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圣哲》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著

傅佩荣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轴心时代”的提出者、与海德格尔齐名的德国哲学家、“存在哲学”的代表人物雅斯贝尔斯，借助历史学的批评研究法，全方位、多角度地来呈现四大圣哲于历史长河中的真实定位与影响力，令人耳目一新。

雅斯贝尔斯

>>内文选读：

苏格拉底是一位出身平凡的雅典公民，父亲以石匠为业，母亲为助产士。他靠着一点微薄的遗产以及雅典政府的公民津贴，节俭度日，尚可温饱。他在服兵役期间，曾参与伯罗奔尼撒战争，也赶上在提洛与安菲波利斯举行的同盟协商。随后在轮值的政治义务中，他于公元前406年担任议会主席，力主公平对待那些指挥阿金努塞战役（Arginusenschlacht）的将领，而反对暴民处以死刑的要求。此外，他在政治及军事两方面，都不曾刻意寻求任何重要的职位。就一位哲学家的生涯而言，他的妻子克珊西帕没有扮演什么重要角色。

说来很有趣，我们知道苏格拉底的相貌。他是第一位有血有肉站在我们面前的希腊哲学家。根据记载，苏格拉底可谓其貌不扬：他两眼突出，短鼻厚唇，腰围粗巨，蹲在那里活像一个大酒桶。但是他这种粗糙的体格，却也颇耐风寒，能够吃苦。

我们所认识的是中年时期的苏格拉底，至于他青年时期的容貌就不得而知了。在他成长期间，适逢雅典经历过希波战争 ，正迈向富强、繁荣、光辉的坦途。当他年近40时，爆发了为祸甚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他以英勇的表现而逐渐广为人知。有关他的最早记载，是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云》一剧中对他所做的调侃（公元前423 年）。然后他亲眼见证了雅典的没落与失败（公元前405年）。到了70岁时，他被控以“不敬神”的罪名，公然受审，并被判处死刑。公元前 399 年，苏格拉底在狱中饮鸩而死。

苏格拉底之死

思想发展

苏格拉底的思想发展只能从间接资料推知。他熟知安纳撒哥拉（Anaxagoras）与阿奇劳斯（Archelaos）的自然哲学。他眼看着辩士学派（Sophistik）形成气候，他本人也可以得心应手地运用他们的方法，但是这些思潮都无法使他满足。自然哲学对一个人的灵魂毫无帮助；辩士学派实际上也往往把事情弄得问题重重，他们不是在建构一套新学说时出了纰漏，就是在批驳一切旧传统时犯下错误。面对这些时代思潮， 苏格拉底既未提出任何新奇的学说，也不主张任何完备的方法。

终于，时候到了，苏格拉底面临了转折点。当他发现自然哲学对人类的真正问题毫不关心，也觉察出辩士学派在道德方面的堕落倾向时，他还不知道真理究竟是不是确定而独特的。但是他在心中却清楚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意识到自己将承担一项神圣的任务。他像先知一样，肯定自己所受的召唤，但不同于先知的是，他没有任何真理要宣示。他不曾被神拣选以宣告神的旨意。他的使命，只是与众人一起探讨，探讨那众人皆有的、“自我”的真相。他的探讨是毫不容情的，要揭穿一切隐秘。他对自我或一切事物都不预存信念，只是要求思考、质问、测试，然后再使人回归到他的自我。然而，人的自我只能存在于那属于“真”与“善”的知识中，所以一个人若想真正成为自我，就须正视这些思考，并且心无旁骛地追随真理的指引。

对  话

苏格拉底生命中的基本部分，是由一连串的“对话”所构成的。他的谈话对象包括工匠、政治家、艺术家、辩士，甚至娼妓。他像许多雅典人一样，把时间花在街头、市场、体育馆或各种宴饮集会，与每个人都谈话聊天。交谈原是自由的雅典人的生活形态，现在则大异其趣，变成苏格拉底践行哲学思维的方法——他的谈话挑动着、困扰着、压迫着众人内心最深处的灵魂。交谈对于真理本身是必要的，因为真理的性质就是如此：它只有在一人与他人交谈时才会展现。为了辨明真理，苏格拉底需要众人；他也深信众人需要他，尤其是青年需要他。苏格拉底有教无类。

不过，他所谓的教育并不是那种“以先知觉后知”的传授行为，而是使人在相互沟通时返回自身，让真理自动显示出来。因此，他在交谈中帮助年轻人，年轻人也帮助了他。他教他们如何在习以为常的事实中发现破绽，使他们产生困惑，逼着他们一再地去思考、去追究、去探讨，不让他们逃避那随之而来的答案，最后，更使他们深信真理是团结众人的不二法门。苏格拉底辞世之后，柏拉图（前 427—前347）继志述事，并在写作上发展出优美典雅的对话体裁。

苏格拉底对辩士学派的抨击，并不像柏拉图那样全面否定。苏格拉底不集结党派，也不大肆宣传；他不妄意评断，也不建立任何学派或组织。他没有提出任何政治革新的纲领，或任何知识学说的系统。他不在任何公开场合或群众集会上发抒卓见。“我一向与人个别谈话，”他在《申辩篇》如此说，然后以反讽的口吻继续解释，“凡是专务于群众演说的人对自己的生命是缺乏信心的，因此正直之士若想有片刻活于自己，最好还是与人个别交谈。这个论证可以再深一层来看。无论政治的形式是民主的、贵族的或专制的，都无法凭借政治上的手腕来拯救当时虚伪的时代风气。任何改良措施都是空话，除非每一个人能够自我教育，能以内在的觉悟唤醒潜存的真我，能够即知即行、知德合一。只有先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

个人在城邦中固然应该成就功业，但是他的自我也非常重要。一个自主人格所显示的特立独行，一种真知灼见所引发的真正自由，是使人面对崇高神明的最后基础。

生命内涵

若以哲学为某种“理论”，则苏格拉底不是哲学家；若以希腊哲学史为一理论递嬗的历史，苏格拉底亦毫无地位。探讨苏格拉底的意义在于：人必须认清自己的无知，并开始从事思想之旅。他深知理性的证明有其极限，但是在不断质疑之下，这一极限的底基不仅屹立不摇，而且益发显得光彩夺目。

苏格拉底的生命底基就是“敬”。这个“敬”由三大信念组成：第一，他相信真理会显示给那不断质疑的人，只要坦承自己无知，就会获知攸关生命的知识；第二，他信仰雅典诸神以及城邦之神圣性；第三，他深信自己所听到的精灵之声。以下次第申述。

第一，当美诺（Menon）在《柏拉图对话录》中，与苏格拉底讨论“何者为德”时，逐渐被逼入一个死角。美诺说：“早在我认识你以前，别人就曾坦白告诉我，你常自陷于怀疑而且使人陷于怀疑。如今你的作为就像以魔法困我，使我陷于迷离恍惚而束手无策。容我开个玩笑……你就像一只遨游海中扁平有电的黄貂鱼，谁碰上了都要触电……但是在雅典以外的城邦你若依旧我行我素的话，就难免不被视为魔术家而遭到逮捕的下场。”苏格拉底也毫不示弱，回答说：“假使黄貂鱼是因为自己麻痹才使得别人麻痹，那么这个比拟颇为恰当。我并不是自己知道了答案，故意使别人晕眩困惑。事实上，我使别人感觉的困惑，也正是我自己所深感的困惑。”在相同的情况下，泰阿泰德也连称大惑不解，而苏格拉底回答他说：“这正是哲学之始。”

觉悟生自困惑。《美诺篇》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某僮仆起初自信知道一个数学问题的答案；接着他陷入困境，发现自己的无知；经过一再追究，最后才获知正确的解答。由此观之，真理在对话中呈显出来。对话的双方虽未察觉，绕圈而行，但真理却已存在，而且引导着双方。

苏格拉底希望大家都开始探索，并且对于自己的探索要有发现答案的信心。他在《泰阿泰德篇》以助产士接生来比喻这种做法。泰阿泰德不知道答案，也认为自己无法找到答案，他说，“但是我又无法摆脱这种探索的欲望”。苏格拉底说：“这是分娩之前的阵痛，你即将生出胎儿。”然后继续描述他与年轻人谈话的方式。他像助产士一样，能够确知对方是否怀孕；他的方法能够造成痛苦，也能平息痛苦；他也知道如何分辨真伪分娩。他承认自己毫无智慧，而那些控告他发问不休的人也没有错，因为“神命令我做接生的助产士，而不许我自己去分娩”。与他交谈的人，最初的感觉只是更无知，但那是由于他们摆脱了以前的假知识。进而，“神若大发慈悲，他们就会突飞猛进……他们显然不曾由我这里学到任何东西……神与我只是帮助他们分娩而已”。

苏格拉底并不传授智慧，而是使别人去发现智慧，别人自以为有知，苏格拉底却使他觉悟自己的无知，然后引导他在自身中发现真知。在不可思议的深度中，他把过去已经知道而不曾察觉的知识重新组合起来。因此，每一个人都必须在自身中发现知识：知识并不是一种可以层层转售的商品， 它只能得自觉悟。当它展现时，就像一个人回忆起早就认识的事物一样。因此，在探讨哲学时，无知并不碍事。辩士学派的说辞是：我只能探讨那已知之事；我若已知，则无须探讨；我若未知，亦无从探讨。苏格拉底却以为：从事哲学思维是要探讨我已知之事——但那是潜意识的已知，藏在模糊而古老的记忆中，现在我则要在当前的清明意识下去认识它。

苏格拉底的质疑、驳斥、检视都基于一项信念，就是：一个人只要坦诚思索，加上神的助佑，就必能寻获真理。不过，这种思索不是考究字义的死功夫，而是出自最深根源的慎思明辨。这是苏格拉底的第一信念。

第二，苏格拉底信仰传统的神祇；他向诸神献祭，遵从德尔斐神殿所昭示的旨意，并参与宗教庆典。这种宗教训谕希腊人不该做与不该求之事，并且赋予一切的希望与思索以意义；但是许多辩士却淡漠视之或不屑一顾。

当然，人们也可以怀着虔敬之心，遵守教规，并在其中寻获一切事物之根源。苏格拉底正是如此。他凭借着伟大自觉的“纯真”，生活在一具备自明真理的传统中；这种“纯真”的基础在于历史，并且从存有深处不期然地涌现出来。当一个人的智慧还无法抉择时，最好信从祖先的宗教，遵循城邦的法律。

苏格拉底的一生与他父母之邦、与梭伦所立的城邦、与历次希波战争、与伯里克利都有密切的关系。他所在的城邦是合法建成的，年代悠远而迭经充扩，其立国基础完全在于法律。因此，苏格拉底对法律忠心耿耿。在阿金努塞战役之后的大审中，他拒绝以投票来表决参战将领的功过，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那是一种非法的程序。他拒绝逃狱，也是不愿违背法律——即使那可能成为不义的圈套。他的态度始终坚定不移。三十僭主时期他被禁止街头教学，民主式的议会又判处他死刑。苏格拉底无党无派，但他对于雅典城邦政治的历史形式所塑成的法律观念却始终信守不渝。他与人个别交谈，以自己的责任为绝对的责任，更以批判的态度检视一切；他这种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像阿尔基比亚德（Alkibiades）那样，把城邦视为个人野心的工具，更不会以武力来对抗他的父母之邦。他也不愿意成为无根的世界公民。他从未想到要去国离乡，像埃斯库罗斯迁居到西西里、欧里庇得斯迁居到马其顿，或像一些年老失意的人抱怨城邦亏待了他们。毫无疑问，他知道自己的存在与雅典密不可分。根据柏拉图《申辩篇》所载，苏格拉底被判有罪之后必须在放逐与死刑之间做一抉择，他选择了死刑：“以我这个年纪还要远离家乡，到处迁徙以终余生，那是什么样的生活啊！”在《克里托篇》里，苏格拉底设想法律对他的质询，字里行间清楚显示了他自己对法律的态度：是法律使他诞生在一个合法组成的家庭，使他成为雅典公民，也使他被父亲抚养长大。他以拒绝离开雅典来证明他对法律的支持，宁可死亡也不愿被放逐。他并不妄自尊大要与法律平等，而是承认自己有服从法律的义务。他必须遵从法官的判决，就像一个公民必须遵从城邦征兵作战的命令。他无权对父母恶言相向，也无权对城邦动手还击——纵使他深信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苏格拉底与辩士的相异之处即在于此。他的质疑无情而凌厉，使他表面看起来像是辩士学派的一员；而事实上，他从未背离自己的历史根基，反而诚心接受城邦的法律，并且深入探索其意义。“我必须先肯定自己的立足点、自己的源起，这些是我不可须臾或离的。一旦舍弃了它们，我将堕入虚无。”

苏格拉底具有令人难忘的特色：他的批评虽然彻底，但他从不吝于承认一个绝对的权威，就是所谓的真、善或理性。对他而言，这个权威代表一种绝对的责任。对谁负责任呢？ 他并不知道，但他多次谈及诸神。无论那实际上是什么，那是他所确定的基点，是他在迁化不已的世界中所紧紧掌握住的。

但是，当灾难临头，当他受到不义的迫害、被自己的城邦处死时，他所坚持的原则是宁愿受苦也不违背正义。苏格拉底从未有过反叛城邦、敌对世界与违抗诸神的念头。他从来不像神需要判决善恶一样，去辨明罪恶的根源。他从容就义，既不反抗也无怨怼。他不因质问神明的正义而感觉失望， 也不对这个问题做任何令人宽慰的解答，而是镇静如恒地相信一个自明的正义。不论命运之神在世上如何分配利益，真正重要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秉持真理之道而活，这真理之道可在思想中阐明。凡是希望对于神、不朽及万物的终局，要求一种保证、一种确知或一种信条的人，都无法从苏格拉底处获得答案。人生的基本要义，就是勇敢地活下去，有如确知“善”存在一般。无知之知一再引导我回到基点——在那儿，我就是我自己，因为我辨明了真的即是善的；在那儿我是否秉持真理而活，完全在于我自己的决定。

第三，至于在具体的个别情况中应该怎么做，苏格拉底认为不能一概由理性来决定。有时人需要神明的帮助，这帮助是指一种限制，超过这限制之外，人只能奉命行事。苏格拉底谈到他自幼年起就不断有精灵在重要的时刻对他说话。这种声音“总是禁止我而不是指令我，去做我正要做的事”。譬如说，这种声音在他每次要从政时，都明说不准。至于那些离开他的学生想要与他恢复师生关系时，精灵则有的默许， 有的不准。当他受审时，这声音却完全沉寂，使他既觉奇怪又觉坦然。“我向来都有精灵之声，无论对任何小事，只要是不该做的，它都会出而谏阻；如今摆在眼前的，是世人所公认最大的恶（判处死刑）忽然加于我身。今晨离家、来此法庭、发言陈述，精灵皆未有所禁阻……往常我若趋恶而背善，精灵必出而示警。”（《申辩篇》）他又说：“在我之前， 我很怀疑还有别人也受到这种警戒之声的眷顾。”（《国家篇》）

这声音并不带来知识，也不指示确定的行动，它只是说“不准”。它禁止苏格拉底去说或去做任何可能产生罪恶后果的事情。苏格拉底则奉命唯谨，亦不设法去了解那些禁令的意义。它不是某种客观存在而无法交往的权威；它仅仅适用于苏格拉底本人的行为，而不适用于别人的行为；苏格拉底也不能呼求它来做任何判决，而只能被动地接受它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