，比如惊恐障碍、应激相关障碍、抑郁症等的诱发因素。

关系内性骚扰

大多发生在职场、学校、家庭中，骚扰者一般为和自己存在某种人际关系的人，比如上级和下属、老师和学生、亲戚之间等。这种人际关系常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实施者和受害者往往存在权威或利益关系。

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84％的女性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最大的受害群体为30岁以下的未婚职业女性。50％的性骚扰来自工作场所，其中36％来自上级，14％来自同事。

关系内性骚扰的发生更加隐匿，持续时间更长，对受害者造成的“杀伤力”往往更高，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

受害者除经历关系内性骚扰常见的心理反应外，还有很多更复杂的情感过程。

比如，迷茫：怀疑自己可能误会了别人的好意，把性骚扰当成好感。屈辱感：没有勇气捅破这层关系，认为表达拒绝态度即是“撕破脸”。逃避现实：荒废学业／事业，觉得努力没有意义，寻求其它心理安慰等。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种心理状态会发生在这类事件中——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这是一种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即一种“认同”：认为既然来自权威而且难以反抗，那我就认同这种伤害。但实际上，这种防御机制往往给心理带来更大的伤害，低自尊，自我认同障碍，继而发展为抑郁症、物质滥用等精神、心理疾患。

面对长期或明确的关系内性骚扰，我们该怎么做？“处理当下的情绪，纠正负性认知”仍是自我心理建设的两个关键因素。

首先，明确表达态度，勇气永远是最好的武器。其次学会倾诉，倾诉本身就可以一定程度地缓解焦虑、恐惧和愤怒。同时可以寻求帮助，比如周围值得信赖的亲朋好友，心理咨询热线，掌握证据的前提下可以求助相关执法机构等。最后，不要逃避，直面当下，正视未来，生活还在继续。

性骚扰和性犯罪可能只有一步之遥，惊慌失措、恐惧软弱这样的反应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助长了犯罪的发生。

文：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健康教育科 金金

编辑：钱家跃

责任编辑：唐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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