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意义的工作》

[美] 大卫·格雷伯 著

吕宇珺 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凯恩斯曾在20世纪30年代预言：到20世纪末，科技水平将足够进步，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会缩短至15小时。但如今，人们在工作上花费了更多时间。

你的工作对世界做出贡献了吗？2013年，大卫·格雷伯在《谈谈“狗屁工作”现象》一文中提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在几周内收获了超过百万次的阅读点击，并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直到现在，它仍然是人们深切关注的议题。是谁在创造这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它是如何降低效率，阻碍个人价值的实现，加剧不公平的？在这本书中，作者以犀利的笔触，将自己的观察、研究与反思悉数呈现，剖析了困扰世人的当代社会病灶。

>>内文选读

“假模假样工作”发展史：“花钱买他人时间”概念的兴起

我们有必要仔细审视一下。因为一个人的时间可以被另一个人买走这个想法事实上相当诡异。纵观历史，大部分人类社会都没有想到过这样的情况。正如伟大的古典主义者摩西·芬利指出的，如果古希腊人或古罗马人看到一个制陶工人，他们能够想到的可能性是花钱购买制陶工人的陶器，他们也能想到直接把制陶工人买回家（在当时，买奴隶回家是很日常的操作）。但如果你告诉这个古希腊人或古罗马人，他们还可以购买制陶工人的时间，那他们一定会很困惑。正如芬利所说，购买他人时间这个概念起码需要经历两次观念跳跃才能理解，这对当时最为老练的古罗马法学家而言都是很难理解的：首先，要把制陶工人工作的能力，即他的“劳动力”，同制陶工人本身分离开来；其次，要想办法把劳动力倒进统一的“时间容器”中（时间容器可能装的是小时，可能是天数，也可能是单位轮班时间），以供人们用现金购买。对普通的雅典人或者罗马人而言，这样的概念可能显得很奇怪、有异国情调，甚至很神秘。怎么可以购买时间呢？时间是抽象概念啊！他们最多能够理解的方式是以租的方式，把制陶工人带回家，做特定一段时间的奴隶，比如一天。在这段时间中，制陶工人跟其他奴隶一样，必须按照主人的要求做事。但他们是找不到愿意接受这种安排的制陶工人的。因为成为奴隶，就意味着丧失个人的自由意志，成为他人的工具，哪怕只是一段有限的时间，这也是一个人可能经历的最为耻辱的事情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古代“拿工资干活”的案例中，绝大部分发生在原本就是奴隶的那些人身上，比如，制陶奴隶跟他的奴隶主商定，去专门的制陶厂干活，拿回来工资后，一半分给主人，一半自己留着。偶尔也会有奴隶承接自由的合同工作，比如在码头做搬运工。自由的男人和女人是不会接受合同工作的。这样的模式直到相当近代后才有所改变。虽然在中世纪已经出现了“拿工资干活”的模式，但仅限于威尼斯、马六甲、桑给巴尔等商贸港口城市，而且在那里干活的劳工几乎都是被迫的。

那人类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的？为何民主国家的自由公民会觉得把自己出租出去、拿工资干活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为何老板发现员工拿着“老板的时间”做其他事情会暴跳如雷？

首先，人类理解时间的方式有了变化。很长时间以来，人类通过观测天空，观测那些有着确切可预测规律的天体事件，了解和熟悉了绝对时间或恒星时（sidereal time）的概念。然而天空往往被视作完美的理想世界。牧师和僧侣或许会根据天体时间来安排组织自己的生活，但是地球上的生活往往要混乱许多。天空之下，并没有什么可以遵循的绝对时间衡量方式。举个明显的例子：如果从黎明到黄昏有12个小时，那么在不知道具体季节的情况下，说一个地方有3个小时的路程是没什么意义的。因为冬季的白天只有夏季白天的一半长。我在马达加斯加的时候，发现当地村民（他们基本用不着时钟）依然用从前的方式来描述距离，他们会说去某村需要煮两锅饭的时间。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会说某事情需要花费“念三遍主祷文”那么久的时间，或者需要“煮两次鸡蛋”的时间。这种情况极其普遍。在没有时钟的地方，人们用行为来测量时间，而不是用时间去测量行为。关于这个主题，人类学家E.E.埃文斯-普里查德有一个经典的说法，这是他在谈论努尔人（the Nuer，东非一个游牧民族）时说的一段话：

努尔人没有表示“时间”的词语，因此他们没办法像我们那样认为时间可以流逝，可以浪费，可以节省，不会像谈论某件实物那样谈论时间。我觉得他们没有经历过跟时间赛跑的感觉，也不需要给每件事配上一段抽象的时间。因为他们生活的参照系就是活动本身，这些活动的节奏往往也比较舒缓。事情一件一件做，安排合理，没有抽象的时间系统掌控他们。生活中，他们没有需要严格遵循的独立参照系。幸运的努尔人！

（图源：视觉中国）

时间并不是衡量工作的坐标，因为工作本身就是坐标。

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在1967年就现代时间观的起源问题写过一篇名为《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的杰出文章。汤普森表示，道德和技术同时发生了变化，两者相互促进。14世纪，大部分欧洲城镇已经拥有了钟楼（通常是由当地商人协会提议和出资建造的），后来开始在办公桌上摆放头盖骨来提醒自己“凡人皆有一死”的也正是这帮商人。他们通过这个方式来提醒自己要珍惜时间，因为时钟每敲响一次，就意味着他们离死亡更进一步。时钟乃至后来的怀表走入家家户户则花费了很长时间，而且很大程度上与18世纪末期开始的工业革命同期发生。但是一经普及，由时钟带来的理念就一并在中产阶级家庭扩散开来。恒星时，这个由天体决定的绝对时间，就这么进入了尘世，并开始控制管理人类的日常事务，哪怕是最私人的小事。然而时间既是确定的坐标，也是一种资产。时钟鼓励所有人都以中世纪商人的方式去看待时间：时间成了一份有限的资产，需要像对待金钱那样细细规划预算，小心支配。此外，新技术使所有人的时间都可以按照统一的单位进行切割，可以用钱购买，也可以卖掉换钱。

当时间可以换钱之后，我们开始使用“花费”这个词来搭配它，而不仅仅使用“流逝”。同时，我们还拥有了“浪费时间”“打发时间”“节约时间”“延误时间”“与时间赛跑”等说法。清教、卫理公会、福音派新教的布道者很快就开始教导信徒要“精打细算着使用时间”。布道者提出，对时间的合理规划和使用正是道德的本质。工厂开始使用时钟；工人上下班开始需要打卡；教导穷人家庭的孩子遵守纪律和养成时间观念的慈善公益学校，开始让位于公立学校系统。在公立学校系统中，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学生齐聚一堂，听着钟声起床，听着钟声上下课。每一小时，钟声都会响起，然后学生开始从这个教室挪到那个教室。学校里的这种安排自觉地为孩子将来能够适应工厂工作的节奏做好了准备。

现代工作纪律和资本主义监督手段也有它们自己的奇怪发展历史。这些最初产生于商船和殖民地大庄园的控制手段，被延伸到了欧洲各国国内的穷苦劳工身上。不管是工作纪律还是资本主义监督手段，正是这个全新的时间观念使得一切成为可能。在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全新的时间观不仅仅是技术变革，同时还是道德变革。对此，人们常常将之归结于清教徒的习俗和教义。当然，清教徒的习俗和教义肯定与这些变革脱不了关系，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加尔文派禁欲主义中较为激进的分支，正是这种全新时间观的极致体现。这种全新的时间观，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席卷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中产阶级群体，重塑了他们对时间的感悟。因此，18—19世纪，从英国开始，旧有的那种松散随意的、忙闲交替的工作方式越来越被视作一个社会问题。中产阶级开始觉得，穷人之所以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够自律，没有时间观念，他们对待时间非常随性，不计后果，就跟他们对待金钱一样，动不动就把钱输光了。

与此同时，工人也开始采用同样的说法来对抗他们面临的糟糕处境。早期的工厂很多都不允许工人自带钟表，因为老板经常会在工厂的钟表上做手脚。不过很快，工人开始和老板就时薪展开争论，要求合同里写清楚工作时长，要求加班费，要求加班时拿到1.5倍的费用，要求每天只工作12小时，直至要求8小时工作制。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求“自由时间”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正是这个行为，潜移默化地加强了一个观念，那就是，当工人“开始进入上班时间”，他的时间就确确实实属于老板了，老板“买”下了他的上班时间。这些工人的曾祖父母辈若是知道以后会出现这样的观念，肯定会暴跳如雷。在祖先眼中，或者说在人类历史上曾生活过的大部分人眼中，这种说法都是完全无法接受、荒谬离谱的。

>>作者简介

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先后任耶鲁大学副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师承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出版有《债：5000年债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