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的短篇小说《人生》讲述了主人公高加林奋斗与沉沦的人生故事，围绕着这部小说曾产生过各种标签：改编自路遥的真实经历、80年代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执着追求……小说中高加林的人生虽然停留在了低谷，但其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执着精神还是鼓舞过整整一代中国青年。当下电视剧《人生之路》的热播，不仅重新激活了围绕在小说周边的这些标签，保留了小说中的个人奋斗母题与基于现实生活的情感底色，更在《人生》的低谷处进一步展开，大胆扩写了高加林重新振作、走向成功的新篇章。《人生之路》的创作扩大了小说的叙事半径和时间跨度，也完成了作品从历史命运主题向时代史诗篇章的飞跃。

扩展的叙事半径：乡村与都市的平行时空

电视剧《人生之路》保留了《人生》中的个人奋斗母题与来源于现实经历的情感底色。优秀的原作既是改编作品质量的文学保障，也是对剧作的现实主义要求，从这一点看，电视剧版本很好地还原了原作厚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其真实的生活质感和历史细节，都成功兑现了80年代的青年群体对时代的记忆，成为了与文学版本同样成功的时代影像档案。

而相比《人生》，电视剧《人生之路》在故事和篇幅中又做了大胆的改编和创新，如将原文中高加林被高双星顶替教师编制的情节，改写成了高双星冒名高加林到上海读大学的原创剧情。正是这一处关键改动，触发了电视剧后续情节拓展的连锁反应。一方面是对叙事空间的拓展：高双星以“高加林”的身份来到上海读书，开启了剧情中“上海故事”的平行线索，这注定了高加林与高双星在上海再次相遇，也使剧中高家村青年们在上海的聚首情节变得合理。

另一方面，则是人物弧光的拓展：小说中，高加林因工作被顶替而走向第一个人生低谷，但剧中则代之以高考顶替事件。预考全县第一、意气风发的少年高加林遭遇意外的高考“失利”，使人生的挫折来得更加猛烈和残酷，也更容易让今天的观众体会其不甘与屈辱情绪。此后，才是高加林如小说中一样失去教职后丧失勇气、开始用繁重的农务麻痹自己的原著“名场面”。这一段来自路遥个人经历的剧情，曾因真实的情感流露和对情绪的细致描写，感动过无数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而电视剧中，经历了两次人生挫折的高加林则更让人感受到“走投无路”的窒息与绝望。更重要的是，当高加林在陕北的农村中不断失去奋斗目标时，另一条平行时空中的“高加林”（高双星）却在与上海女孩陈秀礼的交往中开启了新的人生轨迹。在这样的对比中，小说中高加林命运的内在文学悲剧性之外，又叠加了一层外在戏剧性，以平行蒙太奇的方式呈现出了与文学作品不同的影视剧表达手段与叙事策略。

续写“人生之路”：发生在上海的历史汇流

在上海展开的全新故事空间、以及由此延展开的对几位青年命运的续写，是《人生之路》最重要的原创部分。从结构上看，影视剧版本的原创剧情是对小说中高加林命运的续写，也因此将原作中个体沉沦的主题引导向了地域跨度与时间跨度都更宏大的时代史诗。

对于高加林来说，上海成为了他在“并非结局”之处“再出发”的目的地。小说中，在县委的工作被举报后，高加林陷入了人生低谷，他的遭遇也成为了特定时代的别样注脚；但《人生之路》中，在启蒙老师景老师的帮助下，高加林找回了“文学”，也由此找回了人生的意义。尤其是“我们确实能够通过文学去揭露丑恶、揭露愚昧，但也要通过文学去发现美、发现力量”的启发，使高加林个人的文学抱负开始向社会需要开放，他的才华也开始与时代精神接轨。

“离开农村”，曾经是小说中高加林最基本的行动目标，也是主导他奋斗人生的主要动机。但影视剧中离开农村，借助人才流动政策在上海再出发的高加林，开始尝试以文学才华关切社会和时代需要的高加林，因此摆脱了在城市“出人头地”的初级目标。

由此，剧中的上海不再是抽象的、与乡村对立的个体价值目标，转而成为了与再出发的主题相一致的、追求现代化的时代价值载体。唯有融入进改革开放大潮下上海的现代化叙事中，高加林的个人成长才恰好能反映时代的进程，《人生》中断的故事才得以在面向未来的高昂基调中续写。

上海也是高双星寻找丢失的自我的地方。作为剧中另一条主要故事线，高双星从冒名读大学开始，就一直处在惶惶的精神状态中。剧作巧妙地以他试图找回自己的名字为隐喻，暗示他迷失自我的人生选择。在这条故事线中，他也经历了复杂的成长过程：从读大学期间被“高加林”的名字纠缠，到依靠自己的努力以“双星”的笔名寻回了丢失的名字，并被上海女孩陈秀礼接纳。此后，生活在谎言中的不安全感和面对陈秀礼父母的自卑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自我认识的再度分裂与错乱，以至于他将一切归结于出身农村的“历史”，并誓言要在城市改写自己的“未来”。最终，当年的行为被揭发，他在悔恨与愧疚中与上海告别，决定重回家乡寻找在离开时就已经丢失的真实自我。

从这个意义上看，高加林的“再出发”必须伴随着高双星的“返回”，唯有如此，《人生之路》才完成了新叙事弧度的闭环，一方面摆脱了原著小说中特定时代烙印下的城市-乡村二元对立的结构，一方面也通过高加林和高双星两人从乡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回归乡村的完整成长轨迹，将原本短篇小说的体量拓展到了现代化史诗的高度，形成了新时代城市与乡村叙事的汇流。

为什么是上海？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寻根

原著中另一位重要人物巧珍的悲剧命运也被续写和改变了。在电视剧中，巧珍和马栓为带女儿治病来到上海，与高加林、高双星和黄亚萍等人重逢。五位当年的高家村少年在城市重聚时，都已经经历了人生的磨砺和生命的成长。在上海失去丈夫、经历命运劫难的巧珍展现出了少女时期就藏不住的骄傲与韧劲，毅然留在上海创业，并最终在新世纪来临后成为成功典范，改变了命运。巧珍的轨迹，将影视剧中的现代农村女性追求个体自由的叙事传统，与现代城市女性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叙事传统进行了整合，使她摆脱了悲剧注脚的角色命运，生发出了属于自己的文本价值。

也正是在她的命运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剧中上海与陕北的交融。城市与乡村的特质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了这部作品对上海城市品格的全新注解。

相比从乡村到城市的价值流通“单向道”传统，在高加林、刘巧珍甚至高双星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另一种力量的注入——那来自黄土的坚韧、自强与奋斗，正是在更漫长的中华文明中百折不挠、存续至今的文化基因。因而，不仅现代化的都市上海为高家村的青年提供了施展人生抱负、实现自我价值的广阔舞台，来自黄土地的青年们也为这座城市注入了生生不息的韧劲与面向未来的动力。

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近年来总有农村题材的“爆款”作品与上海发生联系——从《平凡的世界》到《大江大河》，再到即将播出的《秦腔》，与《人生之路》一起，这些作品的集中出现共同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城市文化命题：既是对上海海纳百川精神的诠释与写照，也是这座城市走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道路的文化寻根之旅。

作者：赵宜 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

编辑：徐璐明

责任编辑：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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