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作业、降考试难度、压缩学习时间，短时间“减负”有效果，长期看会反弹。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

科学减负，仅关注“作业的质量与数量”还不够，应考虑作业的内涵和形式创新。

———同济大学副校长顾祥林

“减负”，并非意味着不留作业，而是要把学习的主动权真正交给学生。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中小学生减负的话题再次引发代表委员们的热议。在沪上，有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不约而同提交提案、呼吁减负。

“课业负担”的定义是什么，究竟什么才是“过重的负担”，科学减负、精准减负到底有没有可能？厘清这些问题，是破解减负这个顽疾的关键所在。

课业负担太重就像生病发烧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提出，课业负担就好比人的体温，一个适当的负担好比正常的体温，课业负担太重了就好比人生病发烧，“病人发烧，体温越来越高，你用冰袋降温会有点用处，但毕竟不是在治病”。同样，课业负担重的表现是学生作业越来越多、考试越来越难、学习时间越来越长、参加课外辅导的比例越来越高，但是想通过规定作业量，降低考试难度，压缩学习时间和控制学生去参加课外辅导班来“减负”，短时间会有效果，长期来看都会反弹。

那么课业负担重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倪闽景认为，主要是知识爆炸带来的学习内容快速增加。一个人哪怕是努力学习也是越来越无知，导致越有知识的人越焦虑。关键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相对有限，诱发原因是部分教师教学水平不高，导致学生课外参加补课，并因此导致大量家长跟风。

“对准这条病因链条，开一个综合减负的处方，坚持几年，就能把指标控制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

倪闽景指出，要真正实现减负的目标，必须持续不断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如果一所小学或初中学校相对薄弱，教育部门可以给这所学校更多投入和关注。要增加教师收入，吸引更优秀的人才来做老师。教师教学水平高，可以花少量时间就把教学内容讲清楚，做少量作业就让学生掌握相关知识，并可以让学生对相关学科产生浓厚的兴趣。改变学校课程结构，增加学生社会实践时间。提振学生精神面貌，激励学生勤奋学习。

负担过重会影响创新人才培养

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副校长顾祥林认为，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学业负担过重，导致学龄段越提高，学习兴趣越缺失，最终会严重影响高等教育创新人才培养。

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课题于2010年与2015年进行的两次调查来看，中小学生的课内学习时间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五年间小学生与中学生在校时间的增幅达到了20.9%与42.9%。

另一方面，课外补习已经成为我国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另一重要来源。根据　《2016年基础教育发展报告》　显示，一些校外辅导机构收入大幅度增长。

顾祥林说，从教育理念的层面来看，目前公众对待基础教育依然存在着一定的“短视”，以丧失思维灵活性为代价的“灌输式”知识学习依旧大行其道。

因此，科学减负，首先要科学理解课后作业在基础教育中起到的作用，反思课后布置作业的数量与质量。到目前为止，很多老师、家长对家庭作业问题的关注点还只是集中于“作业的质量与数量”，事实上，我们更应该遵循学习的规律，在作业的内涵与形式创新方面有更多的考虑。

同时，相关部门应加强教育市场的监管力度。广大教育培训机构应当成为普通学校教育的有益的、拓展性的补充，不应该成为同质性的，甚至是挤压性的竞争对手。

多样化课程供学生自主选择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指出，“减负”并非意味着不留作业，更不是说让学生完全没有学习的压力，“减负”是要把学习的主动权真正交给学生。孩子的课业负担来自学校简单而低水平的重复强化，过分强调重复书写、记忆的知识，缺乏有针对性的强化与自由想象。对此，应该加大教师培训力度，提升教师水平，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对于学校来说，要开发多样化的课程供学生自主选择，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展现好奇、自由想象、大胆质疑和合作探索，从而唤醒每一名学生的潜能，构筑每一名学生的自我激励系统，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够主动地、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天赋。

学校与区域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尝试建构课业负担监测预报模型，实行基于事实的时时跟进监测制度，提高“减负”效果。

文：首席记者 樊丽萍

编辑：钱家跃

责任编辑：许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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