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继《坦率》后，同系列图书《直言》面世，两本书收录潘凯雄自2016年起于《文汇报》开设的“第三只眼看文学”专栏文章，共评述作家百余位，涉王蒙、余华、王安忆、孙甘露、张怡微、笛安等，徐徐呈现广阔的当代文学图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

作为资深出版人与文学评论家，潘凯雄多年来坚守专业视角，尽可能地用朴素文字和直白语言将真实感受直观地记录下来，为普通读者甄选佳作。“我理解的文学书评的有效性就是要用大众看得懂、易接受的文字将评论对象的内容、特色、价值及意义明白晓畅地描述清楚并传播开去，而写好这类书评的基本前提无非就是认真读原著，评价紧贴原著，努力寻求原著与读者需求契合点这样三条。只是这类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易的书评在实际操作中其实真不多见。”潘凯雄如是阐述。

在日新月异的网络文艺新形态大量涌现的当下，文学创作已呈现出丰富多元的面貌，各大自媒体、社交平台上活跃着不同年龄职业背景的作者群，他们的持续更新发布汇成可观的创作量，面对丰繁庞杂的文学现场，文学批评的声音如何保持“火热”“在场”，和读者之间建立起可贵的美学信任？“坦率直言”难不难？

潘凯雄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互联网的确演变出了某种新的传播格局，在不同形式新媒体平台上，文学评论当如何“破圈”值得琢磨。在这个过程中，他觉得依然还是存有“不变”与“变”之别。诸如认真读原著、贴着原著进行“坦率”“直言”式解读等基本原则都属于“不变”范畴。至于怎样“变”则当“因时”“因地”“因媒介方式个性”“因受众”而作出与之相适应的调整，使之更加匹配。

他以短视频形式为例谈到，至少要考虑表达的凝炼明快和直白，在此基础上如果再能来点妥贴的幽默当然更好，但务必自然流出，一“装”准坏事。在他看来，即便是一个不错的批评家，也不是全能的批评家，不是面对所有文本更不是所有的文体自己都有发言的权力或曰能力，与其硬评倒莫如谨慎一点，甚至三缄其口。坚持“说真话”的原则不会变，“如果连文学批评都不说真话，那还有多少存在的价值？……但变可能更是方向是永恒，一言以蔽之，无非就是使自己变得更专业、更率真、更有亲和力。”

曾经一段时间，有声音认为：文学评论有沦为边缘“圈子游戏”的危险，陷入熟悉的话语小圈子，却少了对公共议题和大众文化的体认洞察。文学批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融入当代读者生活？至少批评家需要提醒自己，不做  “教条论”或是“印象主义”的空谈家，而应使批评保持活跃的“现场感”和“既视感”，身临其境，搭准脉搏，方有可能找到审美穴位，从而为写作提供有效借鉴，介入当下思想文化建构。

从《坦率》《直言》两部集子里，不难发现，好的评论固然基于学理，但不会一味贩卖与搬弄学理，更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有自我独到的视角：

评东西《回响》——能够让读者的脑子“烧”起来，自然得益于作家的脑子先“智”起来；

评何向阳《刹那》——极短的诗句中虽透着揪心之痛，但诗人却并非一味沉溺于此，而是将其视为整个人类或许难免要遭遇的一种命运来直面；

评庆山《一切境》——恰似将自我内心置于阳光下的一次巡游；

评叶兆言《仪凤之门》——人物的威猛与劣迹、情感归宿与伦理丑闻都在沉沦与救赎的震荡与摇摆中挣扎；

评何平《批评的返场》——没有“主潮”不等于没有“小潮”，更不缺“浪花”，问题在于此时还能否保持一种“在场”状态，深入其中潜心观察敏锐发现；

评罗伟章《隐秘史》——种种深藏于凡夫俗子们内心的恐惧、卑微和伤心，因为某个偶发事件或不经意的细节而触发；

评孙甘露《千里江山图》——20多年前那个“追风顽童”对自己当年“反小说”的写作进行了一次扬弃性的“革命”；

评王安忆《五湖四海》——在其他作者那里极有可能大做文章甚至被视为“戏眼”的重头在安忆笔下就这样不轻不重地数笔带过……

凡此种种，都能看出文学批评中可贵的感知能力，不是居高临下的评头论足，或过于依赖文学史罗列、理论套路、惯性机制，而是有赖于经过淬炼的激情，对世界的敞开，以及对不同写作的理解与洞察。

聊到一些评论中容易出现的“贴标签”式点评，潘凯雄认为，“标签”其实也不是绝对不可以贴，关键要看如何运用。如“80后”“90后”“东北文学”之类标签，如仅仅只是限于对具体作家年龄或作品地域的一种客观描述也无不可，“但如作为一种研究性概念则未免失之于空、失之于泛。这样的使用不仅没用客观呈现不同作家和作品的个性特征及存在价值，而且还只能暴露出研究者能力的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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