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面向，即人的现代化。

众所周知，重大主题电视剧的创作涵盖重大历史、重大革命、重大现实题材等内容，在中国故事的讲述中生动地展现人的现代化这一重要面向，反映在重大主题聚焦党和国家在发展历程当中的重要时期、重要事件、重要人物，进而描绘出波澜壮阔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图景。

具体来看，这些重大主题电视剧当中人的现代化呈现在三个层面，即思想的现代化、伦理的现代化以及观念的现代化。

思想的现代化：对中国道路的探寻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首先是对中国道路的探寻。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对救国救亡道路的艰难探寻，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寻，抑或是当前正在进行的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探寻，都说明中国道路的探索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进程。

而在中国道路的百年实践中，无数先行者的思想探索构成人的现代化的鲜活底色，《觉醒年代》对此有着深刻的反映。

五四前后，以北大知识分子群体为核心的中国思想界，对未来中国走向何方处于迷茫之中。当时的中国面临何种境况呢？皇权虽倾倒，但是保皇派犹存；欧美之路似好，巴黎和会却暴露了真相；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大行其道，但现实实验纷纷宣告破产。中国到底要走向哪里？陈独秀、李大钊等思想先行者逐渐将目光转向东方，投向苏联，找到布尔什维克，找到马克思主义，并相约建立中国共产党，成就开天辟地的历史大事件。

《觉醒年代》深刻折射出知识分子群体在追寻国家道路的过程中，所经历思想观念现代化的完整历程。该剧不但展现了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探索，而且生动刻画出不同群体知识分子各种思想观念间的相互交流、交锋与质询，成功塑造历史大变革关头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思想万花筒，细致地阐明了中国知识界对中国道路的艰难探寻之路。

这种对道路追寻中思想观念现代化的全景式铺展，给《觉醒年代》的艺术质量烙印了非常浓重的人文底色，形成它不同于以往所有电视剧的历史底蕴与时代气质。      《功勋》同样延续重大主题电视剧对中国式道路求索的创作取向。      八位来自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国家功勋人物，承载了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奋勇之路，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功勋人物卷帙浩繁的人生履历和功绩，恰恰证明人的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其中这些功勋人物迸发出的思想力量与精神气韵，为中国式道路的追寻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伦理的现代化：对中国情感的体认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意蕴。人是在动态性、状态性的社会关系当中生成，人的社会化属性体现在人与人发生各种物质或者精神上的互动连结，并构成不同层面的伦理关系。因此，人的现代化，也必定指涉伦理关系的现代化。

《人世间》通过围绕周家几代人的命运起落，展现了中国式社会不同类型的伦理关系，将伦理的现代化描写得尤为充分。

首先是家庭伦理。

周家作为典型的工人阶级家庭，故事以周秉昆为轴心，通过周秉昆和郑娟的夫妻伦理，周秉昆与父母、孩子的亲子伦理，以及周秉昆与周秉义、周蓉的手足伦理，从而编织出传统中国式家庭伦理关系的多重维度。《人世间》透过家庭伦理书写着“家本位”的和谐价值观念，在家庭段落的故事讲述中，不同时期家庭成员对“家”的羁绊与守护，既彰显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优点，同时也渗入具有先锋、带有创新的社会主义家庭伦理新元素。

例如郑娟的自我奉献精神，反映了那个时代女性在传统家庭关系中的自我牺牲，但同时角色具备的独立自主、坚韧自强的当代女性气质，又使其成为聚合周家奔赴美好生活的积极因子，有关“人”的新旧道德观、价值观在家庭伦理关系中尽情展现。

其次是工作伦理。

工作场域的伦理表达落实在价值感的获得，这主要体现在周家父亲以及周秉昆及其工友身上。周父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抛家舍业奔赴于西南大三线建设长达20年，但周父却在沉甸甸的“八级工”认定中找到工作赋予的归属感。

同样，周秉昆与六小君子命运多舛的工作经历以及彼此间的关系走向，构筑出中国底层工作伦理的现实性与温情感。

再次是政治伦理，体现在周秉义、曲书记为代表的官员干部身上。

周秉义从政之后面临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对他的双重诉求，在中国人情世故、官场文化的裹挟之下，他最终站向最广大人群利益的立场上，充分展现执政党政治伦理的内在要求。另外，曲书记给予六小君子的多次帮助，打破既往电视剧对党员干部工作方式的刻板塑造，生动描绘出人有情、事有度的书记形象，最终建立起勤恳、坚韧、正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观念。

可以说，伦理的现代化蕴含着对民族情感和社会风貌的充分体认，同时承认人在社会关系中具有多种需求与复杂面向，从内部家庭伦理出发，连通外部工作伦理、政治伦理，进而勾勒出国家与社会成员之间共同遵循的家国伦理经纬。

观念的现代化：对中国模式的诠释

重大主题电视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达，最终会落脚在对中国模式的深度诠释上。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简单接受西方制度和价值观的“全盘西化”，相反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中国模式，一种来自于中华民族自身的内生性迸发，展现了多元、异质、丰富的另一幅现代化图景，即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

《山海情》对中国模式进行了一次生动的阐发。该剧严格意义上是一部“去贫”剧，因为扶贫是通过外来力量的介入实现脱贫致富，而去贫却必须根植于农民主体性的内生动力。《山海情》中国家东西协作扶贫战略的推动落实与发挥作用，关键有赖于农民自身对未来生活向往的主动认知与积极追求。剧中得福、得宝、麦苗、水花等新一代农民的成功，源于他们在传统自强观念的基础上主动接受现代的市场观念、生态观念。

《山海情》找到了一种合理讲述中国脱贫实践的方式来回应新时代问题，突破以往电视剧广泛存在的依靠外在力量推动农村发展的叙事模式，不仅彰显了中国共同富裕的价值观念，体现东西协作扶贫的共同富裕模式，同时也凸显中国农民作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体，其主体性观念的现代化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主体性问题是人的现代化问题在逻辑上的必然延伸，人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同时也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和目标。人的现代化应该优先于社会的现代化，同时又成为社会现代化的结果。于是无论是《幸福到万家》的何幸福、《大山的女儿》的黄文秀，还是《风吹半夏》的许半夏、《县委大院》的梅晓歌，这些主要角色虽然存在迥异的身份属性，同时身处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但他们却拥有不同时代都需要的主人翁意识和主体性自觉，通过超越所在阶层局限的价值选择，实现对自我主体意识的不断建构，背后也折射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

此外，这些重大主题电视剧还将以往“边缘化”的群众形象进行前置，通过赋予人民群众主体性地位，彰显人民力量对于中国模式的实践价值和时代意义。

不难发现，近几年重大主题电视剧越发重视对人的深度描写，而且不同重大主题内容之间还存在明显的人物群落关系，这些电视剧重新书写原来以阶级划分人群的固定思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中赋予人全新的精神面貌，共同描画出新时代人的现代化的演进图景。

同时，重大主题电视剧有关人的现代化的叙写，不仅表征在剧中人物角色的现代化，还指涉电视剧艺术家创作该角色时注入的现代化意识，双重叠加产生人的再现代化的转换过程，因而值得我们持续深入关注。

作者：张斌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

责任编辑：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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