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选2021年度上海市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项目的《章乃器年谱长编》,近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列入“晚清以来人物年谱长编系列”丛书出版面世。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述爱国民主人士章乃器从出生到逝世81年间的生平的编年体著作,全面地记录了他的各种活动,特别是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反映了他的思想观点、处世准则、工作方法……
《章乃器年谱长编》
潘大明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由七君子事件研究专家潘大明和青田县章乃器研究会共同发起,潘大明担任主编、主要作者的学术专著,反映了章乃器从青田乡间走出,经历了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大历史时期,在中华民国期间创建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与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初创;他是七君子事件、沧白堂事件、较场口惨案的主要当事人;他对现代银行金融业征信、检查制度的建立,全民抗战的局面实现,民主体制的形成,共和国初期的经济恢复、粮食体系的建立,均有重大贡献;他从理论上对新民主主义阶段多党合作的意义、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价值以及党政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年谱对以上各个方面力求做到如实准确的反映。同时,从中还可以了解章乃器的日常生活与工作。
这本年谱的编写,体现了资料性、学术性相统一的特点,并融入新发现的史料,纠正了谬误。它以已经出版的相关图书、报刊杂志为主要依据,所搜集材料力求详尽,使用力求准确,收录谱主的文章、讲话,尽量以原著版本为准,核定发表、出版时间进行编排,采用了客观记述的方法,或概述或摘要,编写者不做评论,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谱主的思想发展过程。
在潘大明眼里,年谱也是传记,只是表达的方法不同,满满干货、不作假设、不做评说,比阅读传记更简洁明了,仔细品味或许更有感慨。
>>内文选读:
章乃器的思想与社会实践的意义
潘大明
自晚清后期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社会结构出现了具有活力但并不庞大的中产阶层群体,他们向海外学习政治制度、教育方式、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市场经济,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于中国社会实际,重新架构起社会价值体系,民主思潮持续不断,高潮迭起,推翻帝制、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接连发生,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进程,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获得合法地位;在文化上确立了集会、结社、言论自由,帝制非法、追求共和的观念在社会广为传播。虽然有政治强人闹复辟、玩贿选、搞暗杀、图割据、欲独裁,但都没能挡住中国社会的民主要求和对共和的渴望,民主共和成了中产阶层的主流意识。
同时,中国处在外敌不断入侵的局面中,中产阶层人士产生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而这样的爱国主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忠君报国和狭隘的民族主义。
章乃器的思想发生、发展,以及形成的特点,正是伴随着这一过程而进行。“七君子”事件发生时,他是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经济学家、教授,出版过自己的著作,办过杂志,经济上处在中产阶层上层,相对丰裕的物质生活成为保障他从事社会活动的物质基础。之后,他办企业,成为民族工商业者,创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并成为民族工商业者的代言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干部。
中西文化并蓄 奠定思想基础
近代西方列强以旷古未有的残酷,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时刻提醒着华夏儿女记住民族的灾难。同时,西方的政治、文化、伦理道德以及科学技术传入封闭古老的中国,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加速作用。
近代中国内乱外患的现实是激发章乃器形成以爱国主义为特征的思想的一大动力,其理论基础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一则来自他从小接受的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二则来自他接触的西方近代文明。他在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耳濡目染儒家学说和古代忠君报国的故事。他回忆说:“很幼小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上私塾读书去了。当时读的,自然还是‘古人之书’;‘大丈夫志不在温饱’的一套圣贤、英雄思想,自然是有人会灌输给我的。”章乃器结束私塾学习不久,便进入新式学堂浙江青田敬业小学就读。学校设英文课程,英语的学习开拓了章乃器的视野。他萌生出做发明家的念头,并把发明家与古来圣贤、英雄豪杰同等看待,认为他们具有同样的社会价值,希望自己以此贡献社会。17岁时,他进入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专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商品经济发展之后形成的经济学,读到“通商大埠,常位于大江大河下游”时,十分倾倒,觉得它能够反映一切古书中找不到的知识。以后他读到“以最少劳费取得最大效果”的经济原则时,更是赞叹不已,激发他研究经济学的兴趣。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文化氛围不再是单一的,接受的文化逐渐趋于多元,尤其到20世纪初叶,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比历代士大夫的知识构成丰富。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忠君报国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现代爱国主义思想增添了反对外来入侵,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科学技术,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步等内容。
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促成了五四运动的出现。五四运动在充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旗帜下,促进现代理念向社会纵深发展。
章乃器结束学业后,进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当练习生,他不能忍受银行下层的职位所带来的人格上的屈辱,无法适应职业的需要。同时,银行的“金饭碗”——打算盘、记账簿一类十分琐碎的工作,在他看来流以市侩之气,与自己早年形成的圣贤、英雄思想大相径庭。苦闷牢骚加上饮酒赋诗的名士气,使他患上胃溃疡和肺结核。此后他依靠练习静坐战胜疾病后,只身北上,出任北通州京兆农工银行营业部主任一职,后升任襄理。五四运动爆发时章乃器特意跑到北京,成为这场伟大变革的目击者。他曾回忆:“每一个有血气的青年,看到了当时报载列强对中国横蛮无理的态度和北京政府的颟顸、黑暗以及种种丧权辱国的情形,尤其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国内革命势力的情形,恐怕没有一个人不悲愤填胸,热血沸腾起来几乎要炸破了血管……霹雳一声,历史的‘五四’运动展开了,兴奋得几乎使我发狂!不管报上说北平的空气如何严重,我不能不请了假,到那里去看一个明白。”他从中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为自己没有直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感到遗憾。1921年章乃器回到上海,重回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由营业部科员成为营业部主任、副经理。
五四运动至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之前,章乃器的思想得到发展, 这一发展在《新评论》中完整地表现出来。章乃器长期在金融机构工作,饱尝租界内外国人的轻视、侮辱,对列强压迫民族经济有深刻的认识。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后,他为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遗愿,摧残民众运动,对人民进行黑暗统治而悲愤,认为若继续沉默不语,国民党将被人民唾弃,祖国统一、强盛将无法实现。他不顾1927年的白色恐怖,勇于担负社会责任,希望更多的职业者像他自己一样关心国事,“提倡有职业人的政治运动”。他动用自己的积蓄,独自创办《新评论》半月刊,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起初,他试图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来评论,“我们的立足是公正,我们的目标是一切事物的艺术化,所以我们对于合乎艺术化的事物都要赞美,对于一切反对艺术化的事物,都要反对……倘使要做一个超然的言论机关——一个潮流的指导者,就不许有很具体的主张”。超然没有标准,尤其在政治日趋黑暗、国民党越发腐败的现实面前,保持超然的理想化的办刊方针,不可能实现。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否定了自己的初衷,回到原先固有的立场上——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抨击孙中山的“继承者”。
章乃器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尚未发生,所以用不着马克思的医治——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那只用得中山先生的预防——限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中山主义才是中国的救国之真理。他希望国民党能坚持三民主义,造成一个平等的社会,打倒军阀、官僚、洋奴财阀、土豪劣绅,维持民族资产阶级的适当资本利息,给工农以适当的盈余的分配。故此,他对蒋介石统治集团展开一系列的批判,如认为“国民革命的资本化”是对中山主义的反动:“中山先生明明白白地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们只要问,目下国民党的主义,是否仍是中山主义?”提倡中山主义,抨击蒋介石统治集团制定的政策、方针,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成为章乃器创办的《新评论》初期的主要内容。章乃器怀念中山时期联俄联共发动民众打倒军阀和土豪的局面,认为蒋介石发动政变之后,借“停止民众运动”进行疯狂镇压、杀戮无辜的民众,是“灭绝人道的杀人方法”。他尖锐地指出:害怕工农、屠杀工农,已证明国民党站到了大众的对立面,不能代表民众。同时,国民党已经开始堕落,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国民党和民众,俨若对立的治者阶级和被治者阶级”“国民党倘使要继续这错误态度,那么,我要说它要变成一个被毁灭的势力,即不在目前,亦当在不久的将来”。他的论述,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不可不谓是一种大无畏的表露。
章乃器认识到国民党背叛中山主义和民众,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1928年5月他撰写的《国民党的生死关头》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现在的国民党如何?在最近的过去,就以‘停止民众运动’为名而实施其摧残民众组织的手段,在都市当中,我所只看见党里要人,勾结政客式的商人,分赃自肥;而没看见顾到一些民众的利益的。在乡间,我们只看见党员们坐上土豪劣绅的位置,代行压迫民众的职权,而不再看见真能推翻那位置的,专向穷人头上搜刮的捐税,‘萧规曹随’地继续实行下去而且还要‘变本加厉’,拿‘新财政学原则’按负担能力的大小面征收的捐税。”
章乃器站在中山主义的立场抨击蒋介石统治集团,揭露他们的堕落、腐败、黑暗,本质上希望国民革命迅速打破封建割据,实现祖国统一,祖国可以由弱转强,中华民族可以扬眉吐气。《新评论》出版了29期后被禁止。
这一时期,章乃器的思想开始发展,他积极吸收外来的先进科学技术、社会文化知识的精华,自觉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使自己走向开放和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章乃器形成了以现代爱国主义为特征的思想,反对外来民族以武力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反对阻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步的统治。在关注民族存亡的同时,接受新文化,致力于民主、科学的社会形态的形成。他身上所体现出的现代爱国主义的思想特征,包含在务实的人生态度和追求中,符合实际发展的需要。
(本文节选自《章乃器年谱长编》代序)
作者:潘大明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