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激到底：在竞争环境中抚养孩子》

[美]希拉里·弗里德曼 著

董应之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为什么竞赛和课外兴趣班充斥着年幼孩子们的生活？为什么再忙碌的家庭也愿意为此投入大量的时间？怀着这样的疑问，美国社会学家、教育研究学者希拉里·弗里德曼以国际象棋、舞蹈和足球三个活动为例，综合了来自田野观察、成人访谈和儿童访谈三个方面的数据，对将近100个家庭进行了全面的社会学调查。《一激到底》不仅梳理了儿童竞争性课外活动的历史发展，分析了父母让孩子报名兴趣班、参加竞争性活动的动机和目的，也揭示了童年竞争文化背后的一套复杂精妙的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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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课后班

优雅女孩、进取女孩、“粉红战士”的性别脚本通常因阶级而异，正如每个活动中大多数家庭的阶级背景都不同。通过这些竞争性活动，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层级的女性特质类型。尽管在我的调查中，几乎所有的家庭广义上都属于中产阶级，但中产阶级中地位较高的父母会培养更具进取心的女性气质，我们在足球家庭和国际象棋家庭中都见识了这一点。舞蹈妈妈的社会地位通常低于国际象棋家长和足球家长，她们提倡一种不太具有竞争性、优先考虑外表的女性气质。中产阶级中层、下层以及工人阶级家庭更加强调女性气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女性的职业通常比较“抛头露面”“粉领”，并且经常要做一些情感类的工作，比如秘书这一职业就对一些女性特质有所要求，如友善和整洁。在这些家庭长大的女孩被教导说，她们的女性特质也许会在未来的工作中派上用场；然而，这些岗位的竞争可能比过去更加激烈，这就是为什么竞技舞蹈对这些家庭来说也是一项有用的社会化活动。

对职业的思考体现了家长的职业以及他们对子女职业的期望。回想一下，足球爸爸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在公司高级管理层的领域驰骋，而不是当个秘书；足球妈妈之前在摩根士丹利工作。前者是一名律师；后者是一名投资银行家，最近辞了职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她的五个孩子。这两位父母都是名牌大学的本科生。大多数足球家长都从事类似的工作，或是教授或是医生。简而言之，这些父母的素质都很高，也都经历过通过竞争获取资质的过程。

这些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包括对他们的女儿的职业，有着与自己相似的期待，并希望他们通过竞争来获得相近的资质，这些想法并不奇怪。与这位在摩根士丹利工作的妈妈类似的父母正试图在女儿年幼时向她们灌输某些技能和课程，以帮助她们在成功的道路上走得更长远。正如那位足球爸爸明确表示的那样，这群家长不希望女儿最终成为秘书。要想让女孩在未来维持其家庭目前的阶层地位，参加能激励她们进取心的竞争性活动就成了上选。

如今，中产阶级上层的女孩们为了进入传统上男性主导的领域，要做一些更有策略性的准备，以此来维持家庭目前的阶层地位。其中就包括选择一些能在大学入学方面获得优势的课外活动。如今，美国的女足球运动员比女童子军多出三倍。与女童子军这种传统女性活动的对比，表明了足球等运动正被用来训练女孩，让她们在未来取得成功。那些拥有强大的财力、社会资源以及文化资源的人——主要是中产阶级上层家庭——更有可能得到机会，并能够专注于巡回和精英类别的赛事。

相比之下，舞蹈妈妈们并没有提到女儿未来的职业，或者求职所需的文凭和高等教育。一部分人提到她们的女儿可能会成为医生或律师，几乎所有人都希望女儿上大学，甚至那些一心想让女儿从事舞蹈相关职业的妈妈也是如此。但这些妈妈们常把教职作为女儿的职业目标，而没有一个足球父母这样说（哪怕自己本身就是高中老师的足球妈妈也没有）。几位母亲特别提到了当舞蹈老师，这比在学校教书的地位更低（因为不需要执照考试）。

（图源：视觉中国）

父母之前参与这些活动的经历也显示出某种相关性。舞蹈家长中具有相同经历的人数最多，有六位母亲小时候参与过舞蹈竞技；其中的三位在年轻的时候曾代表精英舞蹈学院参加比赛。有三人目前是舞蹈老师（两人在精英舞蹈学院，一人在别的舞蹈教室）。所有的家长似乎都在利用自身的经验，但舞蹈妈妈们尤其如此，在针对女儿所处的竞争性环境制定策略时也是基于自己的经历。虽然这些母亲希望自己的女儿上大学，但对女性气质的关注使她们将注意力放在当个贤妻良母上，而不是拿到MBA学位，而后者正是许多足球家长和国际象棋家长对自家女儿的期许。也有可能这些女性根本不了解获得MBA学位需要什么，所以那些想让孩子有更高成就的舞蹈妈妈们可能会让女儿拿一个艺术硕士（MFA）学位，这是一种文凭，但仍是一个非常女性化的文凭。

通往这些文凭和职业的道路并不容易。除了考进大学、读研究生的挑战之外，女生还需要应对社会压力。她们面临着重重困难，试图平衡进取心、运动能力与舞蹈中强调的更传统的女性概念（如外表）。

最近一项有关参与体育运动对青春期女生的长期影响的研究发现，“许多参加体育运动的女生会持续地试图将她们的运动能力与定义女性的传统标准相协调，传统标准强调保持苗条的身材，并且坚持对美的严格定义”。在其关于女性诉讼律师的研究中，詹妮弗·皮尔斯发现，成功的女性要么变得“非常有男子气概”，要么变得“非常有爱心”。她描述了这种困境：“男性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会受到称赞，而女性一旦咄咄逼人就会因不好相处而受到指责，善良的女性则被认为‘不够强硬’，无法成为好的诉讼律师。”

无论是进取女孩、“粉红战士”还是优雅女孩，都显然面临着鼓励别人、参与竞争和获得成功的三重束缚，从童年开始，经过青春期，直到成年，她们都被人期待能毫不费力地保持美丽。她们的父母教给她们处理这三重束缚的方式略有不同，这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背景，但所有人都以在竞争激烈的世界里尽可能取得最大的成功为目标，对女儿进行社会化教育。

这些依阶层而不同的性别观念对不平等有着长期的影响，因为来自中产阶级上层家庭的女孩似乎准备得更加充分，由此具备了在获取资质的过程中胜出所需要的技能，这让她们在成年后能从事报酬更高的职业。这意味着我们更需要去思考中产阶级当中的微妙区别，在广泛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中存在差异性，因此我们还必须着重研究上层阶级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化实践。

尽管跟以往任何时候相比，如今的女孩拥有更多的机会，但不同的环境限制并改变了性别角色。这一点在儿童竞争性课外活动中显而易见。性别和阶级均在这些竞争活动中浮现出来，这可能会关系到谁终有一天会坐拥宽敞明亮的独立办公室，而谁又会成为老板的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