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周末：双休日的起源与意义》

[美] 威托斯·黎辛斯基 著

梁永安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工作，是为了得享休闲。”罗素强调，我们不应该对休闲有罪恶感。本书追溯了今天这种“五天工作-两天休息”的工作节奏是怎么来的。七天为一周的时间分隔并非自然形成，而人们对“休息日”的理解，也从“禁止从事任何工作的日子”逐渐演变成举行市集、度假、休闲的日子；又变成消费至上，“从事另一些专业技能比如滑雪、跑步、健身等，比工作日还要累的日子”。

>>内文选读：

休闲的难题（节选）

“休闲”是我们语汇中最被误解的词语。我们常常混用“娱乐”和“休闲”二词——如“娱乐室”“休息与娱乐”“休闲装”“休闲工业”，但二者体现的其实是不同的观念。

娱乐带有一种必要性与目的性。不管是多么怡人的一帖工作对症剂，娱乐都是一种积极的投入，而且抱有特定目的，要让心或身或身心的疲劳消除掉。但这不是说，娱乐是工作的一种结果，也是为了做更多工作的一种准备。

休闲却不同。这种不同正是需要将商业性娱乐区别于个人休闲的原因。休闲不像娱乐，意义不与工作相关联，而是自足的。“休闲”这个词的拉丁词源是licere，意为“被准许的”，这反映出它跟自由有关。但又是哪方面的自由呢？

根据切斯特顿令人愉悦的观点，休闲最主要是一个容许什么都不做的机会。但他所谓的“什么都不做”并不是指“发呆”，而是指一个反省或沉思的机会——一个向内看而非向外看的机会。用伏尔泰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可以照顾自我花园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切斯特顿说这一类的自由是“最珍贵、最抚慰人、最高尚和神圣的”。

在《懒散颂》一文中，罗素把休闲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脉络里。他说：“休闲对文明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过去只为少数人所拥有的休闲，是靠着多数人的劳动而成为可能。他们的劳动是有价值的，这不是因为工作是好的，而是因为休闲是好的。”

周末休闲的形态也因地而异。例如欧洲，北方人周末看的书要比南方人多；德国人和丹麦人最爱在周末玩乐器；英国人最嗜赌；意大利看电影的人最多；除了法国人以外的欧洲人都喜欢打网球。

加拿大人和美国人虽然多有相似，但对休闲的态度却有所分歧。很多调查一贯显示，美国人要比加拿大人更加相信工作伦理（也就是说美国人更相信卖力工作是一种“美德”）。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加拿大人才会更重视个人休闲，而对商业化休闲（如星期日上商场购物）的接受速度也慢上许多。

在工作风格日趋国际化的今天，这种在休闲态度上的国别差异很受瞩目。不管全世界哪个国家，朝九晚五生活的一大特征都是迈向标准化。因为国际竞争和企业的跨国属性，科技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转移几乎是实时的。全世界所有办公室的配备都是相同的：电话、传真机、文字处理器、计算机和复印机。日本人在美国和加拿大盖汽车工厂，美国人在东欧盖工厂，欧洲人则在南美盖工厂。产业界越来越为一些极大和极相似（但数目却越来越少）的企业所主宰。而随着工作形态更加标准化和国际化，我们可以预期休闲形态会更加本国化、地区化和歧异化。

周末是现代西方人的发明，是一个解决古代两难困境的尝试。另一方面，周末的制度又反映出现代人对休闲的态度仍然存在很多未解的矛盾。我们希望有休闲的自由，但又希望休闲是规律性的，一周一次，就像时钟一样规律。周末具有一种让人舒适的重复性，但另一方面，周末休闲活动的选项又常常很有限。当被问到：“你周末都做些什么？”我们一般都是回答：“还不是那些。”语气中掺杂着无奈与释怀。

我们发明了周末，但旧禁忌（周末原本是禁止从事任何工作的禁忌日）的阴霾仍然盘桓在这两天的假期之上，这种紧张进一步被不工作的罪恶感强化，使得我们被一种烦人的思绪滋扰：自由时光应该用于一些比寻欢作乐更高的目的。我们渴望闲暇，与此同时却又害怕闲暇。

我们是为了休闲而工作的吗？还是反过来？因为答案不确定，所以我们决定把它们分开。要形容这种现象，“两种文化”也许是个好词——那是英国小说家兼科学家斯诺从别的脉络里首先提出的。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从工作过渡到休闲一次：从世俗的、共通的、越来越非个人的、需索无度的的工作世界，过渡到内省的、私人的、可驾驭的和抚慰性的休闲世界。周末既是我们的，又不是我们的——是我们得翘首引颈等待一整个星期才能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