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百年的信仰对话》

叶子鹏 王震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选取跨越百年的中国青年的信仰的生成与力量为研究对象，聚焦青春、初心、信仰、奋斗、梦想等话题，以跨越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青年信仰对话的形式来探讨中国青年信仰的生成与力量这一主题，通过比较与连结近代中国青年和当代中国青年这两个分别被寄予“再造中国”和接力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厚望的群体，展现跨越百年的中国青年作为各自时代的弄潮儿，为何、如何选择和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及选择和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又产生了何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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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英雄”的共同特质

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极富主体特质的群体。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样的树叶，也没有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者“培养手册”。回顾一百年前先进青年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程，不难发现，尽管他们在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生活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确立之前都具备了许多共同的特质。

首先，爱国是中国最早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最突出的特质。由爱国到革命，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走过的共同道路。以周恩来为例，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到达顶点，东北尤其成为当时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焦点，这里的民族危机最为深重。1910年，也就是周恩来来到东北的那一年，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国的邻邦朝鲜。东北与朝鲜一江之隔，唇齿相依，朝鲜国破家亡的惨祸更使东北人民触惊心。这一切，都给年少的周恩来带来格外强烈的刺激。他到东北生活后，学校的老师们经常向学生讲述时局的危急和历代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励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周恩来还多次与同学来到当年日俄战争的旧战场，睹沙皇俄国侵略者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的碑石、日本军国主义搭建的炮塔，听当地老人们讲述侵略者血洗村庄的故事。这一切都激发了少年周恩来强烈的爱国思想。在东北生活期间，他时刻关心国事，坚持读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发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言壮语。此后，赴天津读书的周恩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对国情了解的深入，忧国忧民的心情更加炽热。周恩来在回顾自己的青少年成长历程时曾表示，自己和大家一样受过旧教育，后来因为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逐渐觉悟，最终参加了革命。

其次，热爱学习，追求知识。不论是农家出身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还是家境稍好的彭湃、邓中夏、王若飞；不论是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邓小平、赵世炎，还是旅俄留学的刘少奇、瞿秋白，他们在青少年时期都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望。无论是在旧式的私塾还是新式的学堂、大学，他们都想尽办法掌握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可以说，最早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几乎无一不对学习有极大的热情，不管在什么境遇下都尽一切可能学习知识。

1908年，恽代英以甲等第一名的成绩从武昌北路高等小学堂毕业。按照当时清政府关于派遣留学生的规定，武昌北路高等小学堂有资格派员留学。学堂打算举荐13岁的恽代英去美国留学，但恽代英的母亲却以“幼子年少，不宜远行”的理由回绝了留美安排。不仅如此，因父亲从武昌调任鄂西北的老河口盐税局局长，成绩优异的恽代英及众兄弟只得离开武昌，随家迁到没有中学的老河口。

痛失官派赴美留学机会，离开名校云集的武昌，无法继续到学校读书，这些在平常学子看来难以接受的“灾难”实实在在地降临在求知若渴的少年恽代英身上。但恽代英没有因此而中断学业。在老河口生活的四年中，恽代英每日严格按照计划自学中学学业，还坚持跟随父亲好友罗衡甫学习英文，并在他的帮助下购买、阅读了大量国外政治学、哲学、伦理学的名著。这些收获为恽代英在日后顺利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打下了很好的底子。求学期间，他就能在极具社会影响的《新青年》《东方杂志》《妇女时报》《光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义务论》《怀疑论》《新无神论》《文明与道德》等几十篇文章，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段自学经历。

（图源：视觉中国）

此外，关注社会，对劳动人民富有同情心，有很强的正义感、原则性，坚毅勇敢等也都是中国早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共有的特质。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特质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专利，而是任何时代的杰出人物普遍具备的。这表明，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需要人类共有的优秀品质、良好修为作为基础，这些非凡的特质也会反过来促使一个人追求马克思主义。

每一个时代都不缺少天赋异禀、品行高尚的先进青年，但一个先进青年如何能树立起科学的信仰，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现实中，有的青年人把“世俗”误作“成熟”，似乎“个人至上”才是心照不宣的成人准则，崇高的人生追求只是假惺惺的“唱高调”或幼稚的空想；还有的青年人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所谓宏大叙事与我无关”，似乎个人生活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全然无关。这不禁让人反思为何百年前的无数革命青年的付出甚至牺牲是为了国家、民族、大众，唯独不是为了自己，而当代有的青年人却把“个人生活”当作最高信仰？

从本质上讲，信仰是意识形态的一种高级表现形式，具有独立性但也受到经济基础的影响。商品社会中，人们创造的各类劳动产品的价值要通过交换才能得以表现，因此往往带有“拜物教”色彩，以至于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自20世纪之初消费主义思潮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萌生并不断蔓延，“我消费故我在”的价值理念，“娱乐至死”的人生态度，人为物役的消费社会，越来越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常态。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等思潮也不断侵蚀着我国青年的思想观念，产生着悄然而又巨大的消极影响。

实际上，人作为“动物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体，必然要以物质生产和消费为生活的首要前提。人为了生存，“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资料本身”，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但是，人不仅仅是动物，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而非“动物性”，对物的占有和消费对于人固然重要，但并不是人生意义的全部。

马克思主义信仰既具有现实性和普遍性，也具有至上性和超越性，这就意味着这种信仰及表现出的行为，是一些人吹捧热衷的“世俗哲学”“成功学”“腹黑学”无法解释的。一百年前进步的革命青年就有许多这样的特质。保定军校毕业的叶挺拒绝北洋军阀任命的县长委任状，宁愿在家赋闲而不要高官厚禄；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放着伞不打故意淋雨、空着宿舍不睡时不时露宿岳麓山；青年恽代英给自己定下近乎严苛的修身计划，等等。实际上，这些在少数人眼中难以理解，甚至有些格格不入的“奇怪”特质，正是马克思主义者严于律己、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先进性、超越性的重要体现。

当代青年不妨保留一些浪漫主义的趣味和追求，甚至是别人眼中有些“奇怪”的特质。当然，这并不是说青年人应该特立独行，求新求怪，而是说青年人不应“随大流”，盲从所谓的流行时尚，为急于融入周围环境就放弃审视批判、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是要在正确分析和理性判断的基础上坚持自己的追求与准则，守住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