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伊格尔顿今年八十岁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保持着平均每年出版一部新书的写作速度。《文学批评的革命者》（Critical Revolutionaries）是这位批评家最新的一部书，英文原著出版于2022年，中译本则于2023年8月问世。伊格尔顿从英国二十世纪的文学批评家中挑选了在他看来最具开拓性的五位，分别是T.S.艾略特、瑞恰慈（即I.A.理查兹）、燕卜荪、F.R.利维斯、雷蒙德·威廉斯，采取一人一章的方式，为每位批评家各绘了一幅思想肖像，而它们组合起来，又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英国现代文学批评演进的全景。

为什么是这五位？对此，伊格尔顿只给出了不甚明朗的解释：艾略特作为现代批评的泰山北斗，自然不可能不选，而后面的四位，都曾在剑桥大学执教，隐隐有种“剑桥气象”——虽然讽刺的是，他们在剑桥之日均身处边缘，难成气候。事实上，尽管并未明言，伊格尔顿选择这五个人来写，很可能是受了学界同行的启发或刺激，甚至带有竞技的意味。2017年，耶鲁大学年轻的助理教授约瑟夫·诺思（Joseph North）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竟掀起了一股重估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的热潮，尤其是将已渐被人遗忘的瑞恰慈重新推到了研究的台前。两年之后，剑桥大学的名教授斯蒂芬·科利尼（Stefan Collini）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部《怀旧的想象：英国文学批评中的“历史”》（The Nostalgic Imagination: History in English Criticism），书里集中探讨的恰恰是除了瑞恰慈之外的那四位批评家。这两部著作，伊格尔顿在自己新书里虽未予明确评价，却都有征引，证明他对学界的行情了解得很。既然伊格尔顿是在诺思、科利尼之后著书，又将二人的评论对象合于一处，写作中当然没有懈怠的道理，万一学理、文采落了下风，岂不颜面扫地——诺思是晚辈，伊格尔顿是前辈，新锐给老将带来的刺激总是格外强烈。

四十年前，伊格尔顿最有影响的那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其实对五位批评家已有论及，四十年后，尽管表面上词句偶有因袭之迹（例如两本书里对燕卜荪文风的描述都用了off-hand（随随便便）一词），但显著的变化是，他已吝于给出理论上大的判断，比如对这些人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应被视作“革命者”，《文学批评的革命者》并没有提供斩截的论断。不知是否在重读瑞恰慈、燕卜荪著作的过程受了感召，伊格尔顿在写这部新书时似乎更乐意沉浸在文本之中，细味先贤的深刻文辞，再以他擅长的方式对他们的思想加以述评。这种述评是更晓畅的绎解、更深入一层的阐发，又总是不可避免（而又为我们所欢迎）地糅合进伊格尔顿自己的思考与关怀，就好像通灵者在灵魂附体、代传言语之际又总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言说着。如果说四十年前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更尖锐，更勇于立论、力破余地，那么四十年后的《文学批评的革命者》则显得更温润，更善解人意、意味深长。伊格尔顿近二十年来的著作，水准并非一直稳定，个别的书读起来能明显感觉到他写作时或许是心不在焉，缺乏热情的；也有那样的著作，好的时候非常好，但某些论说，就显得潦草或粗暴。而《文学批评的革命者》则不一样，看得出，作者自始至终保持着相当好的写作状态，他以“了解之同情”推阐批评家们的议论，有时竟达至这样一种境界：那一刻，我们已分辨不清那是被阐发的对象的思想，还是阐发者附丽上去的思想，我们只感觉那是与被阐发的对象的思想气脉相合而又有超迈之势的一种新的启示。

在《文学批评的革命者》中，伊格尔顿做出的最可贵的理论努力，应该说是寻绎、判别艾略特以降的伟大批评家们思想中相近、相通的线索，正是这些幽深处的线索将个性鲜明、各具面目的批评家们贯串起来，让我们看到一种更普遍的“现代批评精神”。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线索，是批评家们对语言的关注。这种关注，绝不仅仅停留在“细读”（close reading）的层次上，也就是说，绝不仅仅是只对语言的表层感兴趣（而这恰是嗣后得势的北美“新批评派”的病痛所在），在伊格尔顿看来，艾略特关注的“与其说是语言本身，不如说是语言作为感性历史的记录”（中译本第62页），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关注的是内在于语言的历史（亦即科利尼著作副标题中的那个“历史”）与文明。伊格尔顿指出，艾略特的批评从属于从瑞恰慈、F.R.利维斯一直延伸到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的一个整体，他们共通的追求是“从语言的质地中发见其所从出的那个文明的质地”（第62页，译文有调整）。而在评价燕卜荪时，伊格尔顿又指出，“对燕卜荪来说，语言是一种社会无意识，是隐藏在特定词汇或短语背后的深层资源”（第143页，译文略有调整）。如此一来，伊格尔顿就以“探究语言之幽深处”这条线索将五位批评家贯串起来；英国二十世纪的文学批评是以语言（包括语言的表层与深层）为重心的，这一伊格尔顿未曾在书中明确揭橥的结论，实际上也呼之欲出了。

除对语言的关注这一点外，伊格尔顿在书中还时时留意就五位批评家思想之异同加以比较参照。例如，他谈到，瑞恰慈对思想、教育、科学、技术的信任体现着一种启蒙的理性主义精神，接着写道：“这是一种积极的精神，燕卜荪和雷蒙德·威廉斯不同程度地也都有着这样的精神。不过，瑞恰慈在积极的精神之外又有一种文化在不断衰落的感受，后者则与艾略特和利维斯的思想基调更为接近。他提醒我们，交流越是广泛，文化越会向下对齐。”（第132页，译文有调整）。在评述其中一位批评家时，伊格尔顿没有忘记另外四位批评家，他用寥寥数笔就把他们在思想光谱上的相对位置勾勒得十分清楚，这就是洞见和功力的体现了。

评价燕卜荪的那一章里，有一段似贬而实褒的话：伊格尔顿说，燕卜荪在写得激情奔逸时，就“像魔术师凭空变出鸽子”（第162页）。其实伊格尔顿自己在这部《文学批评的革命者》里也不乏“凭空变出鸽子”的华彩时刻。如在阐发瑞恰慈的艺术观念时，伊格尔顿写出两段极精辟的文字，既像瑞恰慈灵魂附体，又像伊格尔顿自己灵魂出窍。瑞恰慈说，语言并不是一种“拷贝生活的媒介，它真正的作用其实在于重新赋予生活以秩序”（第92页，译文有调整）。伊格尔顿接过话头，对这一观点加以有力的铺陈，他说，外在世界动荡不安，而人在艺术中却可以达至平衡，获得“一种完整、充实、清晰、统一、自由、融合、沉静、平衡、稳定和自主的感觉”（第92页，译文略有调整）。接下来一句极深刻，值得浓圈密点，伊格尔顿说：“艺术并不是根据它讲述的，而是根据它展示的，来指引我们如何生活——借由其统一、和谐和均衡”（第93页，译文有调整）。对我们来说，“最高的价值是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完全自持和自足的状态”，“这也是自由的最高形态”。面对一首好诗、一幅好画，“我们是从其形式，而非内容，来学习如何生活的”（第93页，译文略有调整）。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因为诗里、画里描绘的那些美好才欣赏诗和画的，而是因为诗本身写得好、画本身画得好才被感染、获得启示的。伊格尔顿居然将文学艺术的本质浓缩到如此简单的一句话里，使人初读”若受电然“，吟味再三犹称叹其警策。类似这样的文字，使得这部书不再是一部只与学术史和学术界相关的专著，而成为一部学者和普通文学爱好者都可从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启迪的书。

《文学批评的革命者》也不是没有缺点。美国的文学研究者迈克尔·戈拉（Michael Gorra）在为《纽约书评》杂志撰写的书评（见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22年10月6日号）中指出，伊格尔顿为突出瑞恰慈的开拓者形象，有意无意把掌剑桥坛坫多年的文学教授阿瑟·奎勒-库奇（Arthur Quiller-Couch）树为反面靶子，加以丑化，而实际上正是奎勒-库奇那一代人为英国文学研究进入大学体制铺平了道路，从而也为瑞恰慈更具科学性的研究方法和教学方式创造了外部条件。阿瑟·奎勒-库奇是不应一笔抹煞的，这一意见我很赞同。此外，戈拉教授认为，在这本书里只见到个人的单打独斗，却看不见制度和社会所发挥的作用，等于责备伊格尔顿”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一说法当然也不无道理，尽管从体例上讲伊格尔顿本意要写的就是人物评传而非学科通史。不过，我想说，在文学批评不断衰落、向下对齐的时代里，有这样一位一流的批评家回视先贤，兴景行行止之思，愿意为普通读者和后学阐发伟大的批评家，而又阐发得如此精彩，我们哪有理由不庆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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