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居家求学（二十三）

我在业余时间学习、研究散文。进入当代散文的阶段后，陆续买了各家的集子，多年前就读过了。这些朴素的散文集，现在就放在书柜里，从出版时间说，是真正的旧书了。但是，在整理藏书时，我把许多书拣选装箱送人，却舍不得清理杨朔、秦牧、吴伯箫等前辈的作品集。如果以金钱衡量，这些小书不值钱，也没有增值的潜力，现在愿意读的人也不会多。我迟迟不能“断舍离”，只能说明我和这些小书有感情。

杨朔的多篇作品曾入选语文课本，凡是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对之并不陌生。他的作品，好读好教，是训练作文的好教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散文作品不仅在课堂，在社会青年中也有大量的读者。站在今天的高度，再回头看他在那个时期创作的散文，我们当然会指出他作品的不足之处，还可以写出更严苛的评论。我学习、研究过他的全部作品，曾给天津的《散文》杂志写过一篇读杨朔散文的心得，分析他的创作思路和艺术手法。我那篇短论没来得及说，杨朔这一代知识分子，是在革命队伍里进行过长期的思想改造的。他在克制自我的思维中，把小我融入大我，在锦绣河山里嵌入劳动人民，以诗情画意讴歌新时代。

他说他是以写诗的方法写散文，这是对散文的高要求，最重要的是，身置新时代，歌之舞之，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杨朔是个高雅、整饬、文质彬彬的人，读丁宁《幽燕诗魂》，可略见他的潇洒风度。我有一年去沈阳，一个朋友带我去拜访马加，马的夫人谈起杨朔，笑着告诉我：“我们去他家，他家里摆着好多外国的玩意儿。”杨朔长期在外事部门工作，经常出国，那些外国的“玩意儿”无非是国外赠送的纪念品。杨朔琢磨这些精致的外国玩意儿，在艺术品里体会散文的形式和内容。他的作品中，凡是以海外风情为题材的，都写得自由洒脱、多姿多彩。我读他的作品，很容易学到他的写作手法，但他的全部作品里体现的高尚的情操，我是要学一辈子的。

秦牧的散文，是标准的、优秀的报章时文。他能紧跟形势，快手写出一篇文笔犀利、潇洒自如的随笔。时政性、知识性、战斗性，在他的许多杂文随笔里溶为一体，而且富于亲和力。如说继承，他是从鲁迅的杂文学的。他向读者介绍过他写作的经验：“每个人把事物和道理告诉旁人的时候，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这里采取的是像和老朋友们在林中散步，或者灯下谈心那样的方式。我在这些文章中从来不回避流露自己的个性，总是酣畅淋漓地保持自己在生活中形成的语言习惯。我认为这样可以谈得亲切些。”他心里有读者，以交心的方式写文章，以本来面貌示人，绝不以牧师的口气教训读者。这也是从鲁迅那里承续的：我时时解剖别人，但也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作为当代散文的大家，秦牧的风格就在这些不大为人注意的地方。我孤陋寡闻，不知现在还有没有人读秦牧的散文？

《记一辆纺车》是吴伯箫的代表作。吴伯箫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且在会议上有个发言。他的这篇代表作，通过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增强了革命必定成功的信心，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文化工作者，也在劳动中来了一场精神的洗礼。这篇作品，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优秀教材，也是抒情叙事散文的范文。

在《北极星》跋里，吴伯箫回忆起这样一个经历：

我参加了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座谈会开了三次。记得第二次以后的哪一天，我从延安南门外去杨家岭接洽工作，骑了一匹马。工作接洽完了，从杨家岭出来，远远望见毛主席同两位同志从延河岸边散步回来，正走上渡口通大道的斜坡。这时候我有些踌躇：立刻跑到毛主席跟前去呢，还是牵马在道旁等毛主席走过呢？都觉得太突然。这踌躇是一刹那的工夫。就在这一刹那间，毛主席仿佛知道了我的心情，已经叫着我的名字挥手招呼了。我便立刻跑到毛主席跟前去，握了手。毛主席问了我的工作情况，还谈到我在座谈会上简短的发言，说：就应当那样讲。

吴伯箫记述的这一段史料，也是他散文创作的政治的、历史的背景。领袖和一个普通的文化工作者的亲密关系，通过吴伯箫的记述，留在了新中国的文学史里。

杨朔和吴伯箫，都是按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的方向进行文学创作的。秦牧是华侨，视野更宽阔，在创作思想上，他也回归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的大方向，不过，他的作品更属于城市读者和报纸的一时之需。这三位前辈的散文作品，影响了一个时代，引导了读者的文学趣味，提高了青年的写作能力。回头看，三家的散文作品，已进入历史的长廊。今天的读者和作者，大多数人已超过这些前辈，已经攀登泰山的几千级台阶。回头看，当他们凌绝顶时，怎能忘记自岱庙一路登山，抬脚迈上的第一级台阶？

旧书难舍。

>>作者简介：

卫建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著有散文随笔集《寻找丹枫阁》《陈谷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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