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二元经济：新经济繁荣与传统经济再造》

周春生（主著） 汪祉良（参著）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本书尝试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来更加科学地分析数字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结构转变和经济动能转换的内在规律。全书详细讨论了新旧经济部门（无限部门和有限部门）之间的相互影响，劳动力和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迁移，以及数据、技术、创意等知识资本的积累等，同时对新二元经济的增长机制进行了专门探讨。鉴于新二元经济时代有限部门和无限部门既相互竞争，又高度融合的特点，本书也对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和数字化进行了讨论。

>>书摘

无限供给经济的快速繁荣

当今时代是无限供给要素、无限供给产品大繁荣的时代，技术快速进步、迭代，专利数量、创意产品、数据资产呈井喷式增长。中国在无限供给经济领域的成绩非常耀眼。

无限供给经济是一套新的经济学理论，但无限供给要素和产品并不完全是新的存在，只是早年这类要素在经济活动总量中占比较低，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我们先来看看无限供给要素。如前所述，技术是一种重要的无限供给要素。技术不是今天才有的，其重要性早就为人所熟知。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经典的技术革命。古人发明的植物栽培、家畜饲养、陶器制造、炼铜炼铁方法也是技术。但是，因为需要通过其他载体或与其他生产资料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因此长期以来，技术并没有被主流经济学理论视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

再来看无限供给产品。马克思的《资本论》、孙武的《孙子兵法》、贝多芬的《欢乐颂》不知已经被多少人阅读、欣赏过，这些都是经典的无限供给产品（作品）。在理论上，所有这些思想性产品一旦被创造出来，都是可以无限供给的。但由于长久以来这些产品需要以有限供给产品作为载体，如书本（纸张）、唱片，其无限供给的属性并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足够重视。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无限供给产品在传统经济时代毕竟占比较低，忽略其存在性似乎对经济理论的整体有效性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所以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随着技术进步的加速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无限供给要素和产品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而且对有限载体的依赖性也在快速降低。例如，在传统经济中，图书需要以纸为媒介，音乐需要被刻录在唱片或磁带里，然而现如今，数字图书、数字音乐几乎不需要借助任何物理载体就能流通，成了无限供给产品。人们只要有部手机，就可以看书、欣赏音乐，做许多自己想做的事。

近些年来，技术和数据这些新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在中国呈现出井喷式增长，以数字产品为代表的无限供给产品也层出不穷。

先来看专利申请和授予情况。1999年，中国获得专利总数只有16607件。到了2018年，中国获得的专利数量突破百万件，达到了惊人的1393815件，位居世界首位。不到20年时间，中国年获得专利数量暴增了83倍，增速着实惊人。当然，技术水平不能只看专利数量，还要看质量和应用前景，但专利数量至少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科研和技术力量的快速进步。

与专利数量增长速度相呼应，中国近20年来的研发支出也在快速增长。1999年中国R&D经费支出总额为678.9亿元，占当年GDP的0.83%。2019年中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22143.6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为2.23%，创历史新高。2019年华为财报显示，2019年研发投入为1317亿元，相当于20年前全国总研发经费支出的两倍（当然，这里有通货膨胀因素），可谓数额惊人。

数据资产的增长更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亮点。尽管中国数字化进程起步较晚，但成长速度很快。中国“数据圈”规模在2018年时约为7.6ZB，占全球总量的23.4%，预计到2025年时规模可达48.6 ZB，成为全球最大“数据圈”，占全球总量的27.8%，年复合增速达30%。

徐翔、赵默非在《数据资本与经济增长路径》一文中提到，2015年，中国数据资本在6万亿元左右，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约为4.3%。2019年，中国数据资本已达9万亿元左右，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上升到接近5%。

数字经济在中国的高速发展更是势不可当。上海社科院于2019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增速在2016-2018年连续3年排名世界第一。2016年、2017年和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同比增速分别达到21.51%、20.35%和17.65%，远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年）》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名义增长20.9%，占GDP的比重为34.8%。其中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6.4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7.1%。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4.2%和20.3%。2018年产业数字化规模超过24.9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3.1%，占GDP的比重为27.6%。工业、服务业、农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8.3%、35.9%和7.3%。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信通院”）测算的数据，描绘了近些年来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态势。该图直观地显示了数字化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005-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一直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2008年以后增速进一步加快。10多年间，中国数字经济总规模从2.6万多亿元增长至35.8万多亿元，增长了近13倍（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名义增长）。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一路高歌猛进，从2005年的14.2%上升到2019年的36.2%，其中2005-2008年，数字经济在GDP中的占比上升了1个百分点，其后每3年上升6个百分点左右，发展势头惊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数字经济如今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都已举足轻重。

广义而言，中国的数字经济从业人员数量于2019年达到1.9亿，占中国就业总量的24.6%。与此同时，当年中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达到36.2%，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7.7%。数字经济已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以数字经济崛起为代表的中国新经济业态的蓬勃发展，一方面是技术进步和模式创新推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

一定程度上讲，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劳动力丰富、成本低廉、物质产品相对紧缺所推动的快速工业化。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工业化进程和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资本积累已经基本完成。在传统市场，包括房地产、基础制造领域的投资，在中低端产品出口和社会大众的基础消费方面，都逐渐逼近饱和状态。由此，传统存量行业的增量空间已经变得非常有限。经济发展、企业繁荣、消费升级，均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和新的增长空间。新的增长空间在哪里？在于创新，在于新技术的突破和新产品的打造，在于新需求的创造。

近10年来，中国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生物科技、量子技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阶段性成绩，是企业寻求新增量的具体成果。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创新和发展还会继续快速向前。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全面推进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不只是中国独有的经济发展趋势。美国是数字经济发展最早的国家，其数字化技术水平和数字经济规模目前依旧领先全球。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特别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大部分成员），也在不遗余力地发展数字经济和智慧经济。201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成员中70%~95%的成年人是互联网用户，智能手机是最受欢迎的上网工具。2020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产生的影响，全球对数字经济的重视和依赖程度更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数字和智慧经济的兴起，不是技术的边际改进，不是小修小补的经济结构调整，而是一次生产、流通、生活方式的伟大革命。这一轮以数字化和智慧化为代表的技术革命，与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以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相比，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将更为宏大。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数字经济是现代无限供给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但数字经济并不等于无限供给经济。按照通用的核算口径，数字经济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数字产业化，即信息通信产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数字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二是产业数字化，即由于应用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提升，传统三次产业的新增产出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产品还是有限供给产品，传统产业应用数字技术增加的产品也是有限供给的。当然，即便数字经济和其他新兴产业的最终产品是有限供给产品，生产过程依然离不开大量的技术、数据等无限供给要素。

>>著者简介

周春生，长江商学院金融教授，长江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先后获北京大学数学硕士学位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系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曾任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经济学家，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委员，加利福尼亚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教授等职务。

汪祉良，北京大学硕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荣誉学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