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

王笛 著

李德英 谢继华 邓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以中国内陆城市成都作为研究对象，以“叙事”的方式考察公共空间、下层民众、大众文化和地方政治的关系，将“街头文化”作为中心，展示街头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从城市的外观、民间艺人的表演到民众谋生的方法以及对街头的争夺等。与以往研究的角度不同，本书力图把人们的注目焦点从精英转向民众，从沿海转向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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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的重要

我强调日常，并不是要抛弃宏大叙事，但同时我自己感觉要与宏大叙事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宏观经常是看不到个体的。宏观视角看到的都是远景，就像站在高高的山巅上，或者在云层中去看一个城市，怎么能体会到城市中个体的思想、感情和经历呢？研究历史要重视人——作为个体的人，不要总是把人作为群体来看，“人民”“群众”等等都是群体概念，但它们都是由个体组成的。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都跟自己的经历有关，所以历史研究要关怀个体的命运。如果忽视个人的诉求，那么所谓的群体也只是一句空话。在过去的历史叙事中，当一个帝王或者英雄要创造历史的时候，他是豪情满怀，但是那些被裹挟进入的民众，很可能就是血流成河，无数百姓家破人亡，千千万万个生命化为尘土。谁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故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在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难道这不是历史研究应该反思的问题吗？去研究一些小问题，实际上也可以背后有很大的议题，最直接的就是怎样对待个体的人，甚至我认为，怎样对待个体，是检验我们是否真的关怀人民命运的试金石。

历史写作中有两种历史观：帝王史观和日常史观。在前者看来，一个国家的历史应该围绕朝代和帝王，民众没有什么书写的价值。但是我认为，普通人和每天周而复始的日常，因为涉及到人口的绝大多数每天都面临的问题，因此他们至少应该得到我们历史研究的相应的关注。实际上不仅涉及到我们怎样看历史，而且也是民众怎样看待自己这样重大的问题。当我们仔细查看历史，就会发现那些帝王和英雄造成的是更多的是破坏，对经济和文化的损害。而我们的文明发展到今天，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所创造的。我还想强调的是，实际上，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每天做的一切，就是对这个社会最大的贡献，就应当享受人格、尊严和权利。掌权者要让人民的生活保持日常，而不是反反复复地折腾他们。

写作日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日常在历史资料中几乎是不见记载的。过去的一切，就变为了“历史”；还是还有另一种“历史”，就是我们书写的历史——通过查询有限的资料、实地考察等来重构历史。我们重构的历史永远不可能完全重现过去，当我们与历史的时间距离越远，我们所受局限性就越大。既然资料存在着极大的局限，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克服这样的困难？我们现在所能依据的材料只是历史本身非常小的一部分，要依据这么少的资料去重构历史，那么它们有多大程度上是还原了历史本身？虽然很多情况下我们在写作历史的时候，要运用“历史的想象力”去填补资料的空白，但是这种填补一定要有历史依据的。历史学家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小说家，要在合理逻辑下进行推演。而且写作者必须告诉读者，这是作者在利用有限资料后的一种合理的推测，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历史本身。

关于资料，我在导言中已经进行过讨论，这里还想补充几句。我认为，不是说只要找到了这些资料，就可以随便采用。因为资料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里面讲的故事和真实历史到底有多远？怎样通过这些文本去分析？过去认为，找到档案、报刊和日记，就等于找到了历史，如今我不这样认为了，这些记载只是一种文本，文本必须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经过分析后才能呈现其中的内涵。

（图源：视觉中国）

研究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资料的缺乏确实是一个难题，但是运用文学资料就是一个可能的途径。我认为，文学家、小说家写他们同时代的生活，就是一种历史的记录。中国的小说家有采风传统，比如到农村去体验生活，把接触到的人和事记录下来，这就是一种历史的记载。其实历史的记录，并不见得比文学更真实。历史学者自身也有局限和偏见，过去的历史写作钟情于大叙事，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个体，普通人是没有一席之地的，所以历史学家不要太瞧不起文学。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讨论到历史写作和文学写作的共性，也有浪漫剧、喜剧、悲剧、讽刺剧等内在结构。传统的史学训练不赞同使用文学资料，但我越来越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对土改运动的描写，超过了我读过的任何关于土改运动的历史写作；路遥《平凡的世界》对1970年代的黄土高原的农民的生活的故事也是非常真实的。因此，文学可以被用来补充历史细节的缺乏，历史和文学其实没有孑然分离的鸿沟，历史要有文学性，文学要有历史感。在没有历史资料的时候，可以用文学来填补缺失的部分。当然，我们不能把文学完全等同于历史，要有所选取和分析。

——本文节选自《二十年后话街头——<街头文化>中文版第三版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