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杭州市从2020年起将每年7月6日定为“杭州良渚日”，今年已是第四个“良渚日”，良渚古城遗址背后无数考古人80多年来的深耕同样值得我们铭记。

自1936年起，四代考古人笃志躬行80多年，在“起承转合”中一步一步揭开了良渚古城遗址的面纱，还原出五千年前先民的生活与文化。这不仅仅是文物古迹的发掘，更是中华文明的溯源。

他们与良渚的故事早在20世纪中叶就已开始书写，让我们跟随这些考古人的脚步，一起回看那段良渚故事。

王明达：吴家埠的发掘

1981年2月，刚过完年，所里布置这年的工作任务，里头具体工作与良渚相关的有：围绕年底在杭州召开第三届全国考古年会，进行良渚文化调查，争取主动发掘一次。当时是打算先进行良渚地区考古调查的。具体参加的人有我、陈元甫、董忠根、吕可平、邱国平、杨楠。牟永抗和姚仲源他们作为领导，一个是主任，一个是党员。

结果3月初余杭文管会的老同志沈德祥先生，跑到我们环城西路，背一个军用书包，里边报纸包着一件六节玉琮，说是吴家埠这里北湖建材厂出的。这件器物现在在余杭博物馆。拿来之后在我们办公室，正好牟永抗和我都在。这样的话，哎，有玉琮出现了，虽然意识还不是像现在这么明确，我们立刻决定将准备开始的遗址调查暂时推后，组织发掘。所以吴家埠1981年3月开始发掘。刚开始这里没房子，住在瓶窑镇，3月正式住在这里，当时住在物探大队。

砖瓦厂已经是取土取了很多地方了，那个六节玉琮据说就是烟囱那个位置出土的，有一大块地还没挖。吴家埠发掘是上、下半年发掘了两期，具体日期是3月11日到6月20日进行了试掘和第一期发掘，10月4日到12月5日进行了第二期发掘。发掘总面积1300平方米。

上半年实际上真正在野外的，是我刚才提到的几个成员。当时其实我不是领队，中国文物考古界的领队制度是1983年才开始实行的，那时候叫工地负责人。挂名的是牟永抗主任和姚仲源。他们上半年都没有参加发掘，参加发掘的就是我们几个。

自己要看1000多平方米的发掘工地，我一个人要真正独立完成的。所以我在年终总结里边还讲到有点手忙脚乱，但是也都对付下来了。

吴家埠发掘我想总结这几条 ：这次发掘是良渚真正开始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的第一次。发现了从马家浜开始的地层叠压关系，中间是良渚早期以过滤器为代表的地层，又发现了20多种墓葬。墓里也出了玉璧，也出了冠状器，这次考古也是良渚遗址第一次科学发掘出玉璧。

强超美：反山摄影师

反山良渚大墓发现之后，当时领导通知我们摄影师去反山拍照、录像，因为考古都需要这些原始记录。所以我和邵海琴两个女同志就带着摄影器材去了反山工地，加入了考古队。当时我们的设备比较简陋，摄像机是跟日本开展文化交流，日方送的一台JVC摄像机，那时候都是用大磁带的。照相用的是尼康135的单反相机。

当时在现场，他们考古人员在下面挖掘，我在上面拍照片、录像。结果玉器出土越来越多，大家都非常惊讶。空下来我和邵海琴也帮着一起清理玉器，串玉管，发掘出这么多精美的器物，大家都很兴奋，很开心。

因为考古除了需要拍特写，还需要拍一些大的场景。那时条件不好，没有气球，当然更没有无人机。为了拍反山考古现场的全景，我们考古队让当地的农民用竹梯和竹竿搭了一个很高的摄影架子。大概是有三四层楼这么高，风一吹架子会晃动，要几个人在下边不同方向拉着绳子加以固定。架子搭起来的时候，考古队同事都担心我爬不上去。当时我是有些紧张，因为只是拿几根毛竹支撑在那边，但我还是顺着梯子一节一节地爬了上去，拍了全景，就是现在经常出现在报刊上的那个反山发掘全貌。

除了现场拍照，还有文物拍照。那些文物取回后，都需要文字记录、画图记录、拍照记录，当时我们考古所几年前在西边的吴家埠建了工作站，我们就把这些文物搬到那边的仓库里去做整理。

每一件出土的文物都需要记录档案，要拍不同角度的照片，如果有图案漂亮的还需要拍细节特写。

吴家埠地方简陋，没有专门的摄影室，我们就在进门的大厅里，考古人员边上在整理，我就在边上架着三脚架拍照片。结果在拍的过程中，我就有了一个很意外的发现。

当时特别大的那件玉琮，后来人称为“玉琮王”的，它的图案特别精美，很吸引我。它中间直槽里边的纹饰，是人和兽面那种，有眼睛有嘴巴，我感觉特别好奇，所以我用长焦镜头拍摄的时候，特意把玉琮浮雕部分拉近，仔细观察、欣赏着。

玉琮王

当时摄影设备不是很好，照射文物的灯具没有反光伞，是直接裸露的大灯，所以照射到文物上光线较亮，这反而把器物上的细小纹路看得更清楚、更有立体感。

当我仔细观察、调整焦距时，突然发现就在凸起的浮雕的羽冠帽子和兽面大眼之间的表面，还似乎有细密的刻纹，非常吃惊。所以我在镜头里就沿着细刻纹往边上追着看。看着看着，诶，最后我看见一个弯曲的手臂，然后又顺着弯曲肘部向内部转，结果发现一个张开的手掌，五个手指头都刻得清清楚楚！

我非常吃惊，马上就把镜头稍微推远一点看，原来两边都有手掌，是对称的！古人真是聪明，前面是浮雕，后面是线刻，图案显得更有立体感，使我感觉很震撼。

我就立刻告诉了在边上整理器物的牟永抗主任。当时还有一个人，可能是刘斌。因为牟老师之前在博物馆时就搞过摄影，懂相机操作，所以他自己过来对着镜头前后推拉观察，果然是两个手臂。这两个手臂是细纹的，然后摸着下边浮雕的大圆眼睛。

我们很激动，还一起讨论了这个东西是什么。我还以为是一个人蹲在地上，然后前面是一个桌子。为这个事情讨论了好长时间。

后来牟老师就跟我讲，去把这个特写放成一张大照片。回考古所以后，我把冲印好的照片拿到牟老师这里，牟老师给室里的同事看，大家也都很吃惊。

这个就是发现神徽细节的过程，虽然已过去三十多年了，但是回想起那一刻，还历历在目，非常清晰。

刘斌：瑶山的发掘

瑶山发掘由牟永抗担任领队，参加发掘的主要有我、芮国耀、沈岳明、桑坚信、林金木、费国平、陈欢乐等。于5月5日开工，至6月4日结束。

当时的发掘条件相当艰苦，在山顶上风吹日晒，吃住也十分不堪。瑶山的东面有家杭州市公安局下属的安康医院，我们就借住在里面，这样也省了自己开伙烧饭的麻烦。

记得住了十天以后，各屋都闹起了臭虫。大家又是喷药，又是晒床垫，折腾了数日，总算把臭虫“镇压”了下去。

后来牟永抗先生派我去吴家埠加强值班，因为反山的玉器放在那里不放心。我每天早出晚归，骑自行车沿着苕溪走十几里路，虽然辛苦，心里倒也觉得挺痛快的。

刘斌在瑶山M7绘图

瑶山的表土不深，仅有20多厘米，所以发掘进展得很快。短短一个月时间，就挖了近600平方米，发现并清理了11座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出土玉器上千件。

瑶山的发掘不仅又一次获得了10余座大墓的大量精美玉器，而且还第一次发现了一座良渚文化的祭坛。祭坛的发现为良渚文化的研究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若不是因盗挖发现，我们一般是不会到这样的山上去寻找遗址的。

祭坛就修建在瑶山的顶上，依山势而建。祭坛的西北角保存完好，用山上风化的石块砌了整齐的覆斗形护坡，护坡的垂直高度约为0.9米。

12座墓葬整齐地分两排埋在祭坛的西南部。与反山相似，南排居中的7号墓、12号墓与北排居中的11号墓，等级最高。瑶山的墓葬排列更为整齐有序，随葬品的规律也更加明显。经考古发掘出土的玉琮、玉 钺、三叉形器、成组的锥形器等，均出自南排的墓中；而玉璜、圆牌形串饰、玉纺轮等，则仅见于北排墓中；另外带盖柱形器，除北排的11号墓随葬一件外，南排的每座墓均有随葬。

瑶山与反山的墓葬，出土时墓主人的骨架都已基本没有了，仅个别墓葬残留有牙齿。因此无法对墓主人的性别和年龄进行鉴定。

从瑶山墓葬的随葬品规律看，作为武器的钺只有南排墓葬才有，而纺轮和织具等则仅见于北排墓中。所以我们推测南排墓可能是男性，北排墓则可能是女性。玉璜应该是女性专用的佩戴品，而三叉形器和成组的锥形器等则属男性专有。南北两排墓应该既有性别上的区分，也有职能上的不同瑶山的11座墓，也大致属于同一时期，其年代与反山相仿。

赵晔：莫角山的发掘

在1992-1993年，我又一次到莫角山进行发掘。那么这次做发掘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大莫角山南面，当时有一个长命印刷厂，占地28亩，有一些厂房，厂里打算在门口进去的地方扩建一些厂房。

1992年6月，所里派了刘斌去试掘了一下。他和周建初去试掘了两条沟，发现表土下面就是一层很厚很结实的沙土。按照常理来说，沙土都是冲积形成的，这么高的地方发现沙土一定不是自然冲积或沉积的东西，可能是人工堆上去的。所以这个东西需要进一步地考古一下，我们就提出来要做一次较大面积的发掘。

正式的发掘由王明达老师领队，杨楠来现场主持，我是主力队员。队员还有葛建良、陈晓立、方忠华他们。在这个印刷厂的厂部里面，当时我们布了十几个探方，加上局部扩方，然后在小莫角山南面也挖了100平方米，最后总共大概揭露了1400平方米的样子。

这次发掘我们得到了非常令人震撼的一个收获，就是原来认为的沙土，其实是一个人工精心夯筑的大台基。

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最终把这个基础剥剔了出来。因为上面一层沙土特别硬，当时挖这层沙的时候，铁耙的齿都要弯掉的。可惜那层沙土大部分被当地农民给取沙挖掉了，只剩下一些挖沙坑的边界。大概20-30厘米厚的一层硬结的沙土，但挖出来在水里泡泡，打碎后它会变成很多沙子，可以卖钱。他们挖沙的时候是你挖一块，我挖一块，中间留一条垄作为边界。我们根据这个边界就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什么样的硬度。

这层硬沙土下面还有约50厘米的夯土，一层沙一层泥夯起来的，共有十几层。应该是在泥面上夯，夯了以后，就有像蜂窝一样的夯窝，然后铺一层沙再铺一层泥，接着夯。这层夯土里面尽管有沙，但是也有泥，挖这个土来卖沙并不划算，所以下面这层就没人挖了，都保存得很好。

上面那层被农民挖掉的比较纯净的沙土，我感觉掺杂了糯米浆之类的东西，有点像三合土。它的硬度就相当于我们高速公路最上面那层硬结面。你要开坦克车一点问题没有，像天安门广场一样搞个阅兵我觉得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很厉害。

莫角山夯层清理（右一为赵晔）

我们当时勘探到的面积大概是3万平方米。最近几年又做了很多工作，据说这个沙土广场有7万平方米，那就大一倍了。即便是当时认为的3万平方米，这么大的礼制广场在史前时期已经是不得了的大型工程了，是不是？

这么大的广场，这么考究的工序，一定跟权力有关，一定是个礼仪性的场所。所以这个发现就非常重要了。因为本身它是一个人工规划过的巨大的长方形台子，然后台子上面又有人工规划的三个小台子，小台子上面后来我们了解应该是主要的建筑基址，而巨大的沙土广场就在这三个小台子中间，礼仪的性质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遗迹实在太重要了，严先生当时就说，以莫角山城为代表的良渚遗址区，是不是可以看作整个良渚文化最大的中心？假定莫角山城是某个统治集团的权力机构所在地，是否就可以称之为都城？当时莫角山是叫台城，因为当时城墙还没发现，所以把这个十多米高的覆斗形的大台子叫台城，我觉得也很贴切。这么一个规整而宏伟的台城，作为一个政治中心，是可以解释得通的。

因为很重要，又是独一无二的重要发现，加上我们做的工作也比较细致，所以就评上了199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也被评上了“八五”期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可以说，这次考古发现，确认了莫角山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中心遗址的地位，那么它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在一名名考古工作者对“我们这样发现良渚”过程的口述中，良渚文化也逐渐显露出它原本的面貌。良渚的发现起于20世纪30年代施昕更先生对良渚部分遗迹的发掘与整理；牟永抗先生和王明达先生在建国之后承施先生之志，对良渚遗迹进行有组织的考古行动，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良渚的考古工作进入转折点，重大的考古发现接踵而来。而进入21世纪，良渚古城发现之后，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更为宏大，完成了最后的“合”。

我们为良渚文明的灿烂与古老感到惊叹，同样也应为发现良渚的一代代考古人示以敬意。良渚文明的发现证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源远流长，而考古人的坚守恰恰证明了五千年流传下来的坚韧不拔的中华传统，两者交相辉映，显示出中华民族赓续不断的精神传统。

《我们这样发现良渚：良渚考古口述史》

王宁远 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们这样发现良渚：良渚考古口述史》通过参与良渚遗址考古人的口述还原了良渚文明发现的大致过程，借助考古人员的回忆发掘考古工作中的大量细节，力图形成完整、准确、生动的良渚发掘史。该书以“起承转合”为脉络，分四个阶段介绍了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每个阶段包括多位考古人员的口述，结构严谨，内容详实。同时语言俚俗，通俗易懂，让读者仿佛在与考古人员面对面对话，切身地置身于真实的考古场景之中，是了解良渚遗址考古工作的一本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