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在下自2016年起在《文汇报》开设的这个名为“第三只眼看文学”的专栏，现在与读者见面的正好是第100篇。我想，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这个特别的时点，就不再评说某部具体的作品而说说存于心头的一点感慨吧。

进入这则小文写作之前，我对拙专栏中的100则小文从不同角度作了个小盘点，形成了一点小小的“大数据”。在这百篇小文中，除去开篇交代开设本专栏的初衷和这篇在专栏终结时的一点感慨外，其余98篇共评说长篇小说56部、研究著述14部、散文集11部、长篇非虚构文学9部、中短篇小说5部（篇）、文化现象4种、新诗集2部，总计97部（篇）。所涉具体作家既有王蒙、徐怀中和冯骥才这些年过耄耋的老作家，也有张怡微、笛安这样的80后新生代；既有铁凝、余华、王安忆、池莉、迟子建、阿来、格非、毕飞宇、麦家……这些早已蜚声文坛的名家大家，也有杜阳林、王洁、毛建军这样的文坛“新人”。专栏写作前后历时近6年，年均写作近17则，所涉作品16部（篇）。这样的数据清晰地显现出：无论是年产量还是年阅读量，本人都不能谓之为大，最多也就是及格而已。只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使然，拙专栏的见报频率确有时而集中、时而稀疏的现象，因而难免会造成所谓“高产”“阅读量大”之类的错觉。

回想起差不多六年前自己主动开设这个专栏的初衷，至今还是记忆犹新。其主要缘由不外乎如下两点：首先，自打2012年下半年我离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岗位后，便与自己长期从事的文学编辑工作渐行渐远，除去参加各种名目有用没用的会议外，每天打交道更多的不是宏观的财务报表、就是上市申报、科技项目论证和所谓数字化管理。长期以来文学既是自己的工作也是个人爱好的一统格局不复存在，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与品评完全成了自己业余生活的内容之一。而人，至少我这个人也是有惰性的，如果没有一点刚性的约束，长期以来从事的文学阅读及评论很可能日渐生疏甚至荒废。我当然不希望走到这一步，于是就想到了在报纸写专栏的形式，这对我的惰性多少是一个硬性的约束。其次，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十年时间里，已是明显地感到“卖书难”的问题愈来愈突出，一部优秀的或者是特色鲜明的文学作品其市场销量明显不及过往，抵达某种正常的预期目标日渐成为一件十分费劲儿的事。其中原因固然很复杂，也是综合性的。而当时诸如直播带货、视频、微营销这类时尚招儿也还没有出现。那么如何增强书评的有效性至少就是缓解“卖书难”的可用手段之一。

文学图书的书评本质上也是文学批评之一种。我理解的文学书评的有效性就是要用大众看得懂、易接受的文字将评论对象的内容、特色、价值及意义明白晓畅地描述清楚并传播开去，而写好这类书评的基本前提无非就是认真读原著，评价紧贴原著，努力寻求原著与读者需求契合点这样三条。只是这类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易的书评在实际操作中其实真不多见。我不能说那些为了建构某种宏大体系、阐释某种新潮理论、大量引经据典以彰显某种学问、以某种时尚理论硬套乃至肢解作品的批评论文毫无价值，它们至少在著书立说、职称评定等所谓专业领域占有相当权重，但能够直抵更广大读者需求的文学书评在我看来应该不是这样，至少不应该全都是这样。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开始这个专栏写作时对自己的基本要求就是坚决抛开种种“简单先验的判断，立足文本就作品说作品、就现象说现象”，“真真切切地读作品”，“从写作与接受两个维度找规律而不是简单地以某种‘高深’‘创新’之论来套作品、下判断”。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要紧紧贴着作品细细地读，实实在在地看清楚哪些确是作家在作品中直接表达清楚了的，哪些是作家可能的“潜伏”，绝不将某些所谓高深、新潮的理论和毫无文本依据的“惊人发现”强加于作品，或者将作家的作品简单粗暴地转化成显示自己所谓“新发现”或所谓“创新”的工具。这些说起来简单、看上去不难的要求到了实际操作时才发现真是自己给自己上了一套不轻的枷锁。有些被舆论爆炒的作品，我也难以免俗，第一时间找来拜读，然读下来的结果要么是自己的感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要么就是完全无感，于是只好放弃。虽不能说“白看了”，但具体到这个专栏的写作而言，还真就是“白看了”。还有一些作品读过后，感觉也确是不错，至少是很有特点，但自己就是找不到合适贴切的叙述角度，最终也只好放弃，这是自己的能力问题，怨不得别人。但就个人专栏写作而言，同样也是“白看了”。因此，这六年在专栏的写作中虽评说到了97部（篇）作品，但被自己“废”掉的作品至少也是这个数字的一半。没办法，这就叫既然不知天高地厚给自己立下了规矩，不成也得自己受着，难受也得受。

在自己的这百篇专栏文字中，有“看文学阅读”、“看‘榜单’”、“看‘重复出版’”和“看‘阅读’”这四则小文是就某种文化现象发声的。说实话，仅就本人听到的或看到的反馈而言，这种文字的反响远比那些就一部具体作品发声的小文要强烈，获得的点赞也会多不少。有好心朋友还建议多抓点问题做文章。但这四篇小文全部写于本专栏开张的前两年，多因实在看不惯而起意，写起来其实容易得多，但无非只是宣泄下一时之义愤。因此，在后面的四年中，本专栏就全是具体作品文本细读的文字了。

《直言》

潘凯雄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要感谢《文汇报》这个既有深厚文化底蕴又在读者中拥有良好口碑的大平台。我一直以为：报业与其他文艺批评专业学术期刊所能发挥的功效并不完全相同，尽管报纸的文艺批评其篇幅有限，但篇幅长短从来就不是衡量批评质量的标准。作为报业的文艺批评，其信息传播的快捷和表达得更直接明快等独特功能都是那些专业学术期刊所无从替代的。如果这一方阵力量不足乃至缺失，对国家文艺批评整体生态建设的完整性显然就是一种缺失，不利于文艺批评事业的健康发展。而在这一点上，《文汇报》以专版或专刊的形式对文艺批评的坚持与坚守的确就是十分有意义、有价值的。

本文标题中的“该说‘再见’”指的只是拙专栏就此结束。我相信在以后的日子里，本人还会以其他不同形式、不定期地与《文汇报》和读者再见。没有了“专栏”的约束，作者自由的选择空间其实会更大，但于我本人而言，有些坚持并不会因为这种空间的变大而变化。比如，以文本为本的原则不会变。这个“本”的前提就是要认认真真地细读文本，决不将自己的种种“私货”强加于文本之中；比如，坚持有感而发的原则不会变。我一直以为，即便是一个不错的批评家，也不是一个全能的批评家，不是面对所有的文本更不是所有的文体自己都有发言的权力或曰能力，与其硬评倒莫如谨慎一点，甚至三缄其口；比如，坚持“说真话”的原则不会变。我所理解的“说真话”就是实事求是，没什么敏感可言，倒是真正做到不易，如果连文学批评都不说真话，那还有多少存在的价值？尽管说了这样“三个不变”，但变可能更是方向是永恒，一言以蔽之,无非就是使自己变得更专业、更率真、更有亲和力。

（本文摘选自《直言》一书，原标题为：“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写在‘第三只眼看文学’专栏百篇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