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苏州路的上海总商会大楼，曾经是上海总商会商议要务的场所，见证了上海民族资本的兴衰。其长达五年的修缮被建筑师详尽地加以记录，通过图像和文字，修缮行为得以成为一种媒介，使得普通人有机会理解修复过程的繁复，修缮的理念从冷门的专业知识变为供大众分享的信息。

总商会大楼的修缮一方面呈现了近年来对于历史建筑修缮的新思考，另一方面，位于苏州河中段的这座优秀历史建筑重新揭开历史帷幕，也开启了苏河湾地区的复兴之路。

耗资12万两白银，曾是全国商家云集之地

上海总商会的前身是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于1902年由商约大臣盛宣怀成立，坐落于原天后宫和清政府外交官邸的旧址上。寻得原清朝出使大臣行辕所在，临近天后宫的一块地皮，以为总商会兴建办公、集会大楼，任命通和洋行为其设计师。通和洋行是开埠以后沪上最早的设计单位之一，代表作有大北电报公司大楼、永年人寿保险公司、东方汇理银行大楼等。

从总商会历年改组中由传统封建组织到民主制度的变化就能发现，文艺复兴古典风格的选择绝非偶然，表达了民族资本彼时试图以接轨西方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商会成立之初由于准备仓促，只形成了简要的商务章程，两年后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1911年，上海军政府将该地划归上海商会，最终成为上海商会，又称中华总商会。1912年，上海总商会正式成立，此时已完全形成了由总理、协理和董事组成的民主制度，由上海商务会所和上海商务总汇合并而成；大楼建设于1913-1916年，耗资12万两白银，为当时中国首创，成为全国商家云集之地。商会会员主要来自银行业、航运、房地产、纺织、棉花、保险、蚕丝、茶叶、面粉、进出口、五金等行业。到1920年代中期，共有500多名会员，他们共同资助了救灾和战后工作，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商业法，并推广了“中国制造”的产品。1929年，上海总商会被当时政府解散。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座建筑被不同机构和企业所使用。此地块最终于2011年被地产开发商华侨城购买，计划用于建设商业住宅、酒店和办公楼，并引入宝格丽品牌。此外，上海总商会大楼被纳入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于2012-2017年期间进行了二次修缮，并再次向公众开放。

设计突显商会这一机构注重实用和讲究气派的双重特性

上海总商会大楼共三层，其主体结构为砖木结构。

建筑南立面为其主立面，主入口抬高地面12英尺，以东西向大台阶为标志，立面横向分为三段，半地下一层，地上两层。竖向具有新古典主义建筑的特点，分为五段，主入口占据三跨，东西尽端各占据两跨，均以三角形山花收束，中间两段各三跨，以宝瓶栏杆收束。五段以贯通两层的壁柱相隔，壁柱之间有横向带饰与跨中窗棂饰相连，窗楣为间隔的半圆形和三角形山花，这些都是文艺复兴建筑的特点。整个立面使用人造石和清水红砖为材料，基座为苏州花岗岩砌筑，是上海开埠后外廊式红砖建筑向花岗岩古典建筑转型的例证。

建筑内部平面布局根据实际使用功能所布置，并未遵循古典形制。一层由一个L型的服务空间（包括门厅两旁的更衣室，以及东侧的8间委员办公室）和82*60英尺的长方形议事大厅组成，但议事大厅和办公室加起来的面宽却小于正立面，使得整个建筑在西侧体量后退。议事大厅通高两层，上方是一个跨度60英尺的拱形钢构屋顶，在两侧和后方同样由钢构的牛腿支撑着楼座，可容纳800余人。总商会大楼的设计同时突显了商会这一机构注重实用和讲究气派的双重特性。

总商会门楼位于场地南侧，连接起北面上海总商会大楼和南面苏州河，彷佛一个时光大门记录了苏州河沿岸的历史变迁，以及历史建筑中人物的峥嵘岁月。门楼最初设计的原型是罗马的梯铎凯旋门，始建于1920年，主要南立面为水刷石墙面，有四根罗马装饰柱，中间廊道设置了圆形拱门，采用中轴对称，两侧各开一扇圆窗，山墙上写有“上海总商会”的字样，顶端设置了时钟。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总商会大楼先后由上海联合灯泡厂、电子管三厂及电子元件研究所等单位使用，其间，周边的辅助用房遭到了拆除，原先的红砖围墙为混凝土覆盖，主体建筑加建了一层。其使用功能被多次改变，并闲置多年后，建筑外立面和内部结构已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使得整体建筑破败，南侧不远处的门楼附近杂草丛生，周边环境风貌不存。但是，总商会大楼和门楼的总体形态和部分立面装饰保存尚可，又鉴于其历史悠久，社会价值凸显，以及独具特色的建筑形式，因此，科学合理的修缮对恢复其历史建筑风貌具有重要意义。

历时五年修缮，最重要的一步是山墙及坡屋面的复原

2012年，荒废多年的总商会大楼启动修缮工程，由上海都市再生事业有限公司实施。保护范围划定为原先总商会大楼所在的地块，包括总商会大楼、门楼以及两段围墙。

总商会大楼修缮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山墙及坡屋面的复原：将加建的楼层拆除，按照历史样式、坡度、高度、屋面瓦尺寸及色彩恢复原有的山墙和坡屋顶。对于原先建筑檐口线以上山墙部分的复原，难点在于山墙高度的确定和山墙宽度的矫正。前者以透视法求得，将老照片中山墙面看作与檐口下部主立面在一个面上，通过丈量主立面的高度来推算山墙面的高度；后者则通过仔细比较老照片中山墙面与下方主立面的宽度进行推测，得出约有半匹砖的差值。坡屋面形式及屋面高度复原也采用老照片比对和3D建模校核的方式进行，尽量恢复建筑的历史原貌。

建筑的外立面修缮也是此次修缮工程的重点，修缮单位对建筑红砖清水墙进行现状评估和病理分析，发现外墙的损坏主要是由受潮和风化产生的泛碱、裂缝，以及物理破损构成，根据不同受损程度，专业人员对外墙采用了多项修缮技术，对外立面的红砖进行了砖面修补、表面增强、勾缝修补、泛碱处理、拼色处理、憎水处理等多个专项工艺的研究和实验，保留了原来的建筑特色。

除了对建筑外立面的修缮，修缮团队也对室内空间进行了修缮，例如大楼梯的木质栏杆和地板，以及对公共区域地面的马赛克拼花进行了人工铺设。原来的议事大厅也进行了维护和翻新，成为了新的宴会场所，可以用于承办宴会、婚礼和大型会议等活动。

门楼采用了修旧如旧的修缮理念，基于建筑价值评估和保留历史痕迹的原则上，对门楼的风貌恢复进行了减法修缮，保留了大部分原始设计中的建筑形式，尤其对主要外立面的特征进行了完整的保留，极大程度地维持了带有历史痕迹的原立面材质，同时对门楼在后期使用中加建的部分进行了拆除以尊重设计之初的本意。进入门楼的拱门是一条约为20米长的室内拱廊空间，拱廊的墙面有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历史记忆，包括工业发展时期被不同材质粉刷的痕迹，彷佛一条时空隧道，修缮都保留了其原有特征，对建筑采取了原真性的保护。杂草丛生的门楼四周则被重新设计成为了一条优美的绿荫小道，连接至总商会大楼前面的现代景观花园。

完整的修缮日记为下一次大修留下珍贵的文献依据

上海总商会大楼的修缮采用了相对传统的社会资本开发模式，通过许诺社会资本进行较高回报率的商业开发（宝格丽酒店的建设），实现了对总商会大楼活化利用的效果。修缮后的上海总商会大楼如今作为宝格丽酒店的宝丽轩中餐厅，一层为威士忌酒吧，二层是面积约为500平米的宝格丽宴会厅和酒店员工办公室，三层为高级粤菜餐厅宝丽轩和私人包间。宝丽轩餐厅于2020年获得米其林餐厅一星。

除了上海总商会大楼之外，宝格丽酒店还包括一幢48层的现代酒店塔楼和一座怡人的景观花园。整个地块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并无明显边界，门楼作为宝格丽酒店临河滨界面的主要人行入口，连接起北侧现代花园和南侧苏州河公共空间，形成一条连续、向内延伸的绿色索引将人群引入至上海总商会大楼。苏州河河南中路桥头区域由此打开，既与桥东侧建于1936年的河滨大楼相呼应，又与后方天潼路地铁站周边商业广场的建设加以联动。

难能可贵的是，与以往修缮项目不同，负责总商会修缮工程的建筑师将长达五年的修缮过程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下来：施工队何时介入、木地板、水刷石、水磨石、马赛克、石膏吊顶等不同材料如何修缮、何时何地又在修缮过程中挖掘出原建筑的老构件、效果不理想返工等事件和技术性操作。

从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修缮单位遵循着原件原样修复为原则进行修缮，通过图像和文字记录使修缮步骤、技术难点、改造特色清晰地传递给普罗大众，使冷门的专业知识变得更为平易近人，方便了历史建筑保护理念的传播。同时，将修缮理念建立在充分恢复其建筑原始风貌的基础上，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复原，用新的修缮技术延续了原建筑特色，做到了材质、颜色、形式的完全如旧。这样的修缮理念和完整的修缮记录为之后总商会大楼的保护和后续维护作出了铺垫，下一轮大修时即可知道上一轮作出了哪些改动，有利于今后的建筑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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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状建筑的开发与线性滨水公共空间的贯通

上海开埠以后，大批洋行纷纷抢滩黄浦江，至1930年代，江边已发展为洋行总部办公、营业的场所，而将库房建设在土地尚未完全开发、地价较为低廉同时水运交通便捷的苏州河两岸。民营资本作为后起之秀，也多在苏州河设立工厂、仓库，方便通过江苏、浙江运往其他内陆地区。其时，苏州河两岸旗帜招招，一片蓬勃。

新中国成立后，苏州河工业带依旧作为重要的国民经济支柱进行生产。然而，随着1990年代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两岸的工厂逐渐关停并转迁往他处，这一地区的后续发展无力，加上滨水腹地多为旧式里弄等品质较差的居住区，衰败之迹愈显。

近年来，上海开始调整发展策略，使城市重心重回“一江一河”，并致力于通过打开河岸，重塑滨水岸线的生活场景，调整城市进一步发展策略。位于静安区的苏州河段长6.3公里，已于2020年底实现了滨河岸线的贯通。其中，上海总商会大楼、四行仓库、福新面粉厂和划船俱乐部等历史建筑成为城市中重要的特色节点。特别是位于苏州河北岸中段的上海总商会大楼，与黄浦江紧连，同时靠近外滩建筑群和外白渡桥等众多优秀历史建筑，成为了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贯通提升工程的重要节点之一。通过对点状建筑的开发，线性滨水公共空间的贯通，面域历史风貌区的恢复，均以“针灸式”作用于城市结构要点中，以激活城市社区活力，稳步实现城市的整体有机更新。

上海总商会大楼和门楼的修缮正是处于这一背景下，这两座建筑是中国工商业发展的成果，诉说了苏州河的发展历程。决策者充分意识到通过挖掘它们身上的历史文化价值，塑造滨河公共空间来拉动苏河湾城市复兴的重要性。这两栋建筑的修缮工程除了有着保留城市历史文化的意义，更重要的则是通过点状历史建筑，塑造了面向苏州河的公共界面，带动了周边地块的开发，通过宝格丽酒店的商业开发，推进了历史建筑现代性的文化复兴，进而开启了苏河湾的整体复兴之路。

作者:秦雯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

策划：周敏娴

编辑：徐璐明

责任编辑：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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