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文存（全七册）

冯至著

领读文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点击视频观看详情介绍

冯至文存共七册，收录冯至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小说《伍子胥》；充满独特“自然观”的散文集《山水》；抒发对青春、爱情、生命赞美的《昨日之歌》；蕴含着对生命和宇宙的思索、展现生命沉思的《十四行集》，以及冯至生前编订，反映其一生各个时期重要学术成果的《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上、下卷）。其中，《伍子胥》《山水》《十四行集》被钱理群先生誉为冯至的“三绝”。

冯至文存经冯至家人授权，较全面地收录了冯至先生诗歌、散文、译著与学术论著代表作品，并保留了作者原注与说明性文字，为阅读者理解冯至作品与文本内容提供帮助与参考。

▲冯至长女冯姚平为读者展示新出版的“冯至文存”

（以下内容原载于《文汇读书周报》第1708号第一、第二版“特稿”，2018年4月9日发行，作者陈漱渝）

怀念冯至

戊戌新春，琐事蝟集，又有还不清的文债。但我仍然想写缅怀冯至先生的文字，先把一些看来更为紧迫的事情扔到一边。产生这种写作冲动有两个原因：原因之一是收到了一本《秋风怀故人——冯至百年诞辰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因为收到快递时信封上的“详情单”已脱落，因此不知是哪位好心人为什么在此时会给我寄来这样一本书。书中收录了56篇缅怀冯先生的文章，感情真挚，文笔隽永。我并非冯先生的亲属同事，也不是他的亲炙弟子，编选者没有向我组稿是很自然的。但因为我跟冯先生也有过接触的机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因之二是几乎在收到这本书的同时，我又收到了上海寄来的一本文学刊物，其中刊登了一位资深编辑的文章，说有一位大学者一提到冯先生就摇头，说：“风派！”我佩服这位大学者的渊博，但对他这种恃才傲物，轻易臧否人物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说得更为直白一点，就是极其反感，因此更愿意谈谈我心目中的冯至先生。

“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在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冯先生是一个地位显赫的领军人物，因此他先后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执教，曾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世界文学》杂志主编，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虽然职务和头衔并不能完全跟真才实学画上等号，但在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这类人才多于过江之鲫的单位，没有一些学术实力恐怕也是服不了众，压不住阵的。

然而，冯至先生却特别谦虚。冯先生是国内屈指可数的歌德研究专家，他的论文《论歌德》代表了我国歌德研究的最高水准，曾荣获德国颁发的歌德奖章。但他却表示并没有真懂歌德，因为他没有深入研究过歌德关于自然科学的论著。他的《杜甫传》在中国古典文学界有口皆碑，因为他写的是一个活脱脱的唐人杜甫，而没有将杜甫现代化或政治化。因此，毛泽东当众夸奖冯至“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但冯先生却表示“工力此生多浪费，何曾一语创新声”，并不自诩为前卫先锋学者。鲁迅称赞冯先生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朱自清肯定他的“叙事诗堪称独步”，但他却说沉钟社的作家群中，罗石君的诗写得比他好。冯先生一生都处在不断反思、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中，从不欺世盗名，把自己打扮成完人。直至晚年，他还在为他曾经写过批判艾青的文章而内疚，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这篇《论艾青的诗》已属相当温和，并没有那种致人死地的火药味。

在冯至先生面前，无论是学识，还是年龄，我都是晚辈。1941年，当他僻居在云南昆明附近的一座山里，观行云、沐山泉、听松涛、闻松香，创作《十四行诗》的时候，我刚刚在重庆的歌乐山呱呱坠地。据说冯先生很不希望有些人去打扰他，但当我去敲北京建国门永安南里8楼203室他的房门，或是拨打当时只有六位数的“502695”的私宅电话时，他的态度都是热情的。这跟我的个人因素毫无关联，唯一的原因是我当时正在研究鲁迅，并供职于新成立的鲁迅研究室，而冯先生是一个发自内心尊崇鲁迅的人。

▲青年冯至

鲁迅对冯至的影响

在中国现代文坛，最初影响冯先生的应该是创造社元老之一的郁达夫。18岁的冯先生曾在北京大学的课堂上听过郁达夫讲统计学，并为郁达夫的《沉沦》《采石矶》等名篇所倾倒。通过郁达夫的引荐，沉钟社成员陈翔鹤在1923年下半年拜访了鲁迅。再通过陈翔鹤、陈炜谟的关系，冯至也接触了鲁迅。冯至有一个同学叫戴昌霆，是鲁迅在教育部同事戴螺舲的儿子，他也向冯至介绍了鲁迅的情况。不过，鲁迅对冯至的影响主要还是来自他的作品和讲课。

冯先生告诉我，鲁迅最早对他产生影响的作品是1919年冬天在《晨报副刊》发表的《一件小事》，作品中那个满身尘土的人力车夫形象曾使他感动得流下热泪。1924年暑假之后，他又在北京大学旁听了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略》。这门课其实并非专讲中国古典小说，而是旁及了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讲的是“广义的象征主义”。鲁迅《野草》中有一篇散文诗《一觉》，其中追忆了两三年前有“一个并不熟识的青年”到北京大学教员预备室赠给他《浅草》杂志的情景，并对浅草社、沉钟社的成员寄予了殷切期望：“是的，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文中提及的这个“并不熟识的青年”指的就是冯先生。鲁迅还曾把一本《当代英雄》的德文译本赠送给他，希望他把这部莱蒙托夫的小说翻译成中文。我认为，冯先生以上回忆极有价值，就建议他写成回忆文章，发表在我们单位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上。这篇文章题为《笑谈虎尾记犹新》，我至今仍保存着冯先生这篇文章的手稿。

生命之路的探寻者和开拓者

当我缅怀冯至先生的时候，有些深感愧疚的事同时涌上心头。1980年代初，北京一些单位经常放映“内部电影”，外国文学研究所也经常组织外国影片的观摩。刚刚冲出精神禁锢的知识分子都感到了一种“文化饥渴”，所以每当放映“内部电影”时都是一票难求。冯先生是外文所所长，当然会有些赠票，他腿脚不便，自己又不去观看，因此“少不更事”的我就经常打电话去向他索票，而结果都是每求必应。我敲他家的门之后，经常是取完票就走，既不问候老人家的起居，也不向他请教学问，回想起来深为当年的孟浪而懊悔。

▲冯至十四行诗《深夜又是深山》手迹

我不但自己多次打扰冯先生，有时还带着媒体去骚扰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台湾地区某影视公司要拍一组大陆老作家的录像，总片名似乎是《现代诗情》，其中当然也要采访冯至。我用“当然”二字，是因为冯先生在中国台湾、香港的影响力不小。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出版社曾出版过收录冯至作品的《现代中国诗选》。1970年代末，收录了冯至作品的《中国现代诗》成为台湾地区的“大学用书”。1990年代初，我还在台湾地区的《文讯》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学贯中西、创作多面的冯至》的文章，后收入我的《五四文坛鳞爪》一书，1998年9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为了安排好这次采访，我还特意请来了冯先生的老友卞之琳先生。台湾影视公司的人一大早就到了冯先生的客厅，摆摄像机，调灯光，挪动桌椅，折腾了好久。后来请冯先生出场，讲自己的创作生涯，回答各种问题，还让他当场朗读了一首代表作《蛇》，临近中午才收工。冯先生将自己的一些书签赠给摄制方，但摄制方不但没有支付任何报酬，而且也没请冯先生吃一顿工作餐。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便单独请卞之琳先生去一家小饭馆吃了午饭。我们对摄制方的唯一要求，是影片合成之后能赠送一盘录像，他们当时答应了，但事后打听，连这盘录像带也并没有寄。冯先生是一位爱惜光阴的人，深感岁月日减，越来越迫切地感到应该做的事还很多，但像我这样不仅自己去打扰他，还带人去打扰他，实在是一种罪过。

行将结束本文的时候，不禁又想到冯至《十四行集》中那首关于“路的哲学”的小诗，每当读到，我都会联想到鲁迅小说《故乡》的结尾，也会联想起鲁迅的随感录《生命的路》：

你说，你最爱看这原野里，

一条条充满生命的小路，

是多少无名行人的步履，

踏出来这些活泼的道路。

在我们心灵的原野里，

也有几条婉转的小路，

但曾经在路上走过的

行人多半已不知去处。

寂寞的儿童、白发的夫妇，

还有些年纪青青的男女，

还有死去的朋友。他们都

给我们踏出来这些道路，

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

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

在生命的征途中，冯至先生是探寻者，也是开拓者。我们纪念他，就要珍惜他用艰难步履踏出来的路，让这条路不但不荒芜，而且越走越宽阔。

>>书摘：

《山水》文摘：山村的墓碣

德国和瑞士交界的一带是山谷和树林的世界，那里的居民多半是农民。虽然有铁路，有公路，伸到他们的村庄里来，但是他们的视线还依然被些山岭所限制，不必提巴黎和柏林，就是他们附近的几个都市，和他们的距离也好像有几万里远。他们各自保持住自己的服装，自己的方言，自己的习俗，自己的建筑方式。山上的松林有时稀疏，有时浓密，走进去，往往是几天也走不完。林径上行人稀少，但对面若是走来一个人，没有不向你点头致意的，仿佛是熟识的一般。每逢路径拐弯处，总少不了一块方方的指路碑，东西南北，指给你一些新鲜而又朴实的地名。有一次我正对着一块指路碑，踌躇着，不知应该往哪里走，在碑旁草丛中又见到另外一块方石，向前仔细一看，却是一座墓碣，上边刻着：

一个过路人，不知为什么，

走到这里就死了。

一切过路人，从这里经过，

请给他作个祈祷。

这四行简陋的诗句非常感动我，当时我真希望我是一个基督徒，能够给这个不知名的死者作一次祈祷。但是我不能。小时候读过王阳明的《瘗旅文》，为了那死在瘴疠之乡的主仆起过无穷的想象；这里并非瘴疠之乡，但既然同是过路人，便不自觉地起了无限的同情，觉得这个死者好像是自己的亲属，说得重一些，竟像是所有的行路人生命里的一部分。想到这里，这铭语中的后两行更语重情长了。

由于这块墓碣我便发生了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兴趣：走路时总是常常注意路旁，会不会在这寂静的自然里再发现这一类的墓碣呢？人们说，事事不可强求，一强求，反倒遇不到了。但有时也有偶然的机会，在你一个愿望因为不能达到而放弃了以后，使你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得获。我在那些山村和山林里自然没有再遇到第二座这样的墓碣，可是在我离开了那里又回到一个繁华的城市时，一天我在一个旧书店里乱翻，不知不觉，有一个二寸长的小册子落到我的手里了。封面上写着：“山村的墓碣”。打开一看，正是瑞士许多山村中的墓碣上的铭语，一个乡村牧师搜集的。

欧洲城市附近的墓园往往是很好的散步场所，那里有鲜花，有短树，墓碑上有美丽的石刻，人们尽量把死点缀得十分幽静，但墓铭多半是千篇一律的，无非是“愿你在上帝那里得到永息……”一类的话。可是这小册子里所搜集的则迥然不同了，里边到处流露出农人的朴实与幽默，他们看死的降临是无法抵制的，因此于无可奈何中也就把死写得潇洒而轻松。我很便宜地买到这本小册子，茶余饭罢，常常读给朋友们听，朋友们听了，没有一个不诧异地问：“这是真的吗？”—但是每个铭语下边都注明采集的地名。我现在还记得几段，其中有一段这样写着：

我生于波登湖畔，

我死于肚子痛。

还有一个小学教师的：

我是一个乡村教员，

鞭打了一辈子学童。

如今的人类正在大规模地死亡。在无数死者的坟墓前，有的刻上光荣的词句，有的被人说是可鄙的死亡，有的无人理会。可是瑞士的山中仍旧保持着昔日的平静，我想，那里的农民们也许还在继续着刻他们的别饶风趣的墓碣吧。有时我为了许多事，想到死的问题，在想得最严重时，很想再翻开那个小册子读一读。但它跟我许多心爱的书籍一样，尘埋在远远的北方的家乡……

1943年，写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