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嘉宾：

陈彦（中国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

许旸（文汇报 记者）

继《装台》《主角》《喜剧》后，作家陈彦最新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上部）首发《收获》杂志，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书中围绕“星空”与“半棵树”两条脉络，对村镇生活的细水微澜进行了观照。从这部新作出发，我和陈彦聊到小说美学理念，当下写作易陷入的“舒适区”和文学新的可能性。

许旸：《星空与半棵树》历时八年、九易其稿，这场文学马拉松跑下来和以往有何不同？面临的最大困难与惊喜是什么？

陈彦：《星空与半棵树》写了八年，酝酿的时间还要更长一些。之前作品分别动用了我一部分生活“库存”，《西京故事》虽也时时“回望”乡村，但核心故事发生在城市；《装台》《主角》《喜剧》主要写我在戏曲院团的生活经验。《主角》写剧团故事，但剧团和社会有着复杂关联，戏曲人物也都有社会身份，他们的生活当然也和更具纵深感的历史和现实密切相关，所以最后打开的，都应该说是更开阔、更丰富、更复杂的生活面向。

写《星空与半棵树》希望打开的面向再开阔些，包括人物精神和心理纵深。这里拉开的是一个从乡村到小镇，再到县城、省城、京城的宽阔舞台，人物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高高低低、阶位错落。我希望写出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像基层公务员安北斗，既需面对日常种种细碎矛盾，也要处理相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毕竟写了八年，八年间人物生活和命运在变化，作者自己的生活也在变化。困难在于如何写得饱满深入，让自己的思考得到比较充分的艺术表达。

写作过程中惊喜时常会有，比如有一段写到安北斗的星空和温如风的半棵树，两人都经历了人生起起落落，突然各自追求的东西交会在一起，就觉得特别有意味。

许旸：“我喜欢这次伴随了我好多年的星空纵深之旅，更喜欢那半棵一直紧紧牵绊着我的乡间田埂上的树。”这种哲学观是不是贯穿于您的创作中？

陈彦：“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接地气）原本就是哲学或者说是人类生活的两面。我们既要仰望星空，去思考和探索博大、高远、宏阔的世界的可能性；也要脚踏实地，推进着现实生活切近未来的希望愿景。前者是“致广大”，后者则是“尽精微”，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就这部小说而言，如缺少前者，安北斗、温如风和北斗村、北斗镇的故事可能就是一地鸡毛式碎屑庸常事件的累积；而如缺少后者，则仰望星空也可能仅是不合时宜的迂阔之举，无法彰显其之于安北斗的意义。主人公必须面对由温如风所牵连出的复杂系列事件，且在事件不断推进中处理“广大”和“精微”的关系——小说由此尝试打开更为复杂的生活事项，呈现乡村在发展过程中多种层面交织的多种问题，个人与他者、历史与现实、文化和社会、人与自然等，不是单一而是多层面多角度，或者说是力图“全息”的。

许旸：前不久在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繁荣文艺创作分论坛上，您谈到社会发展催生的新内容、新感受，新想象，呼唤着与之相匹配的新的美学风格和艺术语言。“旧话语讲不好新故事，老观念也想不通新命题。”为何有如此强的紧迫感与危机意识？

陈彦：文学观念和审美表达方式的“新”“旧”交替，原本就是文学发展过程中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一时代有一时代人所要面对的新问题，新的社会生活所引发的新感受和新内容，自然也呼唤与之相应的新的艺术表达方式。拿戏剧来说，我们读索福克勒斯，读莎士比亚，读歌德，读奥尼尔，读关汉卿，读汤显祖，读曹禺，感受到他们观念和审美的连续性，同样也能体会每个人独异的创造力。

继承传统当然重要，但充分感应写作者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氛围，创造与之相应的新的艺术作品同样重要。也就是说，既要有对优秀传统的传承，也要有新的创造。如果缺少基于自身所处时代的新的艺术创造，文学会止步不前。从荷马到但丁，从歌德到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从福楼拜到卡夫卡、伍尔夫，以及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到中国的司马迁、杜甫、吴承恩、施耐庵、蒲松龄、曹雪芹、鲁迅等等，大量文学史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许旸：这是不是意味着文学创作至少需在两个层面求新求变——观念上的更新、艺术手法上的迭代？

陈彦：一个作家如果企图持续具有创造力，我想一定会为这两个方面问题殚精竭虑，既不能重复前人，也不能重复自己，这就要求他在写作观念和艺术表达方式上持续学习、探索。所能依凭的经验不外两种，一是博大、精深、浩瀚的文学艺术传统，古今中西都可纳入其间为我所用；一是日新月异、维度多端的时代和生活现实。

“求新”的重要性和难度也正在此，作家如何充分学习、借鉴、融通不同的文学传统，进而创造属于自己时代的新经验，这是考验作家眼光、胸襟的重要维度，也是强逼着作家要尽量打开气象、格局。

许旸：“文学如果只是浮光掠影的表现，肯定会雷同撞衫。”如何尽可能避免写作的简单化、概念化、套路化？

陈彦：日新月异生活所呈现出的新内容和新经验，应该说每个人都能感知到。这就要求写作者不能浮在生活表面，要有精神的穿透力，从大量细碎具体生活经验中洞见生活的本质所在，感知到万千头绪中的“总体性”，进而创造与之相应的新的艺术形式，以使他所感受到的新思想、新情感、新心理、新经验，能够得到恰如其分的艺术呈现。

但文学观念和艺术表达的“新”“旧”易代，对写作者而言却是艰难甚至痛苦的过程，需要长时间个人努力，走出“舒适区”，走出已习得并甘之如饴的经验和表达范围，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和更为复杂的经验和可能性敞开。

许旸：互联网时代大众对文学的需求结构、接受方式、参与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您提出了两问——有没有服务人民的资格？有没有满足需求的本事？短视频流行的当下，文学长文本如何发挥其优势，是借能借势？还是说跳开新媒介格局，另辟蹊径？

陈彦：应该说，“新媒介格局”也是这个时代写作者需面对的现实之一种，我们不可能绕开或“屏蔽”这种现实，而应将其纳入整体视野中通盘考虑，在充分思考这种现实带给写作者何种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处理经验，以及艺术表达和传播方式种种新的可能。这的确是比前辈写作者所面对和处理的更为复杂的经验。

即便在短视频流行的当下，人们对能够在总体性意义上充分感通时代经验，艺术性地表达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的需求应该不会变化。换句话说，流行的经验是碎片化的，琐屑的，庸常的，但艺术创造的根本重要性，恰恰在于从细碎日常经验中写出总体性的、有意味的，甚至崇高的“内容”。

许旸：“在文学生产上搞人海战术、求多不求精已经走不通了。”您观察到，作家面临的尴尬是思考不如读者透彻，人民不买账。相较古典时代小说家往往扮演“时代书记员”职责，当下“专家型作者”这条路是不是走不通了，还是说小说功能和美学使命已产生变化？

陈彦：成为自己所写生活领域的“专家”，当然重要。但在现实经验繁复多样日新月异的今天，要熟稔生活方方面面，了解所有“知识”，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当下写作难度之一。传达现实经验固然重要，但文学创造应该还有想象力的参与。而后者可以在一定程度弥补前者的不足。

时代已经发生变化，小说观念和艺术自然不能一成不变。应对这种变革，简单总结的话可以借用“长安画派”说法——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我觉得这两点十分关键。

许旸：更新迭代层出不穷的公共文化产品分享分流着社会注意力，“现象级文本”是不是很难出现了？但与此同时，文学参与转化的《人世间》《漫长的季节》等频出爆款，是否意味着当下“现象级文本”越来越依赖寄生于其他产品形式？

陈彦：像1980年代甫一出版便一时洛阳纸贵的“现象级文本”，的确很难出现。但在媒介融合时代，读者阅读方式和文学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文本很难仅依靠纸媒获得更为广泛的传播。近年来，一些引发较大社会反响的文学作品，往往也是因为在影视或其他艺术形式的转换上取得了较大成功，进而回向文学，扩大文本影响力的。这应该说是新时代语境中的正常现象。

如何有效利用多种媒介扩大文学影响力，可能是作家们普遍需要思考面对的重要问题。既然是媒介融合，也就不必拘泥于一种媒介，这个思维的转换也很重要。不仅文学，任何文艺门类要做到万人空巷都不容易，似乎都有尴尬，越是如此越要提供最富文学性的独特表达才有立身之本，才可能被需要被看见被传播。

许旸：您打过比方——生活与小说，有时就是一棵树的状态。根系越庞大，主干越粗壮，旁枝越纷扰，叶茎越繁复，就越耐看、越有意味。小说只是对生活之树做一种精心的爬梳与打理。最近不少声音热议两者关系——“文学来源于生活但绝不高于生活”“别急着考虑高于生活，先想如何贴近生活”……您同意吗？

陈彦：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肯定是颠扑不破的道理。但生活不止一面。因时代、具体的现实等因素影响，不同作家对生活的理解、把握和艺术处理是不同的。这也是古往今来经典作品多元多样的原因所在。我觉得作家在写作之前，掌握的生活经验越扎实越丰富越生动越鲜活越好。但这些经验还不是艺术，还需要作家进一步加工，尤其是充分发挥想象力，概括力，对生活琼浆玉液的压榨力，使之成为艺术性的表达。

身处多元包容的时代，有许多行业生活的侧面尚未被文学书写覆盖到，这要求新时代作家不仅读书架上的“有字之书”，更要读好生活这“无字大书”，描绘生活与心灵的升级。在艺术加工过程中，不同作家在思想观念、写作资源、艺术追求上的不同便显现出来。比如同样写当下生活经验，从《红楼梦》中汲取营养和从《寒冬夜行人》中学习经验会有不同的艺术表现。同样，以现实主义精神追求总体性表现时代风貌的宏大叙事，便与注重个人情感的自我表达的作品会存在一定不同。这里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也没有一定之规，文学艺术创造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正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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