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昆德拉最新译作《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发布暨读书会上，学者毛尖快人快语，她自称是“昆德拉的反对派”，认为昆德拉是一个杰出的、也是被限制的作家，他在写作中控制不住的炫技终究绊住了他，并且，他的文本也“太甜了”。

毛尖从一个非常特殊的角度展开对昆德拉的解读。她注意到“昆德拉的法语是有口音的，不标准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标准的法语”成就了昆德拉，构成了他写作中核心的东西。昆德拉的小说和欧洲古典音乐有共通的气质，会有平行的第一主题和第二主题，有复调的结构，他会说这个世界是由刽子手和诗人一起掌管。在他所有的描述中，上帝也好，美也好，诗人也好，刽子手也好，都是似是而非的，都是不标准的形象，就像他的法语一样，都是不标准的。

毛尖提到，《生活在别处》有一个情节，雅罗米尔爱上一个女孩，他对这个女孩占有欲非常强。有一次他跟这个女孩约会，那个女孩没去，他一直质问女孩为什么没有来？女孩说因为我去看哥哥了，本来她想用这个理由让诗人平复，但诗人非常愤怒，他说：“你哥哥比我更重要吗？”女孩被他逼得没办法，就说谎了，她说因为我哥哥偷渡了。结果诗人把他的女友和她的哥哥告发了，警察把女孩和她哥哥一起抓走了。可以看到在米兰·昆德拉的笔下，诗人是不标准的，爱情也是不标准的，在这里面爱情终是谎言，诗人和刽子手的交集也是混乱的。

“通过昆德拉的小说，以前被所有的小说家描写过的诗人、阳光和美都变得不标准了，我觉得这个不标准成就了昆德拉，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昆德拉的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就变得特别地广泛。因为作家好像一下子看到了原来这个世界可以被这么书写的，爱情可以这么书写，性可以这么被书写。”甚至比如说，“他的意识形态也是不标准的，很多时候他被单一化地解释了。”

所以毛尖和译者董强都认为，《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虽然只是两篇长文组成的一本小册子，但从中可以看到昆德拉的思考是很复杂的。昆德拉的文本中，他致力于反对的不仅仅是用武力入侵了捷克的一个特定大国，不是这么简单的，他反对了方方面面，他就是反媚俗。昆德拉在“质疑一切，反对一切”的写作中显示出前瞻性：“在这片小国组成的区域，欧洲的脆弱性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更加明显，更早被发现。”“不久以后，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有成为小国的危险，并将遭遇小国的命运。”他对“小国”的定义，不是地理意义的小，而是文化被吞并以后的那种小，这个概念，并不是当时有效，非常具有前瞻性。“所有的欧洲沦为小国的命运”，他在1980年代初的观察，进入21世纪后，成为被发酵的题材。

毛尖肯定了昆德拉作品的独特辨识度和前瞻性，她的欣赏不妨碍她仍然坐到“反对派”的一方，她认为昆德拉的局限同样是明显的。昆德拉对电影改编的抵触众所周知，当年他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改编成电影《布拉格之恋》，他极为不满，从此公然声称并立下遗嘱，他的任何作品都不许被改编成影视。

毛尖认为，昆德拉是个敏锐的艺术家，他正是看清了电影改编放大了他小说中隐藏得很深的问题，所以釜底抽薪地杜绝了电影改编。因为电影《布拉格之恋》的气质是很“甜”，它太“甜”了，这并不是电影这种表达方式造成的。电影让昆德拉不得不面对他文本中的问题，他还是写得太甜了。比较他同时期的作家或作者导演，他自己欣赏的那些作品，比如电影《雏菊》，小说《好兵帅哥》，以及卡夫卡作品，所有这些东西都不像他的小说那么甜。“为什么他会对电影那么暴怒？电影拍得非常好了，但电影的形式注定了它比昆德拉的小说还要甜。昆德拉当然意识到这个甜的源头在他的小说，那他肯定要拒绝电影。他还是有警惕心的，明白作品一旦过于取悦公众、过于容易被布尔乔亚们认可，这对创作者来说是危险的。”毛尖说，她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对昆德拉越来越多的质疑，正是基于此。

更进一步，她从昆德拉身上看到了一个才华横溢写作者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看《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没法不感受到他的控制不住的炫技，他把托马斯设定成第一小提琴手，特瑞萨是第二小提琴手，萨宾娜是中提琴手，另外一个萨宾娜的情人，设置成大提琴手。这些人物的设定对应他们在乐队里的职能，对应在音乐里的地位，最后这些人物的命运都按照他的音乐的设定往前走了。在文本的发散过程中，出现了他的遵循着古典乐程式化的太标准性，这个标准性限制了他的不标准。”

即便是这样，毛尖仍然花了两个晚上精读了《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这本在昆德拉去世后面世的新作，因为，“读这本书，可以重新体验昆德拉文本中的意义，能理解他所宣扬的‘轻’所对应的‘重’，两者不是对立反义的，轻和重是辩证，像刽子手和诗人之间的辩证。某种意义上说，读这本书会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昆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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