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中午，杨福家先生的学生陈建新教授发笔者一条微信，报告杨福家先生谢世了。闻此噩耗甚惊甚悲。怎么可能？他不是一直不停地在思考么？上周，我还发他一篇用于即将出版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述情怀》的文稿——《中国，是我心中的世界开始的地方》，请他审定并确认呢！

与杨福家先生认识已20多年了。第一次交往是1994年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书稿催文之事，与他电话和书信联系了好多次，但直至1996年该书出版后都没能见过面。但审读了他的自述，知道了他的大致情况。杨福家先生是宁波镇海区骆驼镇团桥人。其祖上是三北人，与笔者同乡。杨家在范市镇杨范村（今慈溪市龙山镇），据记载是200年前迁移到镇海的。其祖父杨志甫先生辞别明山甬水到上海经商，从学徒做起，一直升到方氏家族经营的方萃和糖行的经理，挣下一份可观的家业，在上海站稳了脚跟，1932年在上海谢世。杨福家父亲杨善卿继承父业，也从学徒做起直升到糖行经理。杨福家有兄弟姊妹八人，他是老八，三哥杨福愉是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是中国生物膜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杨家很重视教育，子女教育得也很成功，在那个年代竟培养了三位优秀的大学生，而且他们兄弟姊妹均养成吃苦耐劳又聪颖高雅的气质。最令人吃惊的是，在1991年，杨家老五杨福愉与老八杨福家同年被评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前者是生物学部，后者是数理学部。“一门双院士”成了中国学术界的佳话。

第一次与杨先生见面是在2000年年底上海市科协的一次座谈会上。那天的圆桌会议每一位与会者桌前都放了席位卡。在我刚坐落时，就有一位老先生拍拍我的背，带着很浓的宁波口音的上海话问道：“侬就是方鸿辉总编？”我立即起身，眼前这位风度翩翩的学者不就是从未谋面的复旦校长杨福家院士么？（因为在《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中每位院士都配了照片）立即起身与他握手，“是啊，方鸿辉编辑，但不是总编，您是杨校长吧？”他拍拍我的肩膀：“侬尽出好书，啥辰光也帮我出一本？”“当然可以咯，愿意效劳！”

那天晚饭后，遵照老习惯打开电脑，欲将当天的邮件全处理好。邮箱中最后一封邮件竟然是杨先生发来的，他做事挺认真，说到做到、雷厉风行，实在是一位务实的人。邮件是一份关于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的选题报告，没有半句客套话。该选题完全符合我眼下正在组稿的科学人文读本——“科苑撷英”丛书的方向，并且第一批的张香桐院士及王梓坤院士已答应赐稿了，眼下又有杨福家先生的美文，岂不是天赐良稿？我当即函复同意接受。这就是2001年8月由我社出版的《博学笃志——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一书。

由于当时，“知识经济”是一个刚刚引起的热门话题，“高等教育”也是学界很关照的话题，杨福家的书稿出版后固然引起较大的轰动效应。记得中科院院士工作局的何仁甫先生当年在组建深圳院士联络站，还曾让我出面去邀请杨福家先生到深圳为全市科技干部作一次关于“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的讲座，并订购了600多本书呢。

作为责任编辑，我应《世纪书窗》之约，也为该书撰写了书介书评——《中国是我心中世界开始的地方》，并刊于第6期上。该文被2001年第11期《群言》杂志转载。不久，杨福家先生当年的秘书陈弘先生告诉我，2002年第2期的《新华文摘》已全文转摘了《群言》的文稿。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有关杨福家先生的故事。接下来，讲一个关于我国遗传学泰斗谈家桢院士（也是慈溪人，基因这一辞语的提出人与译者）对杨福家评价的故事。

自1999年起，笔者受邀担任《上海画报》“名人自述”专栏特邀编辑，每月介绍一位中科院或工程院的院士，向国内外广大读者展示这些年上海能突飞猛进，其背后是有坚实的人才作基础的。

2001年2月初的一天，为原本4月号《上海画报·名人自述》打算刊载的谈家桢院士文稿的确认事，遵谈老所嘱，须将编辑后的初稿送嘉定安亭镇谈老的寓所，由老先生当场审定确认。由于去时匆匆，误将当天早晨杨福家先生刚发来的传真件置于让谈先生确认的稿子后面。当我将稿子交给谈先生审读后，便坐下与师母聊天。谈先生审完自己的文稿看到后面的传真件后，竟突然从沙发上站起，用一口宁波话，勃然大怒：“杨福家实实在在是块好料，摆着人才，中国人不用，倒被外国人用去了！像话吗？”我们见状，立即请谈老息怒。这其实并不是谈先生的心胸狭隘，而是他惜才如命啊！

事实证明，谈先生的眼光和判断是很正确的——“杨福家实实在在是块好料”。离开复旦后，杨福家先生作为第一位在籍中国人担起了英国著名的诺丁汉大学校长之职，而且因为干得出色，连任四届，从2001年至2012，足足当了12年诺丁汉大学的校长。

同时期，杨福家先生兼任着中国科协副主席、受聘任国务院参事特约研究员（2010）以及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2 年至今）；还担任国际大学校长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并发起成立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并被选为创会会长；2001年还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知名度成为设在美国的“防核恐怖倡议”（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简称“NTI”）董事会成员，成了18位国际成员中唯一的中国人……这一系列国内外要职，令杨福家活跃在国内外社会活动的舞台上，充分展现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聪明睿智，也使他有机缘近百次跨出国门，足迹几乎踏遍了世界一流的科研院所，访学、交流、取经。杨先生怀揣拳拳报国之心，耳濡目染，眼界更开阔，思考更深刻。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块好料”还亲力亲为地开垦了一块试验田——创办了宁波诺丁汉大学，看似在实践“博雅教育”，却意在成功实践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教育国际化。

这些年来，只要有机会，杨福家就会把自己对国际教育比较研究的思想和理论不辞辛劳地奔走传播，多年来已著作等身，名声大振。他的思想和举止犹如希腊神话中最具智慧的神明之一的普罗米修斯，窃取了“天火”，将其带给人类，温暖了人，照亮了人，使人成为万物之灵。

在编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及《博学笃志——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后，笔者又陆续编辑出版了《科学的道路》《科学梦与成才路》《科学人生——院士的故事》《院士怎样读书与做学问》等书籍，其中也都收入了杨福家先生的著述或访并片段。尤其是在担任《上海画报?名人自述》专栏特邀编辑时，率先报道了杨先生将出任英国诺丁汉大学首位中国籍校长的消息……应该说，对杨先生交往更多了，了解更深入了；也体会了复旦大学王迅院士（王选院士的哥哥）对笔者所说的：谁要是在复旦求学多年而没能听过杨福家的演讲，那是最大的遗憾！

杨福家先生是一位很务实的科学家与教育家，一贯注重播扬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先进的人文与教育理念。曾先后受笔者之邀，到不少高校和中学、上海科普作协，甚至远赴深圳等地作精彩的科普和人文报告，还曾受邀担任第五版和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的编委，2005年还曾出席过上海各所中学用的《科学》教材的专家研讨会……可见，杨福家先生确实是一贯热忱支持科学与人文传播工作并作出实效的。与杨福家先生二十多年的交往，尤其是研读了他赠予笔者的一系列已出版的和未正式出版的讲稿和文章，深深地为他胸中一直涌动着的“中国是我心中的世界开始的地方”而感动，也深深钦佩他时时处处都是以“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来指导并检视自己的思考与行为。

很值得回忆的是，2016年，笔者曾选编了一部杨福家的文集——《博学笃志 切问近思——杨福家院士的科学与人文思考》。本意在于集萃，企望广大自然科学工作者、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管理工作者以及广大学子能花较少的时间，享用杨福家先生的系列思考的成果。这无疑是一笔极有意义的文化积累的财富，也会对当下的创新和成才有所启示。在编簒工作完成时，恰逢杨福家先生八十华诞的来临。记得那年5月，杨福家要去北京开会，他是很想将此书带到会议上，赠送给各位朋友的。当笔者将杨先生这个愿望告知正在印刷装订的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务有限公司的师傅们时，各位第一线劳作的师傅们都很理解，并连夜赶着装订了10本样书，第二天直接送达虹桥机场候机室，这给杨福家带去极大的惊喜。翻看着这本大红丝绸封面的精装本、全彩色精印的文集，他立即拨通笔者的电话，告知新著收获的喜悦和感谢。应该说，这部《博学笃志 切问近思——杨福家院士的科学与人文思考》也确实成了杨福家八十大寿的一份小小的贺礼。

至今想来，深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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